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07日訊】中國的權貴階級之所以那麼富有，是因為他們壟斷或買通了權力，中國的普通民眾之所以那麼貧窮，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權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當權者與普通民眾的權力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貧富差距勢怎麼可能不變得越來越懸殊呢？！
——題記
一
地處長江南北交界處的南京，是中國最富庶的省份之一江蘇省的省會。每到歲末年初的時候，這裡總是北風刺骨，寒氣逼人。
2009年12月17日一早，當地一位市民路過安德門地鐵站137路公交站台時，意外發現有位外來民工竟已凍死在橋洞下面。
事後，當地一家媒體報導說：「據死者的民工朋友介紹，死者姓周，五十歲左右，來自泗洪。本是從老家到南京來打工的，但是因為現在工作不好找，掙不到錢，他有時就靠要飯為生，常住在橋洞下過夜。
『我一看他這個樣子肯定不行了。我一摸冰涼冰涼的。』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一個民工師傅去買早點，經過這個地方，發現他臉色不對，嘴漲得很大。最後手去摸摸冰涼的。估計是凍死的。
死者的民工朋友表示：『睡橋洞底下的人多了！今天估計二三十人吧！現在住旅店太貴唉，每天就這點錢夠吃個飯，一住就沒錢了！你住一晚旅館（的錢）能夠吃飯了。』
記者在現場看到南京安德門137路公交站旁邊的橋洞下住著不少民工。那邊環境髒、亂不堪。看見自己的同鄉客死街頭，不少務工者都表示現在城市給他們打工的機會實在少，一時找不到工作又住不起旅店，只能睡在露天。天這麼冷有時候晚上幾個人要擠在一起取暖。其中一位民工說，這邊還有個民工幹活時腿受傷了，20多天前就一直躺在這裡沒人管。要是再不救治估計下場比周某也好不到哪去。
近日，南京天氣溫度持續走低，夜間都將在0度以下，加上濕度比較大，穿上厚厚的棉襖人都覺得凍得受不了。外來民工為了混口飯吃，他們卻沒有溫暖，只能在這個城市裡面過著受凍的日子。南京大大小小的立交橋很多，在橋洞裡面過夜的人很多。」（注1）
看罷這則新聞，許多網友不約而同地都發出了一聲相似的感歎：「這不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代版嗎？！」
環顧當下的中國，類似的事例雖不多見，但它折射出的一個事實卻是誰都無法迴避和抹殺的，那就是隨處可見令人觸目的貧富差距。
按照胡潤研究院的最新報告，今天中國資產在600萬元以上的富人有270萬人（注2），約占全國人口的0.2%。而根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2007年，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的赤貧人口在中國仍高達1.35億，占全國人口的10%，每人每天消費2美元的貧困人口更多達4.3億，約占全國人口的32%。即便是按照中國政府刻意降低的標準，中國今天仍還有1.28億窮人（注3）。
一方是少數窮奢極欲的富豪，他們花天酒地，一擲千金，把奢侈品甚至豪宅當白菜一樣買，有的光嫁個女兒出手就是7000萬；另一方則是大量只能勉強維持生存的窮人，他們收入微薄，生活拮据，一年到頭過著緊巴巴的日子，不但買不起房，有人連孩子的學費也交不起，生病了都不敢去醫院看，更有甚者，入冬後居然還不得不露宿橋下，以致被活活凍死。這種強烈刺激著社會痛感神經的懸殊反差是每個中國人時下都能夠真切感受到的。
二
事實表明，改革開放後，在GDP迅速躍居全球前列的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以驚人的速度一路快跑著，不僅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而且差距越來越懸殊，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當之無愧的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衡量貧富差距有三個基本指標，即收入差距、財產差距和消費差距。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參與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調查。他說，中國的收入差距不但在不斷擴大，而且呈全方位擴大的趨勢。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注4）。而根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前幾年公佈的研究結果，如果把隱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考慮在內的話，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已相差65倍（注5）。
國際上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衡量居民收入差異的程度，其數值在0～1之間。數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危險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尼係數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被迅速拉高。來自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僅為0.317，2000年開始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0.496。雖然2001年之後中國官方再沒公佈過基尼係數，但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遠遠超過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高達0.55（注6）。
財產差距是衡量貧富差距的另一個重要指標。2010年世界銀行的報告稱，中國大陸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在發達國家，大多為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這表明，中國富人掌握的財富比發達國家富人掌握的財富多出了15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財富集中度最高的國家。而這個數據還只考慮了存款、股票等公開的資產，並沒有把灰色收入計算在內。由於在中國大陸財產的透明程度非常之低，如果將灰色收入計算在內，這個數字很可能要乘以2。
