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這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傾畢生心血致力於「人生佛學」、「人間佛教」與「人間淨土」之實現的太虛大師，於民國廿七年(紀元一九三八年)五十歲生日時所透露的心語。縱觀清末民初的教內外情勢，滿懷宏法利生熱忱的太虛大師，除了積極倡導「人間佛教」的理念外，更大聲疾呼革新僧伽制度、整頓僧伽教育，並親身參與世界性佛教合作事宜的拓展，以期完成「覺世覺人的佛化運動」。從七百萬字的《太虛大師全書》，我們不得不再三歎服大師為護國護教、濟世利群所展現的前瞻性智慧與過人的膽識!而從大師自言：「少壯的我，曾有撥一代之亂，而致全世界於治的雄圖，期以人的菩薩心行(無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間淨土。」我們則不難窺知：大師蓋世的功業，實奠基於「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的廣大悲心與堅固行願上。
光緒十五年(紀元一八八九年)黃曆十二月十八日，師誕生於浙江海寧縣長安鎮，俗姓呂，乳名淦森。父親呂公駿發，原是浙江石門(今崇德縣)貧苦農家子弟，十多歲到長安縣，從泥水工巨擘張其仁學藝；數年後入贅張家(時為光緒十五年春)。不幸，父親在婚後第二年秋病故；母親張氏時年十七，於守寡四年後，奉母命再嫁他鄉。自此，師改由道、佛兼奉的外祖母周氏撫養。師十歲前後，曾跟隨外祖母，朝禮九華山與普陀山，並因此結下日後投蘇州小九華寺出家的宿緣。
師十六歲出家前，只斷斷續續在舅父張子綱所主持的蒙館受學，然從光緒卅年(紀元一九零四年)出家，至光緒卅三年(紀元一九零七年)前後三年期間，卻在浙江名剎天童寺，受到完整的傳統叢林教育；由於師「少年聰敏，有志進修」，遂得到名師的特別器重與苦心栽培，「如參禪方面，有八指頭陀寄禪(紀元一八五二至一九一二年)的指引。在佛學的啟蒙上，有歧昌、道階法師(紀元一八六六至一九三二年)的照顧」。復由於師有機緣從容優遊於三藏十二部經典，其佛學根柢，因而得以深固。故謂此修學時期為師「日後能夠融會貫通大小乘諸論，進而旁攝、會通世間學問的重要階段」。
光緒卅三年秋，師十九歲，至慈溪西方寺閱《大藏經》，因而結識「真摯高純，為生平第一益友」的昱山法師。師宿慧深植，不久即因閱讀《般若經》而初獲定境；師在《我的宗教經驗》文中，有如下描述：
「看了個把月，身心漸漸地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 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過於涅槃，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地頓空，但並沒有失去知覺。在這一剎那空覺中，沒有我和萬物的世界對待。一轉瞬間，明見世界萬物，都在無邊的大空覺中，而都是沒有實體的影子一般。這種境界，經過一兩點鐘。起座後，仍覺到身心非常地輕快、恬適。在二三十天的中間，都是如此。」而在自傳中，師有云：「從此，我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所用，悟解非凡。師一生總計有三次悟境，不止生理、心理有所改變，思想、文字的風格，亦由空靈活潑，轉為條理深細縝密。
師於西方寺閱藏的第二年(光緒卅四年)，巧遇深受西洋新思潮影響、具革新思想的華山和尚(覓元一八七零至一九一八年)。華山和尚「見大師神慧，乃為力陳世界與中國之新趨勢，及佛教非速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師初不信華山所言，還與彼「筆墨舌辯十餘日，累數十萬言」；及至看了華山和尚出示的「新學」書籍：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說》、章太炎的《告佛子書》、嚴復譯的《天演論》，不禁深心折服，尤其欽佩譚嗣同的《仁學》，師「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亦因此機緣，而勃然興發，不可自已!與華山和尚成為莫逆之交後，師進一步認識了革命僧人棲雲，得閱《民報》《新民叢報》及《革命軍》等革命書刊，萌發 「中國佛教亦需經過革命」的思想。
宣統元年(紀元一九零九年)，師受華山與棲雲的影響，就學於「現代中國佛教之父」 楊仁山居士創辦的南京「祗洹精舍」(光緒卅四年創辦，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雖然師在祗洹精舍，只待了半年，但該精舍的新式教育與國際觀的弘法理想，無疑「影響其後來僧教育及佛學院的創辦理念」，並「直接促成其未來世界性的佛教發展運動」。
