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30日訊】天降餡餅
山東出了個孔夫子，至聖先師似乎把天時地利用盡了，從此齊魯大地名人稀少。梁山是個好山頭，可惜綠林好漢成不了氣候。我的故鄉高密，是個平庸的地方，人和城市都有一張平庸的臉，其實平庸也是一種福氣。
平地一聲雷，中共又恨又愛的諾貝爾文學獎，突然從天而降！平庸的高密，墳頭冒出青煙，一下子火了起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領導說大話。諾貝爾文學獎，使各級領導馬上嗅到其中的官運和財氣。立即緊鑼密鼓地大抓以莫言為中心，以莫言故居為基地，以紅高粱品牌為主導的政治、經濟、文化高地總體戰，前期投資六‧七億，油水不薄。頓時齊魯大地瀰漫著濃濃的高粱酒氣，夾雜著「我爺爺」的尿騷味。「我奶奶」若得知要新栽萬畝紅高粱，一定會又興奮起來。
地方官對莫言他爹宣佈：「從今以後，兒子不再是你的兒子，房子也不再是你的房子了！莫言己經成為一種資源，要為家鄉做貢獻！」莫言想不開口都不行了，因為你的嘴巴已不再是你的嘴巴了！
中國人好面子，我們山東人多有一張大臉，五官依舊在，只是不分明。「我奶奶」長得很俊，只可惜已移民新加坡，國寶外流。
諾貝爾獎與政治
中共一直認為諾貝爾獎是帝國主義的政治工具。但是，文學離不開意識形態，又怎麼可能脫離政治？首先必須為政治正名。
政治不是一個貶義詞，而是一個中性詞。中山先生講得最淺顯易懂：「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說得全面一些，政治就是民眾選出公務員為自己管理社會，保障福利，保衛國家的一種運作機制。
代表不同集團利益的團體或黨派之間的競爭，他們爭取的是政治權力。而民眾所爭取的是選舉權、監督權及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政治權利。權力與權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諾貝爾委員會是瑞典一個非營利機構。但它畢竟是現代社會的一部份，不可能完全不考慮任何政治因素，評委們的思想認識也不可能完全脫離時代局限性。
一九七三年和平獎頒給了狡詐的越共頭子黎德壽和機會主義的政客基辛格，為出賣了南越人民利益的美國政府貼金。這就是一個判斷錯誤。畢竟這種失誤只佔少數，人們應以平常心對待之。
諾貝爾獎與中國
在一般的民主國家，政府和民眾對諾貝爾獎多持平常心。但在今日之中國，卻看得遠比奧運金牌重得多。經常表現出一種神經質的過激反應。例如高行健得了文學獎，中共反應強烈，聲稱諾貝爾獎是反華勢力的工具，而高不算中國人，不值一提。其實高行健是一位很平和的異議作家，在文學創作方法上表現了一些新的潮流。更主要的是其作品反映出一些當今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問題，表現出一個作家的道德良心。他沒有按中共規定的主旋律跳舞，所以被極力貶低。諾貝爾也被牽連成為靶子。
正當中共的孔子和平獎騎虎難下之際，諾貝爾文學獎從天而降，落到了莫言頭上。中共突然像打了雞血針，立即極度興奮起來，如獲至寶，大吹大擂，極力吹捧。中共官辦的作協副主席、共產黨員作家得獎，是中共為自己貼金的好機會，各種傳媒一哄而起。昨天還在全面批判諾貝爾委員會，今天鄭重介紹諾獎評委們如何資歷深厚、學識淵博、公正不阿，而且評審程序如何嚴謹、鐵面無私，公平、公正、公開。你完全想像不出這就是昨天潑婦罵街的媒體，變臉之快，超過川劇。