再看消費差距。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主編的《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當前中國消費差距繼續拉大，不同消費群體實際生活狀況反差強烈。該書披露：2006年，中國城鄉高收入戶的人均消費水平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96倍和1.87倍。這一群體主要關注消費的質量，消費方式個性化和現代化，物質消費講求高質、品牌、時尚和個性，精神消費和服務消費成為消費的重點和熱點。從具體商品需求看，高檔商品、進口商品、奢侈品已經成為經常性消費內容，其消費內容主要是出國旅遊、高級賓館、高爾夫球、高級進口物品等。
與之反差強烈的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狀況。這個群體主要由城鎮下崗失業者和大部份農民構成，其收入狀況決定了消費行為比較謹慎，主要是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對於改善生活環境和提高生活質量，他們雖有願望和要求，但往往力不從心。2005年，10%的城鄉低收入戶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分別為47.4%和51.4%，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0.7個和5.9個百分點。食品支出用去了低收入戶城鄉居民家庭近一半的收入，而居住的支出又花去了12.3%和13.3%的收入，家庭醫療保健支出均增長15%以上。這些支出的增速過快，加大了低收入戶家庭的生活壓力，降低了抵禦風險的能力。2006年，10%的城鄉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38.8%和33%，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7.2%和57.4%，收支基本相抵（注7）。
三
那麼，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何會變得越來越懸殊呢？原因很多，也很複雜，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每種原因裡往往又包含著多種不同的更具體的原因。要講清這個問題，就得抓住最關鍵的東西，抓住問題的牛鼻子。
如果把整個社會的財富比作一塊蛋糕，那麼貧富差距的問題其實也就是如何分蛋糕的問題，講的再具體些，也就是照甚麼比例分、按甚麼原則分以及由誰來主導分的問題。
顯而易見，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他們的財富都來自同一塊蛋糕。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之所以會變得越來越大，最直接的原因就在於分給窮人的蛋糕比例變得越來越小，分給富人的比例變得越來越大。那麼，為甚麼分給窮人的蛋糕比例在當今中國會變得越來越小，分給富人的比例會變得越來越大呢？原因之一是分配格局出了問題。
分配格局事關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三方，他們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參與分蛋糕的三大主體。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分配現狀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政府和企業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大，這個大既體現在絕對數量上，也體現在所占比重上。
世界銀行2009年底發佈的一份中國經濟報告指出，從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率，國家財政稅收累計增長了6.7倍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1.7倍，而農民更低，才增長了1.2倍（注8）。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從1996年起，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開始在波動中不斷上升，由1996年的10.91%增加到2011年的22.0%，年均上升0.71個百分點。再看增速，自2002年以來，中國財政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約為20.39%，而同一時期中國GDP年平均增速度為10.57%，財政收入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全國政協委員、中金董事長李劍閣直陳：「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所罕見，在世界歷史上也十分罕見。」
不但政府分得的蛋糕比例變得越來越大，企業分得的蛋糕比例同樣也在不斷上升。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公佈的《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顯示，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企業營業餘額占GDP的比例從21.9%增加到了29.6%（注9）。
四
顯而易見，一個國家的財富蛋糕就那麼大，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業分得的越來越大，勞動者分得的當然就只能越來越小——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主要表現為比重小，而不是絕對量小（注10）。
當然，政府分得的蛋糕大，並不意味著最終一定就會擠占勞動者的蛋糕。一些西方福利國家政府分得的蛋糕也很大，勞動者的蛋糕最後不是也沒受影響嗎？但這種結果的前提是，政府的財政收入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用在公共服務、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方面。而中國卻完全不是這樣，大部份財政收入都被政府用來進行直接投資和維持龐大的行政機構的運轉了，惠及老百姓的很少，落到窮人頭上的就更是毛毛雨了（注11）。
