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09日訊】幾日前，在網上看到了一篇題為《一個納粹軍官的回憶》的文章。這名叫奧斯卡‧格羅寧的納粹黨衛軍軍官曾在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服過兩年役，主要負責清點登記死去猶太人的錢物以及在站台上看守源源不斷抵達的猶太人的行李。儘管他沒有參與過任何罪行，但在過去的60年間，他的內心一直得不到安寧。他常常在噩夢中驚醒，恍惚中彷彿聽到了毒氣室冤魂所發出的聲音。
文章介紹道，因為格羅寧的父親是納粹准軍事組織「鋼盔」的成員，所以他從小就對納粹黨衛軍崇拜得五體投地，並於1940年19歲時自願加入。他先在黨衛軍的出納部門工作，1942年，他被調到奧斯威辛。去之前，他被告知：這是一項對德意志民族和德國的最終勝利極為重要的任務，而且在有生之年，不能夠對任何人說出這項任務的真相。顯然，保密的根本原因在於奧斯威辛是一個殺人的魔窟，納粹不想讓外部的世界知道它的存在。
那時的格羅寧相信希特勒和戈培爾所說的一切，並認為滅絕全世界的猶太人是德國的天職，是以他忠實地執行著上級指派的工作：清點猶太人的錢物，並定期送往柏林；看守到達的猶太人的行李。在奧斯威辛，格羅寧雖然並沒有直接參與屠殺猶太人，但卻耳聞目睹了同伴們對猶太人的暴行。他由最初的震撼，慢慢地習慣，進而變成例行公事。
不過，格羅寧的良心讓他對於個別人的暴行還是隱隱不安，但他認為個人暴行野蠻，而大規模屠殺則合法。為此，他給上級打報告說：「如果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暴行），我就要求調到別的地方去。」他的請求被上級拒絕。
然而，在一個晚上，當格羅寧親眼目睹了納粹軍官如何用毒氣殺死猶太人以及焚屍的整個過程後，他再也無法忍受，遂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調防請求，並最終獲准調往前線，後被盟軍俘虜。
1948年，格羅寧被英軍從戰俘營遣送回家。格羅寧到一個小工廠當上了會計，從此過著「平靜」的生活。任何能夠勾起集中營回憶的電影、廣播和書報，他都一概不看、不聽，也不閱讀。沒有人知道他曾經幹過甚麼，這讓他覺得很安全。
直到1985年，格羅寧在一家俱樂部時聽到有人否認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時，他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對那個人說：我看到了一切，我看到了毒氣室、焚屍爐，以及整個過程。在奧斯威辛，150萬猶太人被屠殺；我可以作證。當時我正在那兒。
此後，格羅寧開始將自己的經歷寫下來，然後分發給朋友。他還接受了英國BBC9個鐘頭的採訪，將自己在奧斯威辛所看到的一切披露出來。當記者問到他是否覺得自己有罪時，格羅寧表示：「只有採取行動的人，才算有罪。我並沒有親手殺人，所以我相信自己沒有罪。」
記者又進一步問道：「如果說你不是殺人犯，那又是甚麼呢?同謀者嗎?」格羅寧是如此回答的：「我不知道。我極力迴避這樣的問題，它使我不自在。即使是同謀者，對我來說也太過分了一點。我只不過是『龐大機器上的一顆小螺釘』而已。請允許我這樣來回答你的問題：我感到對猶太人民犯了罪。雖然自己沒有親手殺過人，但是，作為殺人機器的一個部件，我是有罪的。我請求猶太人民原諒。我也請求上帝原諒。（不過）從法律上說，我沒有罪。」
的確，從法律上而言，身為軍人的格羅寧不過是執行了上級的命令，或許不必承擔甚麼罪責；但作為龐大殺人機器的一個部件，他是有罪的。因為在大是大非面前，每個人的良知都要做出選擇。正如流亡的猶太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極權主義起源》一書的作者漢娜‧阿倫特所言：「你執行了、因此積極地支持了一項大屠殺的政策。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和支持沒有甚麼兩樣。儘管你和你的上司並沒有權利來決定誰能夠或者不能夠居住在這個地球上，但是你們卻制定和執行一種政策，不想讓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分享這個世界——因此，我們發現同樣也沒有人、沒有任何人類成員願意和你們一起居住在這個世界上。」
這也大概是格羅寧內心終身不得安寧的所在，大概是他祈望得到原諒的所在。
在當今中國，有許許多多像格羅寧這樣在服從上級命令、擔當著罪惡殺人機器部件之人。或許在他們的內心，他們不過是龐大機器上的一顆小螺釘，自己並沒有真正參與罪惡，但這其實都不過是托辭而已。當你對一項迫害政策服從時，你不就是在支持它嗎？如果千千萬萬的小螺釘都消極運轉，罪惡還能持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