作家陳村說：「人們為甚麼獨獨認定中國的文學家一定要比科學家聰明一些呢？為甚麼獨獨認為文學獎最值得一獲呢？或者，竟是認為這文學獎更多一些摸彩的意思嗎？」有點明知故問。但其中人的因素更多一些。文學獎與和平獎，都有明確的標準，但具體地量起來，見仁見智，因人而異。特別是涉及到中共時，特別敏感，討價還價，必不可免。既要諾貝爾委員會可以接受，又要適當照顧中共的面子。基辛格說：談判就是妥協的藝術。先是高行健，再來個莫言。中間有些爭議，更多的是秀給世人看的。這也是一種魔幻手法。明眼人都知道，中國有許多更有道德良心、更有勇氣擔當、有更好作品的作家和更感動世界、為民請命、奮不顧身、不畏強權的民主鬥士，他們雖也可能獲得提名，卻總不能入選。這就是骯髒的政治。但民眾會記住他們，歷史會記住他們。
報上還提到過去的一些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中國作家，只是含糊其辭，不想多說。可能有難言之隱吧。
有人為魯迅提名，但魯迅不同意，他自認不夠格。有人說魯迅認為當時中國的作家們都不合格。此言不妥。有人把此事歸昝於種族歧視，根據不足。有人認為魯迅沒有長篇小說，雜文太多，有局限性。有人說魯文太艱深，也難翻譯。
我認為魯迅對中國人性的挖掘之深、解析之透，至今無人能出其右。但我認為洋人很難真正理解其文學價值和精神價值。
魯迅的局限，正是他那個時代的局限。當時左傾被認為是進步，魯迅也成了「左聯」的招牌。對冷靜平和，睿智深沉，博學多才的胡適都不能包容。與國際公認的價值觀不相容，所以要得獎也難。
沈從文確有條件獲獎。奇儷多彩的邊城風情，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自然流暢的文學語言，敏感細膩的心理描寫，清新獨特的文學風格，在當時的文壇獨樹一幟。據說文革時期，諾貝爾委員會派人來中國瞭解他的情況，中共文化部竟然回覆：不知道有這個人。他就這樣被失蹤了！正是中共在搞政治。
莫言對於得獎比較低調：「我覺得獲獎並不能代表甚麼。」但是，中宣部長李長春卻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剛剛把諾貝爾獎口誅筆伐，打成反華勢力，貶得一文不值。轉身就拿來為中共貼金，無恥之尤。
李長春之流不只無恥，而且陰毒，正是這群黨棍，用黨文化和專政機器，無所不用其極地摧殘和扼殺了中國文學的繁榮進步，幾十年沒得諾貝爾獎，也是旁證之一。中國真正稱得上大作家者，真正能在歷史上流傳下去的作品，都是產生在「萬惡的舊社會」。一些名作家在四九年之後，就再也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了。多少人屈辱一生，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多少人悲憤自殺。這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浩劫，這一切都要記入歷史。
中共的文化政策，就是要把文藝工作者變成為黨歌功頌德、裝飾門面的跳樑小丑，把喪事辦成喜事的幫閒，用軟刀子殺人的幫兇。
李長春也把莫言收入了綜合國力，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所謂紅高粱文化高地應運而生。整個文化界就這樣充滿了銅臭氣。
黨員護獎
莫言是中共黨員，作協副主席。為何黨員也可得獎？此事不能一言以蔽之。諾貝爾獎並沒有規定不可以發給共黨黨員。如果他們有符合該獎評獎標準的作品，得獎也不奇怪。但是，既要能避過共黨的審查，又能符合得獎標準，的確不易。某些微妙的政治因素，會在適當時刻，起關鍵作用。以魔幻手法寫的頒獎辭，似幻似真，含義朦朧，盡在不言中。
文學創作，是一種內涵廣闊、手法多樣的創造性勞動。當黨性沒能完全扼殺人性時，人性會很自然地起作用。中共一再批判人性論，原因在此。良心尚存又善於獨立思考的作家，深入觀察和體驗生活時自然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佛家認為，人既有佛性的一面，又有魔性的一面。黨性正是魔性。這種魔性就隱藏在某些緊跟主旋律的作品之中。