僅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來看，儘管中共一向標榜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但主人的勞動在自己的國家卻最不值錢。據媒體報導，改革開放後，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1983年的峰值56.5%下降到2005年的最低點36.7%，22年中內下降了20個百分點（注12）。這說明甚麼？說明經濟越是發展，中國勞動者的收入越是相對減少，他們的相對剝奪感也越是嚴重。
勞動報酬中的一個大頭是職工的工資。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後中國之所以能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勞動力成本比別的國家低，也就是職工的工資低。那麼究竟低到甚麼程度呢？根據大陸獨立學者劉植榮的研究，全球183個國家和地區的最低工資平均為41，535元，而中國只有6，120元，還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倒數的話就是第26位。再看最低工資與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為58%，而中國僅為25%，排在世界第158位（注13）。以現在的富士康為例，蘋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潤達150美元，為銷售價格的30%。與此相比，以工資形式返還給中國工人的薪水每部卻僅為8美元，占售價1.6%。而在中國來說，富士康的工資還算是高的。（注14）
除了絕對水平，職工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斷下降。1978年中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於當時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值卻下降為11.2%。根據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的計算，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職工工資總額每年的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平均要慢3.8%，明顯落於其它國家之後（注15）。
透過現象看本質，政府和企業分得的蛋糕比例越來越大，勞動者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小，說明中國的財富分配呈現出向政府和企業不斷傾斜的明顯趨勢，這意味著財富分配格局已嚴重失衡。由此導致了兩方面的嚴重後果，其中之一便是流向富人的財富比例持續上升。
以民營企業家為例，分配格局的失衡使得中國私人資本的回報比例節節上揚。有數據說，這個比例從以前的20%提高到了2006年的30.6%（注16）。這意味著甚麼？意味著作為中國先富人群中一個重要部份的民營企業家的財富在不斷擴張，他們的錢袋子明顯變得越來越鼓。
分配格局失衡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流向窮人的財富比例不斷下降。
道理很簡單，當今中國的勞動者大多數都是窮人（壟斷企業的職工除外），當今中國的窮人大部份也都是勞動者（失業者和喪失勞動能力的人除外），因此分給勞動者的蛋糕越少，也就意味著分給大部份窮人的蛋糕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分給富人的蛋糕沒有增加，貧富差距也會因為窮人拿到的蛋糕比例變得越來越小而不斷擴大，更何況分給富人的蛋糕比例同時還在不斷增大呢？！
既然流向富人和窮人的財富比例如此相悖，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當然也就是無法避免的了。
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財富分配不僅存在著分配格局嚴重失衡的問題，還存在著財富分配方式極度扭曲的問題，突出表現為權力對財富分配的直接介入。這也是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的一大直接原因。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按要素分配財富，資本的所有者獲得資本收益，勞動力所有者獲得勞動報酬，凡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莫不如此。但中國卻不是這麼回事，在現行的財富分配過程中，起作用的不僅是資本和勞動力，還包括權力，而且權力的作用更大。換句話說，中國不僅按要素分配財富，而且同時還按權力分配財富，權力甚至成了當今中國最有力的財富分配手段。由此導致的結果必定是財富分配向官員和資本明顯傾斜，而且這種傾斜大都是通過腐敗、尋租及壟斷的形式實現的。
不論是經濟學家的研究還是國人的生活經驗都告訴我們，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創造的巨量財富，一直在通過腐敗和尋租的方式源源不斷地流入大小貪官和各種尋租者的腰包，而這部份人正是當今中國先富人群的主體。
經濟學家通常把租金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看成是一個國家腐敗程度的標誌。1974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安•克魯格發表了題為《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的著名論文。在這篇論文裡，她用一個模型計算了當時世界上最腐敗的兩個國家——印度和土耳其的租金總額，結果發現它們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是7.3%和15%。倣傚克魯格的做法，中國經濟學家胡和立和萬安培分別計算了中國1987年、1988年和1992年的租金總額，得出的結果令人震驚！中國的租金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大概是20%到40%，不但世界罕見，而且比當年腐敗程度最嚴重的土耳其、印度還高得多。可見中國的腐敗嚴重到了何等程度！
根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等人的研究，2008年中國的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元人民幣，主要來自制度不健全導致的腐敗、尋租行為、公共資金流失和壟斷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它們急劇拉大了中國的貧富差距（注17）。可見腐敗與尋租是導致貧富差距變得越來越懸殊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下的中國，不僅是當今世界最腐敗，尋租現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且也是腐敗和尋租氾濫得最快最廣的國家之一。曾幾何時，貪污受賄幾百萬就算是巨貪，現如今，貪污受賄幾百萬、幾千萬者已比比皆是，貪污受賄上億、乃至十幾億、幾十億的，亦非個別。就連中國總理溫家寶也坦承，中國的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甚至涉及到許多高級領導人（注18）。由於腐敗和尋租現象越來越猖獗，貪官和尋租者的腰包自然也變得越來越鼓。
