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20日訊】1926年3月20日，中國國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19日晚，蔣中正宣佈廣州市戒嚴，並對共產黨的一系列破壞活動進行了反擊。是故，國民黨稱之為「蔣中正救黨」，共產黨則因此對蔣中正恨之入骨。無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 他的發生是中國國民革命抵制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也是蔣中正的一大歷史功績。
對於這次「中山艦」事件，七十餘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至今海內外學者對其中內幕尚有存疑的三種假設: 1）蔣中正平息了一場共產黨的叛亂；2）蔣故意將「中山艦」調動又矢口否認以製造藉口打擊共產黨。 3）純屬偶發性事件，是軍隊調度出了問題的一次意外，但卻引起蔣的警覺，從而先下手為強，對參入中共的黨員做了果斷處理。
近年出版的辛顥年先生《誰是新中國》、高文謙先生《晚年周恩來》以及一些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為重新分析「中山艦」事件提供了新的資料。無論具體原因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山艦」事件促使國民政府對進入國民黨內部的中共有了進一步的警惕、加強了蔣的權威、促成了「北伐」、打擊了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勢力聯手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的企圖。
「中山艦」事件
1926年3月18日，黃埔軍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向海軍局代局長、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傳達指令，派中山、寶璧兩艦出海到黃埔救援被匪徒攻擊的一艘外輪。軍艦到了黃埔後向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請示任務。鄧演達回答不知。3月19日下午，由於蘇聯使團欲參觀中山艦，李之龍電話請示蔣中正調中山艦回廣州。蔣表示：「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甚麼呢？」
3月20日，蔣中正前往汕頭的半路返回廣州，下令全城戒嚴，這是防止中共和蘇聯顧問季山嘉要兵變。歐陽格、陳肇英奉蔣中正命令佔領中山艦並在家中逮捕李之龍，包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機關，扣留了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周恩來等中共黨員，嚴密監視鄧演達。中山艦艦長換成歐陽格。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罷工委員會槍械。事發之後，俄國顧問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國，共黨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軍校中擔任的職務，並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軍校教務長鄧演達的職務亦被解除。此後，蔣氏完全掌握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實權。
「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
中華民國國父孫文1925年3月逝世後，親共的汪精衛成了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並堅決地支持聯俄容共政策。1925年11月中國國民黨部份資深黨員召開西山會議，反對容共。蘇聯顧問季山嘉和蔣中正的合作關係因蘇聯企圖使中國赤化而急速惡化，季山嘉竭力拉攏親共的汪精衛企圖聯手推翻掌握軍權的蔣中正。
蔣中正作為黃埔軍校第一任的校長雖然掌握了實權和軍權，但不願意看到國民政府可能赤化、中國共產黨逐漸坐大、日本和蘇聯對中華民國的覬覦種種不利因素的情況下，但也只能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 ，被迫支持親共的汪精衛。
中共的《中國現代史》承認：國民黨「二大」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代表就約佔了五分之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大會上佔了壓倒的優勢，從而保證了大會的正確方向。……大會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誣蔑，進行了反擊右派的鬥爭。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三十人。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各有共產黨員七人，會後譚平山、林祖涵（兩人均是共產黨員）繼續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代理部長。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國民黨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
辛顥年對此分析說，中共史學家的上述文字，無疑是蘇俄與中共如何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一份「自白書」。對此，臺灣史家的證詞云：所選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屆中央執委，絕大多數屬於汪系和共派的人馬。再由三十六名委員，選出九名常務委員，他們的名次是汪兆銘（精衛），譚延闓，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陳、甘；共派三名，即譚、林、楊；其餘三名無所屬。譚延闓與汪較近，胡在莫斯科，蔣實際上已經被孤立起來了。