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我們在閱讀一些文學名著時，會感受到作者警世勸善的慈悲之心，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
前蘇聯的共產黨員作家，米‧阿、簫洛霍夫寫的《靜靜的頓河》獲一九六五年諾貝爾文學獎。五十年前讀過之後，印象很不錯。後來得獎也是實至名歸。大約記得內容是寫俄國內戰時期，「紅軍」和「白軍」在頓河流域的戰爭，場面宏大，展現了哥薩克們急風暴雨式的生活。在此背景上展開了以哥里戈里和阿克尼西婭兩個主角之間悲歡離合的愛情悲劇。
有人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毀滅給人看。」作者是想透過兩人帶有濃厚個人主義色彩的熾烈愛情，與社會主義的革命狂飆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使他們走向了悲劇性的毀滅。而這也正說明了共產黨員作家自身的思想局限性。
當年，共產主義思潮大行其道，在西方也挺時髦。尤其在激進的知識份子中頗為新潮。諾貝爾委員會也可能有人受此影響。不過，評獎是在一九六五年，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澈底否定斯大林之後，蘇聯正在新思潮衝擊之下，走上瓦解的不歸路。經驗老到的評委們，敏銳地看出了書中共產革命對人性的摧毀和共產主義的虛幻性。難怪文革中就有人批判《靜靜的頓河》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罵肖洛霍夫是修正主義黑筆桿子。戴紅袖標的五毛比領人民幣的五毛，政治嗅覺靈得多。
列寧雖然主張文學應當成為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但他還沒來得及動手，對充滿人道主義的高爾基也算寬容。斯大林卻沒放過他。斯大林、日丹諾夫等對知識份子的打壓很殘酷，但與毛澤東、康生、四人幫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
在所謂舊社會，若世風日下，只要有道德良知的作家能存在，就會有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產生。但共黨就像一堆大石頭壓在大地上，一棵健康的苗也長不出來，只會長出一些扭曲的歪苗。到了江澤民時期，以腐敗治國。靈敏的文人們又找到了一條邪道，用曖昧不明的準黃色來賺錢。黨也需要用它來麻痺民眾，睜眼閉眼之間，掃黃掃得全國山河一片黃。
魔幻與現實
莫言小說的創作手法，被諾貝爾評委歸類為魔幻，因為他們無法想像，在正常社會中，會有如此之多的精神變態的人物和情節。豈不知當今的中國社會更加魔幻得多，他們無法理解。《哈利‧波特》之類的魔幻小說，無論情節如何離奇，都離不開正邪大戰，邪不壓正的主題，青少年們看後，會感到正氣伸張。但讀莫言的小說，就像讀描寫《所多瑪堿》的小說一樣，感到扭曲、鬱悶、壓抑，甚至有些變態。我們面對一個扭曲的社會和被這個社會扭曲了的心靈。我猜測，評委們可能正是看中了這一點。其實「魔幻」並非創新，古己有之。漢學家馬悅然先生知道，中國的古典文學中，《封神榜》、《西遊記》等名著，原被稱為「神話」，正是以魔幻手法寫歷史，內含歷史故事、陰陽五行相生相、天人合一等深奧天理，豈是洋人的「魔幻」可同日而語？
今日中國，採用莫言這類寫法的作家不止一位，讀一下賈平凹、閻連科等人的小說，就會發現類似的題材和手法。作者都把自己躲到一種類似魔幻的外衣之中，在嚴酷的審查制度下，摸索一條生路。在躲閃避讓過程中，會失去一些東西。當自我保護成為一種思維方式和生存狀態時，就會自我迷失在一種奴性的滿足之中，這是一種時代的悲劇。當然，像《天堂蒜薹之歌》和《蛙》等作品，應當是更貼近現實社會生活的作品，更具現實意義。