在一大塊蛋糕被大小貪官和各色尋租者通過腐敗和尋租暗中吞下的同時，還有一塊不小的蛋糕則作為國企高管的薪資被他們堂而皇之地裝進了自己的錢袋，這部份人也是中國先富人群中的一個重要部份。
根據學者劉植榮的研究，全球企業高管的工資平均是最低工資的5倍，而中國國企高管的工資則是最低工資的98倍（注19）。中國銀行高管的工資更是高得離譜。據中國銀監委披露：國資商業銀行董事長、副董事長、行長、副行長、總經理等高層，2006-2006三年，有37家銀行122名高管的年薪酬在1千萬元以上，最多達4770萬元。而香港特區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的年薪被輿論指是世界各銀行行長收入之冠，也才不過1千萬元。一次，月工資加補貼僅約1萬元的前副總理吳儀在國企高層會議上問道：「請問台下哪一位沒有高級別墅，請舉手！」近千名與會者沒有一個舉手的。吳儀又問：「請問台下哪一位銀行董事長、副董事長、行長、副行長、總經理的年薪、津貼、獎金不超過一千萬？」與會者仍舊沒有一個人舉手。（注20）
六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貧富差距之所以變得越來越懸殊，一是因為財富分配格局嚴重失衡，分配比例出了問題；二是由於財富分配方式極度扭曲，分配原則不正常。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則是因為改革開放後主導財富分配的權力依舊被牢牢地撰在大權獨攬的共產黨手裡，中國人民對如何分配自己創造的財富依舊沒有任何發言權。古往今來，照甚麼比例和按甚麼原則分配財富從來都取決於由誰來主導財富分配這一點，今天的中國當然也不例外。
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的那樣，中共通過改革開放建立起來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白了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權力市場經濟。在這種體制下，作為統治者的中共握有不受監督和制約的絕對權力，體現在財富分配上，蛋糕怎麼分，照甚麼比例分，按甚麼原則分，起決定作用的當然不會是資本的意志，更不會是勞動者的意志，只能是它的意志（注21）。
那麼，中共的意志究竟又是何種意志呢？別看它一貫聲稱自己「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實作為一個握有絕對權力的極權政黨，它從來就不曾代表也不可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利益——包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改革開放說是為了造福民眾，說到底其實不過是為了追求共產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意志體現在財富分配上，只會有一個結果，就是政府千方百計與民爭利，把財富儘可能多地搜刮到自己的腰包中來。為甚麼中國的財政收入不但增速遠超GDP（注22），而且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持續上升？為甚麼中國人民供養著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而中國政府對民生的投入卻遠遠落在絕大多數國家之後？根源就在於此。
當然，在把自己先餵飽的前提下，共產黨也會兼顧資本的利益。當今世界，市場經濟畢竟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大潮，不搭上這班車，經濟就搞不上去，江山當然也就坐不穩，而要搞市場經濟，就不能不依靠資本。對於這一點，今天的中共不但認識得很清楚，而且相當務實。正因為如此，昔日作為「革命對像」的資產階級，如今已搖身一變，被共產黨當成了「座上賓」。搞了一陣權力市場經濟後，共產黨還醒悟了一點，跟資本家結盟不但有利於發展經濟，而且還有利於自己「悶聲發大財」。換句話說，發展經濟離不開資本家，發財致富同樣也離不開資本家。資本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分蛋糕的時候當然也要向他們傾斜，也要讓他們多分點。不過，資本家再怎麼重要，終究不是自己人，所以該向他們搜刮的共產黨也還是要搜刮的，畢竟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第一位的。
至於普通勞動者，別看共產黨嘴巴上一向把他們的地位抬得很高，甚麼「領導階級」了，甚麼「國家的主人」了，那只不過是用來哄哄人的。在它心裡，工人也好，農民也好，其他勞動者也好，從來都不是甚麼「領導階級」和「國家的主人」，而只是供自己使喚用以搾取財富的牛馬。既然是牛馬，當然就沒必要把他們養得膘肥體壯，能吃飽有力氣幹活就行了。個個都膘肥體壯了，那得分多少蛋糕給他們啊！給他們多了，自己不就少了嗎？這樣的傻事共產黨是絕不會幹的。當然，在蛋糕越做越大和不影響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共產黨有時也會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畢竟讓他們吃飽點，不但會更聽話，幹活也會更有勁。
所以，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的財富分配向政府、企業傾斜是必然的。
不僅如此，在這種體制下，由於整個經濟被牢牢地置於中共的控制之下，政府不受民眾的任何監督和制約，權力成為最強勢的分配手段，大量財富因而得以通過腐敗、尋租和壟斷源源不斷地流進大小官員和各色尋租者的腰包，同樣也是必然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兩篇文章中已經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在這裡就不重複了。