師自廿二歲開始講學著述，時為宣統二年(紀元一九一零年)夏；旋於該年秋季，出任廣東白雲山雙溪寺住持。爾後卅七年中，師孳孳於改革僧制、講學論著、出版刊物、興學育才、護國衛教、弘化國外，為法奔波，矢勤矢勇，直到民國卅六年(紀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玉佛寺安詳捨報。
師卅六歲時(民國十三年)作《志行自述》，表白個人的心志是：「志在整興僧(住持僧)會(正信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文中特別強調佛法貴行；而行法以戒為本；而戒又必以菩薩戒為依歸。蓋因菩薩戒圓具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涵蓋斷惡、修善及廣度眾生的一切佛法，而以廣度一切眾生的「饒益有情戒 」為菩薩戒的特殊勝處。師云：「必能踐行此菩薩戒，乃足以整興佛教之僧會。必整興佛教之僧會，此菩薩戒之精神乃實現。吾之志行如是，如有同志同行者，則何樂如之!」終其一生，師稟持如是志行躬行實踐，以身示教，謙稱自己是「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而「非研究佛書之學者」、「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更無求「及時成佛」之貪心。
師四十七歲(民國廿四年)時，發表《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指陳「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為其意趣之所在，強調真發菩提心，為修菩薩行的首著，而後歷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階段後，才得名為「集福智資糧之菩薩」，可惜「今人每多稍具信行，便爾心高氣傲，不知尚未做到發菩提心之少分!」聆聽師之自白，實足為今人學佛每多忘失宗旨、好高騖遠之針砭!
民國廿九年(紀元一九四0年)師五十二歲，率領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自南洋歸來，提出「今菩薩行」行動，傚法觀世音菩薩大悲無畏、普門示現的精神，去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一切需要，以革除中國佛教積弱不振的病因――空談大乘、不重實行。而「今菩薩行的實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多做救世利人的事業，使大眾得到佛法的受用，進而對佛教生起信仰心和擁護心。師諄諄告誡：「我們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整興僧寺、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
師的改革理想，雖未能收立竿見影之效於當時，但「太虛精神」卻藉由師的思想著作，傳承下來，持續引導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在師圓寂五十年後的今日，事實證明：師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先知先覺――現今「領導台灣佛教界，成功地推動佛教轉型，包括教育、文化、弘化組織及社會福利等各種傑出建設的教界領袖們，皆大都直接或間接地淵源於太虛的座下或法脈傳承」，如印順長老、星雲法師、聖嚴法師與證嚴法師等。
師圓寂於民國卅六年(紀元一九四七年)，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四；荼毗後，得舍利三百餘粒，而心臟不壞，亦綴滿舍利。若非「天縱之聖」，師如何能在短暫的生命中，發揮對近代佛教如此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成為眾所公認的佛教大師。八指頭陀推崇師為「玄奘再來」；有人以師之夙慧幾可與六祖惠能媲美；也有人將師與孔子相提並論；而師「生平第一益友」昱山法師，則稱美師是「青蓮火裡光華燦，信是人間第一僧」。古德有云：「超倫每效高僧行，得力全賴古佛經。」惟願有緣人，皆能「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師及門弟子慈航法師自箴語)，共同效學太虛大師的菩薩心行，為人間淨土的實現，善盡一己之力!
（文據《高僧行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