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以往關注於人與社會，中國最多禁書作家閻連科的新作《北京，最後的紀念》歌頌大自然田園生活，以紀念去年被強拆的住所——北京711號園。新書是對強拆的「無言的抗議」，也是對大自然「無盡的崇拜」。
「為了證明植物的確是有感情並有語言、能發出『聲音』的，我用我的物理常識和860元錢，外加三次到中關村大街電子城的懇求與謙遜，把測量電流的儀表改裝成了一臺記錄測量儀，然後把一棵菠菜拔下來，趁它最為鮮嫩、生動、青春年少時，把菠菜和測量儀的正負電極相連接，然後把火柴點燃後，在菠菜的上空晃了晃，我發現測量儀的指標有輕微的擺動感。我完全把火柴燒在那棵菠菜的葉尖上，那指針的晃動就明顯而迅速。
這一有趣的實驗發現，讓我驚奇而興奮，於是，我把測量儀完全搬到廚房內，又拔來了一棵充滿青春活力的大菠菜，將一片葉子連著測量儀，把對面那片葉子丟在燒成沸水的鍋裡煮。這時候，記錄測量儀上暗紅的錶針搖擺不止，而且振幅極高，頻率極快，完全如一個人受到了驚嚇或恐嚇的緊張和不安，直到那棵菠菜最終在沸水裡死亡，那針擺都還沒有停下來。」——摘自閻連科《北京，最後的紀念》
為紀念去年被強拆的住所——北京711號園，被稱為中國最多禁書作家的閻連科，最近著書《北京，最後的紀念》，記錄下這段為期三年、珍貴的田園生活，是對強拆的「無言的抗議」，也是對大自然「無盡的崇拜」。當中不乏有趣的事情，透過和大自然緊密的接觸和研究，作者發現「植物是有感情和語言的」，甚至自製測試儀來記錄下這個現象。
目前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的閻連科，在大學校園裡一處小小的公寓中，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談書，談人，談自然。
中國的《瓦爾登湖》 出版前結尾被修改
記者：能否先介紹一下《北京，最後的紀念》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閻連科：這是一本純粹寫大自然，寫人對大自然的感受，比如我們說花草、樹木、植物、動物、鳥雀、昆蟲等等，我想純粹是一個以大自然為主人翁的一次寫作，和我之前的寫作幾乎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和您之前被強拆有關係嗎？
閻連科：這本書在拆遷開始接到通知我已經寫了80％，然後正式要拆遷的時候基本上都已經寫完了，無非在最後寫了2000字，1000字告訴這個地方消失了。
記者：有人形容這本書是中國的《瓦爾登湖》，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閻連科：我想同不同意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每個人看這本書，他會對大自然切身的感受，會重新去整理人和大自然那種倫理道德的關係。當然我是非常崇敬梭羅的，崇敬瓦爾登湖的，在上一個世紀90年代看完《瓦爾登湖》的時候忽然想到純粹大自然寫到如此的美好，而且給你一種說不盡的思考，那種思考不是我們用語言能講的，還有一種人與自然的哲學在其中。那時候你就想自己是來自農村的，其實從小生活在大自然中，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話，有一天最好能像《瓦爾登湖》那樣集中時間、集中精力寫一本純粹大自然的書，而不是寫人的，寫社會的，純粹寫自然的。
我想寫這本711號園，也正是向《瓦爾登湖》的致敬，也完成十多年前，二十年前那種寫作的夙願，所以這次寫作都是一次愉快的寫作。
記者：您之前好幾本書都被禁，這本書出版順利嗎？
閻連科：這本書在出版上總體在我來說最近十年來還算是比較順利的一本，雖然中間也有所修改，但是改的地方還算是比較少的。結尾我想就是談到了比如說拆遷的問題，他就不讓你談，就說這個地方消失而已，談到我們即便是要保護自然也需要權力，權力也許更能保護自然，人的意識往往會被權力所左右。但這些也被刪去了，我想就我的作品來說他還刪去比較少的。
記者：這本書是對強拆的無言的控訴嗎？
閻連科：我想在權力和無理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人只有妥協，只有投降，沒有別的出路，但是即便這樣，我們每天在講它，在說它，在寫作它，同樣仍然是一種反抗，而且每一個人都這麼去講這麼去說，希望在今後的歲月中類似的事情越來越少。
這本書至少對我們現在發展的一種更多的抵抗，可能裡邊沒談什麼東西，只談了大自然，但確實對現在發展的一次抵抗。
拆遷類似計畫生育 違背人權法律
記者：您給胡溫寫信，反響很大，網民都說，閻老師的房子都給拆遷了。
閻連科：閻老師的房子拆遷是非常正常的，我一再說魯迅的故居也拆遷了，梁思成的故居也拆遷了，我的房子又算什麼呢。我們從微博上看，從電腦上看，拆遷有點類似多少年前的計畫生育，是一個強硬的政策，甚至它是一種國際名聲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過一段時間我想我們對拆遷回想有個公眾的認識，很多是違背人權和法律的，拆遷是幾乎沒有法律可以依據的，可以避免很多惡性事件發生的。
記者：拆遷訴訟進行得如何？