中山艦事件發生在國民黨「二大」之後。就國民黨一方而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才留下了蘇俄與中共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的歷史契機。正是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即「中山艦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前，中共已經在蘇俄的指使和汪精衛的配合下，基本上達成了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竊奪。
此時，中共與親共派即「左派」，已如其願望地在國民黨內佔據了絕對優勢；反共派與遠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擊和孤立；國民黨中央的黨權，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所纂奪；國民黨各地方黨部，亦已大部份為共產黨人所把持；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軍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產黨員擔任。
由於蔣中正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一再堅持提議北伐，卻犯了蘇聯顧問的大忌。蘇俄認為，一是中共剛剛在廣東依靠國民黨而立足，既未立穩，更未獨立；二是其影響與勢力，尚遠未及華中與華北地區，倉促北伐，祇可能使他們有「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之虞。因此，繼續發展與鞏固中共在廣東的力量與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夠於華中及華北地區建立蘇俄與中共的社會基礎，這才是蘇俄顧問與中共雖深知全中國人民正在翹首盼望北伐，卻決心反對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對北伐，就必須打擊堅持提出北伐，並且已經享有威望和擁有實力的蔣中正。於是，在汪想擠蔣、俄想壓蔣、中共想倒蔣的局面之下，則汪、俄、共合流以打蔣，也就勢所使然。
此外，蔣中正個人的思想基礎與國民黨及他本人在「二大」後的處境，都促使他對蘇俄和中共有了防範執行。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雖派蔣中正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3個月。他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裡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俄國素無好心，晚清的中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民國以後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共和國時代的歷史更是最好的證據。蘇俄的專制與恐怖與三民主義或者說與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蔣介石踏上蘇聯國土3個月就能看出。
辛顥年認為，蔣中正面對國民黨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慘劇，和他本人在「二大」後日漸成為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眼中釘的處境，以及對俄共考察的認識，終於使他有了護黨的強烈願望和本能的自衛要求。此時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對他操槍叛變，並且當真要劫持他赴海參崴而予以軟禁時，他作為一名軍人的責任心、自尊心與榮譽心，自然決定了他「反擊」的完全可能性。而作為一位忠於孫中山、忠於中國的國民革命，曾因「底定廣東」而被倚為「長城」，更一心嚮往北伐，以求實行孫中山遺志與全國人民願望者，他終於藉機挺身救黨和保衛國民革命，雖則是「逼上樑山」，卻更是「責之所在、義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中山艦」事件發生內幕
七十餘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至今海內外學者對其中內幕尚有存疑的三種假設:
1）認為是蔣中正平息了一場共產黨的叛亂，或是汪精衛和中共試圖利用中山艦綁架蔣到蘇聯，這一說法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可，這可以從當時蘇俄的態度、中共黨魁的道歉、國民政府的史料中得到證明。
2）認為是蔣故意將中山艦調動又矢口否認以製造藉口打擊共產黨。也有人認為這是和「西山會議」派關係密切的「孫文主義學會」成員歐陽格等故意向李之龍假傳蔣介石的指令，兩邊離間蔣和中共。
3）認為這純屬偶發性事件，是軍隊調度出了問題的一次意外，但卻引起蔣的警覺，從而先下手為強，對參入的中共黨員進行了迅速處置。
無論何種原因，這次事件導致了中共黨員李之龍的被逮捕、中山艦換帥，工人武裝被收繳，以周恩來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三名反對蔣介石的蘇聯顧問被解聘回國。因此中共一直對此事氣憤至極，稱之為反革命事件。
然而從事件發生後，中共的態度、蘇俄的態度，可以使我們對「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原因有一個真實的見解。
中共態度
事件發生後，當時的中共黨魁陳獨秀反覆表示「抱歉」，並批評共產黨人「太急進」，不應「包辦」太多。同時派出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廣州，一方面動員中共廣東區委妥協，另一面對蔣進行親善訪問，表明中共繼續支持蔣的態度。
陳獨秀還分別在1926年4月3日和6月4日在《嚮導》上連續發表數篇文章指出：「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絕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 「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
蘇俄及其顧問的態度
1926年4月底，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回國三個月後返回廣州，他主張對蔣作最大的讓步，承認蔣於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俄顧問也以汪精衛患病的名義讓其休假。