莫言是個特別會講故事的人，可以把一個故事鋪排得跌宕起伏、奇幻詭譎、驚心動魄、出人意表。如萬花筒，似百衲被。但總感到缺一條邏輯主線，少一條主心骨。個個人物鮮活，卻缺少多側面塑造的主要人物。並不是要求有「三突出」式的主角，但總要有立得住的人物，而非匆匆過客。
讀莫言小說的感覺：故事奇幻，因果不明，好漢亦痞子，常人多變態，人人皆特別，無人成典型，開卷文筆精彩，掩卷印象朦朧。
只看了幾本莫言的書就妄加評論，必有管窺之敝，姑妄言之。
縱觀中華芸芸眾生，先富之人，酒醉飯飽，忙於鑽營，無暇讀書；弱勢群體，疲於奔命，魔幻與否，無此閑情。青年學子，追捧韓寒，模仿明星。僅我等老朽，眼花耳聾，信口開河，聒噪一通。
諾貝爾委員會諸君，中國需要的不是魔幻，而是疾風勁草，敢於直面淋瀝鮮血；敢於揭露活摘酷刑。敢於爭取自由民主，無悔奉獻磊落人生。
我們有高志晟、胡佳為代表的維權勇士；有廖亦武、馬健等許多有道德勇氣的作家群體；有艾未未為首的一群現代藝術鬥士。請評委們俯身近看，慧眼識珠，不要躲躲閃閃。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關於名著
莫言說：「我認為衡量一個作家的才華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一個作家有沒有創造一種獨特的文體，而魯迅、老舍都是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體的作家。」他是在回應某外國人誇他為「世界級作家」時說的話。
他是否是世界級，不必爭論。但他提出的有才華作家的標準，值得商榷。各個時代的大作家，其主要特徵不是創造了甚麼文體，而是能夠站在當代、甚至超越當代的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主要是道德的高度，通過具體人物和情節的鋪排，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現狀，進行深刻地揭示和批判。當時並沒有執政黨規定的「主旋律」，也少有為掌權者歌功頌德的小說。
不過，我認為莫言的文體是很有特色的，今天中國也有些作家用類似的文體，可能洋人少見多怪。莫言不至於用謙虛的方式表揚自己吧。
中外古典名著人們早己耳熟能詳，不必細述。儘管許多名著中的主人翁多為普通人，而不是甚麼英雄人物。圍繞著主角展開的社會生活場景，展示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例如司湯達的《紅與黑》的主角於連，就是一介花花公子。左拉的《娜娜》，圍繞幾個舞女，展開了巴黎上流社會的生活場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集，用一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全方位地展現了法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蛻變時期的階級關係的微妙變化。
時代背景的描述很重要。以《紅高粱家族》為例，當年山東抗日部隊的主力，是國民政府留下來的部隊。沈鴻烈、高仿先等在嶗山地區堅持抗戰，直到勝利。高密縣的蔡晉康的抗日游擊隊也很有實力，四九年後成了政協委員。共黨的實力不大，卻按毛澤東「一份抗日，兩份宣傳，七份發展」的方針，全力擴張，製造磨擦。背景虛假，人物就立不住。《紅高粱家族》說是長篇，其實是幾個短篇的併盤。但這還不是人物立不起來的原因。阿Q、祥林嫂、駱駝祥子等著名人物，都是短篇小說中塑造的人物。所以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主要靠作家的功力。
有人以為只要作品流傳時間長了，人物自然會成為典型。其實不然，人物立不住，作品也流傳不下去。
古今中外大文學家，多是深刻的思想家，道德高尚，高瞻遠矚，悲天憫人，淡泊名利，信神敬佛，修真、向善、求美。立意為本，文體結構次之，修辭為末。名著耐讀，即在於此。但想重讀《肥臀》，很吃力。可能是趕不上潮流之故。