閻連科：訴訟官司輸掉了，一開始就知道結局的過程，我們是等拆遷完畢之後都已經立案了，一個多月、兩個月左右就通知開庭，開庭然後迅速半個小時宣判輸掉。當然你可以上訴，前一段也上訴，上訴中級人民法院，這個結局是很明顯的，因為在中國幾乎沒有一例拆遷打贏官司過，我想輸贏是一個問題，打不打官司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把一個過程走完，走完的結局也是可以想到的。
記者：您還會寫一本關於拆遷本身的書嗎？
閻連科：毫無疑問拆遷對我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記憶，是否會寫它，什麼時候會寫它，我現在都沒有想。任何寫作我想不管寫紀實文學還是寫小說還是寫散文，沉澱一下都是好的。
植物是有感情和語言的
記者：您在書中曾經寫到植物是有感情和語言的，這是一段什麼樣的經歷？
閻連科：一個人有獨自相處的環境，可以在大自然生活一段時間，其實你能感受到、聽到植物那種語言來。比如就在我住的711號園，那中間就有怪柳，怪柳就是柳樹的一種，這種柳樹其實它是可以抵抗外來蟲害的，有一種蟲害來的時候，一棵樹可以迅速通知另一棵樹，就是非常奇妙的，一旦這棵樹受到侵害的時候，另一棵樹就會具有防備和抵抗的能力。這中間確實有一種資訊的傳遞，這是我們人類無法破解這種資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但一定它們之間那種資訊是不被我們理解的，或者它們的語言我們無法聽到，無法能夠理解。
我想在那裡面有類似很多的事情，尤其蟲害到來的時候，很多樹木都可以傳遞這種資訊，通常是一種樹木同樣一個位置，一棵樹可能受害，別一棵樹完整的保存下來，我想這是非常奇妙的事。
記者：您和大自然有溝通嗎？聽到植物的語言嗎？
閻連科：當然我們如果是晚上夜深人靜，你到蔬菜地裡，到其他的森林裡面去，你能聽到非常響亮而細碎的聲音。這種聲音既沒有風也沒有其他任何的雜音，但是那種聲音就在大自然中存在，我想是它們說話的聲音，只是我們無法感覺它們在說什麼而已。
比如你在種菜，比如說你在養花，比如說你在觀察昆蟲，我想其實都是你在和它們溝通的一個過程。由此你會相信，我們其實搞顛倒了一種關係，我們一直以為人類是整個地球的主人翁，其實真正地球的主人應該是大自然，人類應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現在情況顛倒過來，變成我們人類是地球的主人，然後大自然是我們人類中的一部分，我想這是一個倫理的關係，你通過這樣一種溝通，你能夠明白這種關係。
記者：您提到的內容和無神論是否有衝突？
記者：我想共產黨的無神論，現在我們已經很少聽到有人講了。我在年輕的時候學習呀、讀書，上學和當兵時是不斷的聽到無神論。
其實，大自然不光是一個黨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我們人類敬仰大自然真的應該像敬仰宗教一樣，敬仰神靈一樣。
讓內心重回大自然
記者：您在書中嚮往返璞歸真，但現在大自然是不是已經被破壞得太厲害了？
閻連科：我們現在已經破壞得非常非常厲害，我們渴望回到大自然，其實大自然已經不允許我們回去了，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大自然給我們享受了。但至少我想通過這次寫作，我們應該明白即便不能回到大自然中去，我們也應該保持一種古樸的心靈，讓內心回到大自然。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寫作的起點，我們至少應該明白，我們不僅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嚮往它，最終也是我們人類的一個生存的家園和精神的家園。
這本書是否一片叫好聲還是一片罵聲，我完全沒有理睬，我完全什麼都不知道，但是有一點，至少所有的讀者他們會相信，這次寫作和原來之前的寫作是不同的。之前的寫作全部都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疑問或者是批判，但是這本書恰恰放棄了對人的那種描寫而轉向大自然，是那種無盡的歌頌。
記者：您未來還有什麼樣的寫作計畫？
閻連科：想寫一本《中國誌》（暫名），真正是面對今天中國的現實一次正面強攻，正面回答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什麼，將來是什麼，人在這個環境中是多麼的被愚化，被改變，人會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是失去做人的一切尊嚴的時候——我想你在寫作這個時候你沒有想其他別的，我想他出版不出版真的不重要。◇
閻連科簡介
現年54歲的閻連科，是中國當代最著名的小說家，1978年開始寫作，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其他國內外文學獎項20餘次，目前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系。他的作品以大膽批評揭露中國現實聞名，當中《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多本作品被禁，也因此廣受海內外關注，有「禁書大師」之稱。
－－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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