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09日訊】華人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君主立憲制的瑞典，國王是被剝奪選舉權的，同時也被禁止發表政治言論。為甚麼每一個瑞典公民都享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言論自由，身為一國之尊的國王卻不能享有？
這是因為，瑞典王室是由全體納稅人供養的，國王作為國家的象徵代表全體人民。由於王室的光環和所獲得的廣泛支持，如果國王發表政治言論偏向某一政黨，就會嚴重損害民主政治的公平與公正。所以瑞典人和國王簽訂了協議，讓王室成員享受錦衣玉食，但要求他們嚴格保持「政治中立」。
多年來筆者在瑞典教育機構任教，耳聞目睹瑞典公立學校實行的「教育政治中立」，為之體會很深。因此，當台灣大選前夕赫然出現這樣的消息：「余光中等1709名教授登報支持馬英九」，筆者不禁大吃一驚。儘管台灣民主選舉日趨理性、成熟與乾淨，令中國大陸人充滿羨慕與嚮往之心，但很遺憾的是，台灣一些名流、大學校長和教授仍缺少「教育政治中立」的理念。
◎「教育政治中立」為保障自由平等
瑞典的大選一般是靜悄悄的。這個已經有百年民主歷史的北歐國家，每次大選時，不過是在市中心的廣場上，臨時設置幾個黨派的選舉小屋，貼出各黨候選人的照片，播放優美的音樂吸引選民去諮詢，完全沒有台灣那種嘉年華似的喧嚷與熱鬧。
在由全體納稅人支持的公立大學和公立高中裡，校方必須一視同仁地歡迎各黨人士進校演講宣傳，讓不同的觀點百花齊放，不允許運用權力來為特定政黨、政治團體從事宣傳。
作為廣義的公務員，瑞典公立大學教授或高中教師雖享有選舉權和言論自由，卻被禁止在教學中為某黨競選做宣傳。在課堂裡對學生談論政治議題時，教師被要求面面俱陳多元政治理念，不容許表達對某黨支持或反對的傾向。我和我的教師同行，從不向學生透露自己大選時投誰的票，因為個人政治傾向被認為是私人事務。教師的責任，是培養學生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干擾、獨立觀察問題的能力。
這就是在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教育政治中立」。這個原則對公立學校的教學內容、教師個人政治觀點的表達、以及學校開展的政治活動，都做出了一些限制。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中裡，法律明文規定必須遵守教育政治中立這一原則。
為甚麼西方國家會產生這樣的法規？追根溯源，「教育政治中立」原則來自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即不得干預公民的思想自由，不得剝奪公民政治平等的機會。當年，日本和德國等國的國民教育因當權者施壓，被迫淪為政治工具及政府喉舌，向學生灌輸片面的意識形態，結果釀成巨大災難。二戰後，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則備受民主國家重視，他們立法保護教育應具有的獨立性，以防止其它價值體系侵害教育領域的政治中立。
台灣是新興的民主國家，也訂立了有關教育政治中立的法規。2009年5月，立法院通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要求在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的教師不得參加政治遊行集會、不得具名刊登政治連署廣告、不得為候選人站台等。2011年6月，行政院會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將一般教師也納入中立條款。
◎「天下名器」面對專制才具正當性
打開登報支持馬英九的1709名教授的連署名單，台灣各公立大學的名字歷歷可數。幾乎所有的公立大學，都有校長或教授參與了這次廣告連署。著名詩人余光中勇打頭陣，帶領諸多名流參加由前行政院長劉玄兆牽頭的「馬英九學者後援會」。文人學者與黨派政客合流，一起為執政黨的總統大唱讚歌。
在此之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也曾親自領軍，與87位科學家公佈連署聲明，力挺民進黨的蔡英文。筆者考察過李遠哲的這個名單，發現其中也有一些公立大學的校長和教授。但比較起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敵不過名聲響亮的詩人，台灣文化人的魅力似乎遠勝於科學家。同時，綠營在野，不像執政的藍營那樣佔有國家資源，因此，綠營所能動員連署的公立大學校長和教授，遠不如藍營那樣人數眾多。
這兩軍對壘的藍綠陣營都挾天下之名器，彙集名流，在報紙上聚眾叫戰，激情演出，煞是好看。這令筆者想起郭沫若劇本中的一句台詞：「成了名器的人，我們把他們無可如何。」不知這些德高望重、為人師表的國家棟樑在為某黨當「啦啦隊」的時候，是否知道文明世界公認的教育政治中立原則，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制定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抑或知道卻不在乎？
早在十九世紀，托克維爾就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談到民主的缺陷，即多數人暴政問題。他認為，為防止多數人的暴政，應該在多數人權威與少數人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這個緩衝地帶由無數的公務員和法官構成。因此，當今歐美國家的公務員都嚴守政治中立。即使是私立大學的校長和教授，以及一些不屬公務員系統的知識份子，也不肯輕易捲入這一類助選意義上的集體連署，他們看重自己的獨立人格，只願以個人身份發表自己的政見。
只有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歐美知識份子才會聚眾連署，集體表達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例如，2008年西藏騷亂時，世界三百五十位藏學家及學者聯名發表致胡錦濤的公開信，呼籲中國當局立即停止用武力對付西藏人民，停止壓制西藏持不同觀點的人士。去年艾未未被拘禁時，各國藝術家在網站上連署聲援艾未未，人數高達十幾萬。
為甚麼只有面對專制，這類知識份子的集體連署才具有正當性？因為在專制社會，被壓迫者沒有基本權利，身為校長和教授的人相對來說要多一點言論自由，所以他們應該義不容辭地發出聲音，體現知識份子在嚴酷現實中承擔責任的勇氣。而對自由社會的校長教授來說，他們有義務幫助那些專制國家的人民獲得自由，讓受迫害的人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必遵守教育政治中立。
◎知識份子是質疑和監督權力的人
美國總統肯尼迪曾說：政治家是「創造權力的人」，藝術家是「質疑權力的人」。當年，美國最受歡迎的詩人弗羅斯特在肯尼迪總統就職典禮儀式上，朗誦了他的一首愛國詩歌。此舉令詩人的一些崇拜者大感失望：質疑權力的人怎麼可以和擁有權力的人出現在同一個講台上？前年瑞典公主新婚大喜，幾十位瑞典頂尖詩人拒絕為婚禮獻辭，致使那次徵詩活動流產。
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在本質上是與權勢對立的，他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拒絕被權勢者招降收編，堅持站在體制之外批判、監督體制和權力。而台灣的情況卻有點特殊，從長期的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獲得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台灣人，迅速而公開地表達他們對藍綠政黨的反對和擁護。一些想要保持政治中立的知識份子，其微弱的聲音被淹沒在眾聲喧嘩之中。。
記得筆者那年在瑞典批評首相，刊登本人犀利文字的報紙，正是那位首相所屬的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創辦。但在台灣，很難看到這一類堅持獨立立場的媒體。這是因為，統獨是台灣的宿命，在統獨的考量之下，知識份子和媒體都難以保持價值中立。再加上台灣舊的文官體系尚未徹底改造，所以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則尚未引起社會應有的重視。
無論如何，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我們相信它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能力。@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二月號，發表時題為《公務員不應當啦啦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