莫言風格
評莫言的書，褒貶不一，見仁見智。讀者閱歷不同，口味各異，不必強求。更不必像中宣部一邊倒，一窩風。
讀過一些莫言的小說，感到寫法有些獨特，遣詞造句頗新潮，鄉土氣息濃，有些只有部份山東人才能明白。形容描述過多，有點繁瑣。他很會講故事，口若懸河，一洩千里，有點煞不住車，表現慾重。故事和人物情節的內在連貫性被沖淡了。
使我想到某些印象派的油畫，初看五彩斑斕，細看糢糊一片。有的印象派畫作，細節具體，整體荒誕，如達利的畫。可以拍賣高價，但掛在客廳，精神上吃不消。像啃高粱麵餅子，進出都困難。
莫言筆法，不是孤立現象，是繼「傷痕文學」之後，演化出來的一種變種。而且有一些很有才華的中年作家，如前面提到的賈平凹、閻連科等。故事的奇特、人物的另類、語言的鄉土，掩蓋了深層的傷痕。玩世不恭替代了悵然若失的迷茫。
專制使人冷漠，冷漠有時外化為嘲弄一切的調侃，有時轉化成對殘忍變態的欣賞，癡迷於對變態冷血的描寫。用時空的錯位逃避現實的黑暗，用時空的穿越瞞過審查的賊眼。
熱血青年在專制的威壓和名利的誘惑之下，是很容易變成幫閑文人的，將屠夫的兇殘化為一笑。我並非專指某人而言，借題發揮而已。
莫言說：「狂言亂語即文章」。他的小說確如其言。
又說：「小說都講究有故事和典型人物，但寫了三十年，故事也寫得差不多了，漸漸地你就會有一種能力了，把別人的故事變成你的了，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都一樣。」「讓它變成發生在高密縣，所以鄉土也就開闊了。」名人胡吹也是名言。
寫小說，講究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逼李逵長在蘇州園林裡，林黛玉生在孫二娘店中。山東槓子頭饅頭爐裡烤出洋蛋糕，把奧巴馬放到高粱地裡養大，連玉皇大帝也養不成一位美國總統來。
高密東北鄉那一畝三分地，也實在擠不出多少故事，為甚麼非要把巧克力混到高粱餅子裡去充土特產？發生在中國的故事，就是中國的「鄉土文學」，可口可樂裡也不需要「我爺爺」那泡尿。
為何莫言
筆名為甚麼叫莫言？答：小時候話太多，母親喝斥：閉嘴！所以取名莫言。
這是託辭。
莫言生於一九五五年。毛澤東鬥了地主、殺了「反革命」、滅了三大教，吞了資本家。正磨刀霍霍，設下陽謀，準備向天真的知識份子們開刀。五七年突然襲擊，把幾百萬知識份子打翻在地，把五十五萬右派打入另冊，全國一片肅殺之氣，紅色恐怖一直延續到文革，恐懼成了人們的生活習慣。
莫言原名管謨業，參軍臨行前，父親鄭重叮嚀：「凡事謹慎，切記禍從口出，人不要張狂，否則必遭禍患！」謨字意為計謀、策略。所以，取名為莫言，即為一種自保的策略。進而轉變為一種精神常態。
莫家有自己的土地，靠自己的勞動生活，土改時被定為中農。其大爺爺則被定為地主。其子即莫言的叔叔隨國軍去了台灣、全家都受牽連。在當時農村中會承受巨大的壓力。所以莫言說：「我父親的脾氣很暴躁，在外面不敢發作，回到家就逮著老婆孩子撒氣。我們兄經常挨打，大家都怕他。」莫言的性格懦弱，有深遠的家庭和社會根源。
毛澤東和中共製造了五八到六一年的三年特大飢荒，三千八百萬至四千五百萬人被餓死。飢餓令莫言刻骨銘心。偶爾的飢餓，只是一種生理反應，長期的飢餓是殘酷的精神摧殘。
文革初期，莫言在學校造反，被勸退回家務農。在幼小的心靈上留下傷痕。只有瞭解這一切，才能理解莫言小說中一些難解的特徵。
張悅然說：「他是一團可以燃燒到你的火。」而我看到莫言冰火兩重天。對於個人、家族、和全民族的苦難，不平、不甘，要狂野地呼喊。但以作家敏銳的觀察，發現紅高粱燃燒過的大地，己被扭曲的雜交高粱污染，連狗都互鬥不止，處處暴露出種的退化。其實，他應當明白，卻不願承認，真正禍害中華的，正是外來入侵的馬列邪教與中國邪教雜交產生的中共。西方光照幫與東方血債幫雜交，才是中華大地一切禍亂的總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