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薛飛綜合報導）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將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進一步曝光，聚焦之下的中共衛生部3月6日承認由於缺乏公民自願捐獻，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而六年前，衛生部曾矢口否認從死囚身上摘取器官進行移植。
衛生部自曝死囚是器官移植主要來源
3月6日，在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會上，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發言稱，「器官緊缺是我國器官移植發展的瓶頸。由於缺乏公民自願捐獻，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
6年前的2006年4月10日，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則說了完全相反的話，稱外媒蓄意編造中國從死囚身上隨意取出器官進行移植是惡意詆譭中國的司法制度，欺騙群眾是別有用心的。
王立軍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王立軍作為一個親自參與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更進一步證實，中共當局的殘忍暴行再次曝光於全世界，震驚世人。
王立軍在任職公安局長期間，在器官受體移植研究方面，曾獲得過「中國光華科研基金會」的「光華創新獎」。他針對藥物注射後器官不易受體移植的難題，進行基礎和臨床實驗。據稱，這個研究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
王立軍在獲獎致辭中無意中透露說，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他們對幾千個死刑犯進行了人體器官摘除。而據大赦國際記錄，全中國的死刑犯一年才兩千人左右，遼寧省下面一個的錦州市，短期內哪來的數千個能夠提供器官的死刑犯？
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無法解釋的事實
自1999年7月中共鎮壓法輪功開始，官方資料顯示，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呈現爆炸式增長。2006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數已達到近兩2萬例。
國際社會廣泛認為，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用於移植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過，從數量上看，單單死刑犯這一種供體來源無法解釋中國器官移植在近十年來暴升的現象。
中國器官移植數量呈爆炸式增長
據海外明慧網資料，1999年鎮壓發生後，難以計數的法輪功學員遭到勞教判刑，成千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後音訊全無。有人曾向大紀元舉報，瀋陽一地在2000年初到2003年初期間就有至少5,000名有名有姓的法輪功學員失蹤，至今音訊全無。
黃潔夫稱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所需的器官主要來自被處決的死刑犯。但卻無法解釋，為何1999年以後，器官移植數量呈現爆炸式增長。大赦國際組織公布數據，中國每年被判死刑並處決的人數一直維持在兩千人左右，2008年是1,718人。
309醫院2005年為止約有9萬例移植手術
中共解放軍第309醫院的石炳毅2006年3月《健康報》上刊登的一篇報導中表示，到2005年為止大約共有9萬例移植手術。僅在2005年就進行了近萬例腎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暴行被曝光後，這篇文章被刪除。
中國器官捐獻寥寥
與此同時，中國器官捐獻寥寥。據揚子晚報2011年2月25日報導，2010年3月，南京成為了全國10個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城市之一，但1年過去沒有實現一例自願器官捐獻。過去的20年內，南京也僅有三人捐獻了器官和組織，在其他地區也同樣不見成效。
調查：約41,500名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獨立調查員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在大量獨立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結論，大部分移植的供體來自活著的法輪功學員，因為被牟取器官而在器官移植手術中遭到殺害。推估出約有41,500名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2006年麥塔斯和喬高對此事進行了獨立調查，並發表了三次調查報告，震驚了全世界。他們以需要找尋器官的病人身分對中國大陸醫院進行質詢，結果在約15%的電話中，當地醫生說他們正在或曾經使用過來自健康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作者麥塔斯稱「這是這個星球上從未見過的邪惡」。
麥塔斯在報告中稱，基於多種因素，處決人數必定是器官移植案例數好幾倍，比如，每個受體都需要一群囚犯，在統計上才可能出現合適的配對。
每個受體都需要一群囚犯，在統計上才可能出現合適的配對。如果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血型是AB型RH陰性，則需要超過1,200位囚犯才可能配對成功。此外，由於是在當地取得器官，每個和當地醫院有關係的看守所必須自己有一批等待處決的死刑犯，自己的器官供體庫。中國境內所有主要的監獄任何時間都有數百位被判死刑等待處決的囚犯，這與我們觀察到的實際情況不符。
王立軍事件引爆活摘指控
官方資料顯示，王立軍在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擔任錦州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錦州市副市長期間創辦了「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現場心理研究中心」）從事對人體器官移植的研究，並擔任該中心的主任。
2006年9月，王立軍和其研究中心的「藥物注射後器官受體移植研究」被「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授予「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並獲得200萬元的科研經費。
研究中，王針對藥物注射後器官不易受體移植的難題，進行基礎和臨床實驗，研發出全新配方保護液，並且在「動物實驗」、離體實驗和臨床應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體移植的階段性科研成果。
王立軍在感謝頒獎的講話中，提到「刑場」，「將一個人的生命在其他幾個人身上延伸。」據稱，這個研究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
美國藥理學博士王文怡指出：王立軍負責的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研究人被打毒針後死亡前的心理和器官變化，是比納粹用猶太人做活體實驗還要殘忍的罪行，是嚴重違背國際醫學倫理準則的，是人類文明絕對不允許發生的事。
王文怡說：「國外給死刑犯靜脈注射藥物，是為了讓他們無痛苦地離開人間，而王立軍他們研究的是人被注射藥物後逐漸死亡過程中的心理、機能變化及研究如何延長死亡的時間等，這與當年德國納粹用猶太人做活體實驗，日本侵華731部隊拿人體做細菌實驗，其殘忍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著名醫學專家、國際醫學倫理研究泰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倫理中心的主任亞瑟‧卡普蘭教授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稱，這個「現場心理研究中心」簡直「令人髮指」。「一個被警察監管的研究中心在現場觀察和研究人在死亡時的心理過程，這是無法被國際醫學界所接受的事情，無論從法律上，還是道德倫理上來說，都非人性，這個『現場心理研究中心』就是在現場殺人活取他們的器官。」
追查國際有證據說明，王立軍在錦州期間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一位擔任警衛的武警在錦州親眼看到，兩個軍醫給一個活著的30多歲的修煉法輪功的中學女教師做手術，活生生摘取了她的心臟、腎臟等器官，將她活活害死。他為此做了證言錄音。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