當時的日本《產經新聞》曾稱，中山艦事件後，蘇聯顧問團成員曾經自行檢討，承認失敗而有如下的自責：一是俄國人對中國風俗習慣不注意，引起中國人反感；二是中國共產黨不知盡力於組織國民黨，默然轉移，祇知以顯明地擴充共產黨為工作總方針，欲在各處把持一切指揮之權，招致國民黨員之反擊。季山嘉等一部份人，於二十四日自廣州處分歸國；國民政府復於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國顧問十餘人的聘約。削弱了俄國人的控制力。
「中山艦」事件發生原因
中國大陸的史學家楊天石經考證也認為，「中山艦事件」並非蔣中正一手策劃。中山艦的調動經過說明，這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但他認為黃埔軍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中途加碼，假傳蔣介石之令，導致蔣中正誤認為中山艦奉俄共與中共之命叛亂。認為這是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和西山會議派的陰謀。
正如辛顥年先生指出的，不論稱它是蘇俄與中共要倒蔣的「陰謀」，或是稱它為蔣介石要護黨或自衛的「製造」，我們都已經有了這個「陰謀」和「製造」的「背景根據」。
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蘇俄、中共與汪精衛「倒蔣」的必然一著，便是蔣為「護黨和自衛」而被迫予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第一次大反擊。至於汪精衛本人因中山艦事敗乃為俄所棄，和蘇俄同意將軍事顧問團連團長季山嘉在內的十幾位軍官撤回國中，尤其是中共黨魁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的一再道歉、賠禮和自責，也就更能說明它的「根由」與「底蘊」。
「中山艦」事件的歷史意義
辛顥年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分析了「中山艦事件」的歷史意義：
其一、它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趁機對蘇俄與中共借國民黨「聯俄容共」而分裂和竊奪國民黨黨權，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第一次大反擊，並且獲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國國民黨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以來，第一次對黨內的「親俄護共派」危害本黨、危害國民革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進程之錯誤和罪惡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並從此於國民黨中凝聚起一股反擊蘇俄和中共的正義力量，為蘇俄與中共的嗣後反撲，打下了反擊的基礎。
其三、正是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才使得大部份國民黨人重新認識了本黨的目標、理論、綱領和路線，從而開始意識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黨的共產革命之本質區別，意識到「聯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誤和「走火入魔」，已經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陷入了怎樣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艦事件，才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當中國國民革命就要被誘逼成俄式共產革命的歷史關頭，中國國民黨卻在自身隊伍中，崛起了一個要堅決保護中國國民黨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新領袖 ── 蔣介石先生，從而使蘇俄與中共要繼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遭遇到了強有力的抵制和反擊。
總而言之，如果中山艦事件純屬蘇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蔣」的共同陰謀，則這個陰謀卻逼出了一個「中國國民革命的正面效應」，達到了蔣介石能夠藉機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退一萬步而言，如果中山艦事件完全為蔣介石一手製造，則它無非是蔣介石在萬般凶險之下，為自衛救黨和保衛中國國民革命而厲行的一個手段，則同樣達到了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因此，不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發生的背景與後果，都證明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效應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是前進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抵制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蔣氏的功績才理應為之一讚。
「中山艦」由來
中山艦可以說是中國最為出名的軍艦之一，有「濃縮的中國現代史」之喻。它原名「永豐艦」，是清政府在1910年以68萬銀元向日本三菱造船廠訂製的鋼木結構炮艦。戰艦於1913年建成，艦長65.837米，寬8.8米，型深4.5米，設主副炮8門，最快航速每小時25公里。
武備平常的中山艦卻與諸多歷史事件有關聯。1922年，軍閥陳炯明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炮擊總統府，圖謀加害「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中山在深夜突圍後即登上永豐艦指揮平叛，歷時55天，使此艦成了他的流動總部。1924年11月，孫中山最後一次搭乘永豐艦，轉赴北京共商國事，次年3月在京病逝。孫中山逝世後，3月30日廣州國民政府將永豐艦改名為「中山艦」，並於4月13日舉行更名儀式。一年後，中山艦又因的「中山艦事件」而再度聞名天下。
歷經磨難的中山艦在抗日戰爭中的1938年，於長江武漢附近江面被日軍擊沉。59年後即1997年，這艘名艦被打撈出水。2月19日運至湖北造船廠修復，恢復了1925年前後的整體面貌。1999年12月，位於武昌白沙洲湖北造船廠的中山艦博物館成立。
（責任編輯：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