【大紀元2012年11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金洋報道）舊金山的中華總會館被稱為傳統僑社的龍頭老大，要想通盤認識中華總會館，首先要認識其商董會，包括商董會的歷史，商董會成員的任期，商董會的構成以及商董名稱的沿襲。據資深的媒體人張湘業生前的說法，他任職僑社平面媒體記者，足足用了三年的時光，才勉強了解中華總會館的一個大概。
中華總會館的人事結構，原原本本，非常簡單，一點也不複雜。最起碼，並不比一般的商業機構的商董會複雜。從中華總會館的組織章程來看，中華總會館的人事不外是由七大會館派充的商董組成商董會，商董會由一名總董事領導。商董會為了管理日常內外事務，設通事一名，另庶務一名。這樣的人事分配和組成，詳細記錄在民國十九年修訂的章程之內。
滿清時期 半官方性質
現今的總董事，簡稱為總董，是由七大會館主席輪值的職銜。輪值總董的任期，每任只有兩個月，舊時總董又稱為紳董，乃沿唐山俗稱。總董若占有商董名額則具有表決之權，若不占商董，則僅具主持商董會議和獻議之權。
商董會是中華總會館組織結構的主體，並且是中華總會館的最高權力和決策機構。
商董的產生，中華總會館是處於被動，組成中華總會館的七大會館才是主動。逢年臘月中旬，中華總會館循例通函七大會館，要求各大會館，將次年出席中華總會館之商董名單，及其英文郵寄地址、家庭電話或手機號碼等相關資料，以及出席總會館之樓業、財務、核數、網絡等小組等之職銜商董名單，?送中華總會館。如無特殊事故，七大會館會配合照辦。
民國前，商董一向由各會館推鄉望素孚，熟悉僑情之商民僑彥，經總領憲遴選扎派充當，故曰商董。商董之任期，例定三年，凡任滿留任或補派之商董，悉由總領憲扎知中華總會館。由各會館公推，經總領憲遴選扎派，到中華總會館知照，經這樣一系列的官僚架構和程序產生，當可見僑民-中華總會館-總領事衙署三方關係之緊密，並導致日後中華總會館充滿了半官方的色彩，雖然，由領事衙署扎派商董的歷史，終止在民國建立之後。
『誠以當日移民來美，新客舊客，覓食維艱，行止無定，即傭於金山者，操牛馬之勞，等奴僕之役，無暇亦無能管理閒事。惟有商民定居於是，有資產、有餘閒、有智識、有地位，可當一面，始能受人之託，服眾人之務。故扎派商民及有類商民者為商董，蓋事理之常也。』（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p157）
歷年的商董數目亦屢經變更：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月，總領事孫士頤扎派商董，計寧陽會館十一名，三邑六名，陽和六名，岡州五名，合和四名，肇慶三名，恩開二名，人和一名，合計三十八名。
宣統三年(1911)，商董增至七十一名。
民國之後 褪去官辦之色
民國元年(1912)，商董額減為七十名。
民國十四年(1925)，商董一詞，見諸正式記錄，經已改稱為「董事」，經此一變，不但是名變，而事實上到了民國十四年，中華會館的商董也起了質變。惟僑社因沿舊習，仍稱商董如故。是年十月二十日，中華會館大事重訂章程，章程草案規定董事由七會館選舉資望較深者充當，員額增為八十名，其分配如下：
甲、寧陽會館選舉二十二員；乙、三邑會館選舉十二員；丙、岡州會館選舉十二員；丁、陽和會館選舉十二員；戊、肇慶會館選舉十員；己、合和會館選舉八員；庚、人和會館選舉四員。
民國十七年（1928），中華會館修改章程之議又起，公推當年七大會館主席為起草員，草擬了《中華總會館新訂章程要點》。要點的第一條，就是對商董會的改革：『本會館目前之商董會，改為委員會，人數共四十二名，七會館每選派代表六名，各會館主席通事在內。』
十分明顯，這樣的改革，是採用了平均分攤主義，這種理想而幾近虛幻的分攤主義，寧陽會館對中華會館的負擔無疑是減輕不少，但相對的權力卻慘遭削弱，寧陽會館豈有就範之理？況平均分攤主義，與當時的現實不符。更與同年寧陽會館第一屆懇親大會，通過的第十六號決議案大相徑庭。故該新訂章程之要點各項，遂遭寧陽會館堅拒。結果，流產告終。《編者按：民國十七年（1928）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寧陽會館召開全美寧陽梓里首屆懇親大會於金山大埠，議決通過了著名的第十六號（甲）（乙）項提案，提案的文字及訴求精神為：查我寧陽會館之於中華會館也，負擔義務最重，而享受權利獨輕，如出港票之交納，我邑約居強半，而在中華會館之出席權，則未及其半，此是何等吃虧……》。
該提案對中華總會館日後（1930）修訂的新章，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此一提案直陳寧陽會館交納給中華總會館之出港票銀，與該邑在中華總會館商董會之出席權（人數）未能均衡。
1929年四月十八日，中華會館議決改組，並推定寧陽會館四人，六大會館各二人為新章程起草員。歷經一年，在1930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商董會中，始二讀通過新章實施，以迄於今。
1930年二讀通過的新章，重新確定了商董會的商董額為五十五員，其中寧陽會館占額幾近一半的二十七名，任期一年。其餘六大會館的商董任期為兩年，所有會館派出的商董均可連任。
五十五名商董員額的確定及其分配，乃根據1926年，全美僑民通過各自所屬之七大會館，向中華會館登記註冊的人數而來，並非直接以出港票銀的多寡計算決定。而是以每五百名註冊人為一單元，著派商董一名。以當時註冊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六人，盈虛折算，得商董額五十五名，點冊計算結果：
寧陽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人（其中，黃姓獨占二千四百三十三人），占二十七名；肇慶三千九百一十人，占八名；合和二千八百九十五人，占六名；岡州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占五名；陽和二千四百六十四名，占五名；三邑一千四百四十九人，占三名；人和四百九十三人，占一名。
點冊之結果，人和會館人數不足五百，惟盈虛折算，寧陽會館盈餘四百四十三之數，補足人和會館之差額，故人和會館得占商董額一名。有僑社故老相傳，人和之商董額一名，源本自寧陽云，雖屬傳說，不無道理。但其他會館，除岡州外，又何嘗不然？總之，寧陽會館在盈虛折算的計算方法上，沒有占到任何好處，反而平白損失四百四十三之註冊人數。
至於七大會館派出中華總會館之商董，因各該會館各有承傳和規定，將另文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