結論可以歸結為一點：分配結構取決於權力結構，貧富差距的背後其實是權力差距。中國的權貴階級之所以那麼富有，是因為他們壟斷或買通了權力，中國的普通民眾之所以那麼貧窮，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權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當權者與普通民眾的權力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貧富差距勢怎麼可能不變得越來越懸殊呢？可笑的是，這種畸形的改革明明是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新一輪演繹，居然還自稱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他們的衷心擁護，豈不是天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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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南京氣溫驟降 外來民工凍死於地鐵橋洞》，見2009年12月18日中國江蘇網。
注2：引自胡潤研究院與興業銀行聯合發佈的《2012中國高淨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
注3：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制定的貧困標準一直遠遠低於聯合國的標準，也普遍低於其它國家制定的國家標準，幾乎是世界最低的。即便是2011年提高後的最新標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仍與聯合國的標準相距甚遠。
注4：引自《中國貧富差距正逼近社會容忍紅線》，見2010年5月10日中國經濟網。
注5、注6:引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下半年出台 核心是政府減稅》，見2012年5月14日人民網。
注7：引自《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16頁-第2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注8：引自顏昌海《「盛世中國」的冰冷數據》，見鳳凰網博報。
注9：引自《企業只漲利潤不漲工資 勞動力處於分配弱勢》，見《瞭望》。
注10：根據對三十幾個國家政府開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變化做研究，發現政府開支有增長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平均增長速度接近3%，而政府開支減少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收入增長最多，平均年增長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開支沒減少反而增加的國家，他們的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引自《陳志武：中國人為甚麼勤勞而不致富》）。
注11：1978年，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為4.74%，到2003年上升到19.03%。這個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分別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個百分點。2008年中共「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與此同時，目前中國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開支僅相當於GDP的百分之六，比發達國家低二十二個百分點（引自《國企紅利肥自己 施惠於民成空談》，載2010年10月11日《東方日報》）。聯合國要求：教育開支至少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世界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平均占GNP的5.1%，發達國家5.3%，撒哈拉以南國家4.6%，印度3.5%，最不發達國家也達到3.3%，而中國長期僅為2.3%，比台灣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聯合國人權調查員托馬謝夫斯基曾經表示，中國在確保人民受教育權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窮國烏干達。
注12、注15：引自《陳志武：中國人為甚麼勤勞而不致富》，見2010年12月16日強國社區論壇。
注13、注19：引自劉植榮著《世界工資研究》，轉自鉑程齋www.dapenti.com。
注14：引自端宏斌《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老百姓沒錢！》，見網易博客。
注16：引自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
注17：引自王小魯《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摘要，見《財經》雜誌總186期。
注18：引自《溫家寶:腐敗現象接連不斷 而且越來越嚴重》，見2007年3月16日新華網。
注20:引自《國資銀行高層巨額年薪已為世界之最》，見新一塌糊塗網站•NewYTHT.Net，2009年7月27日。
注21：「無代表不納稅」，西方民主國家的這句話充分反映了代表對於政府納稅權的制約和監督作用，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凡是涉及到稅收問題，其稅權必須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律，行政部門嚴格執行。中國恰恰相反，幾乎所有稅法均由政府部門制定先相關制度，然後命令下級政府部門及其行政部門遵照執行。不僅如此，對稅收立法也缺少有力的制衡監控機制，使得政府本身的增收傾向缺乏平衡，帶有部門利益傾向的稅收立法紛紛出台（引自《中國稅收失控背後政府焦慮症》，見《鳳凰週刊》2012年第14期）。
注22：從1994年到2003年，GDP只增長了150%，而財政收入卻增加了316%，對比相差一倍。2005年的GDP比1994年增加280%，但稅收收入卻比1994年增加461%，財政收入增加507%。2006年全國財政收入約4萬億元，到2010年超過8.3萬億元。2006年至20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11.2%。而同期，全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1.3%，遠遠高於GDP增速（引自《財政收入增速遠超GDP隱憂》，見2012年2月9日《時代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