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浩劫:毛《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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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5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肖恩綜合報導)1942年5月2日,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中共黨文化形成的重要標誌,並成為後來歷次黨內清除異己、黨外屠殺人民的運動中的理論依據。然而,儘管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在黨性向人性的宣戰過程中,已經徹底失敗,人性的光輝正在華夏大地、神的子民復甦、光大。

在具有神州大地之稱的古老中國,儘管有著不同的方言、歷經多個朝代的更替、甚至外族的入侵,但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樣的文字,學習一樣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裡,那裏是曾經的禮儀之邦。然而,目前的神州大地上傳統文化被摧殘、人們已經失去了對神的敬仰,那個在西方人眼裡的禮儀之邦已經墮落為一個危機四伏、哀號遍地、滿目滄桑的國度。而這一切的發生均來源於正肆虐於中華大地「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共產黨以及「黨文化」的毒害。

說到黨文化,就不能不提及1942年5月2日,中共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中共黨魁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黨文化」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誌。這個《講話》歷來被中共供奉位經典,可見其在中共黨文化形成過程中所佔據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毛在這個《講話》直接提出文藝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中共在這一個幌子下,把文藝變成只為中共服務了。因為中共稱自己是「工農兵」最高利益的集中代表,進一步又變成了只為中共黨魁服務,因為中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魁說對才是「對」,黨魁說反動就是「反動」。所以中共在奪權後才會出現批判「武訓傳」、批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文革和樹立八個「樣板戲」的奇聞,甚至60年後,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和「二次文革」運動中也把這一講話搬出來,作為其搞「二次文革」的理論依據。

《講話》的歷史背景

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隨紅軍逃往至陝北,經過數年的經營,在四十年代初,趁日本全面侵華、中華民國將士浴血奮戰之機,中共在延安已經偷偷建立起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

從當時陝北的外部環境看,中共軍隊與日軍基本處於相安無事狀態。自1940年8 月八路軍在彭德懷指揮下,發起「百團大戰」之後,八路軍與日軍沒有再發生大規模戰鬥。日軍忙於跟國軍作戰,跟中共達成某種交易。

從內部環境看,在中共的設計下,依照瑞金時代的經驗,在邊區和延安市,建立了垂直的黨政機構和群眾團體,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邊區黨委(西北局)、邊區政府一直下達到市、區、鄉黨組織,直至農村中的黨支部。

內、外部相對穩定的環境促使毛澤東開始了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的整肅運動,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等紅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在政治上徹底摧毀了王明、博古等國際派,鞏固了自己的絕對權威;在思想上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開始系統建立「黨文化」的步伐。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餘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正式開始,毛澤東發表講話,5月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的這篇報告在以後的屢次政治運動、內部清洗過程中,成為其綱領性文件,標誌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

《講話》的內容

中共黨媒長期以來認為這次會議,對後來中共「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共黨文化形成的重要標誌,並成為後來歷次黨內清除異己、黨外屠殺人民的運動中的理論依據。(大纪元)

毛在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了「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這就是以後所謂維護中共政權的「槍桿子」和「筆桿子」。「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否定了普世價值觀的人性,提出了共產黨的「人性論」,即所謂「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像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甚麼超階級的人性。」有關「人性的階級性」觀點對後來中共的一次次屠殺提供了理論基礎,煽動「階級仇恨」,只要把打擊的對象扣上「階級敵人」、「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隨意殺戮,如中共奪取政權後消滅地富反壞右、黨內整肅、六四屠殺、迫害法輪功、鎮壓民主異議人士等等,均是這一理論的應用和延伸。

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完成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以全面、詳實的歷史資料揭示了毛澤東發動這一運動的背景、過程和手段,以及最後確立了以毛為核心的「黨文化」的歷史過程。

高華將毛氏的「黨文化」觀分解為五個核心概念:

1)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 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文藝必須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 」

2)極力貶低知識份子。和工農兵相比,知識份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份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

3)宣傳人性的階級性。普世的人道主義和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做堅決的鬥爭和徹底的決裂。

4)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5)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包括了從創作主體、文藝功能,到創作題材和創作形式等文藝學的所有領域,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黨文化」體系。

然而,當你真正按這個去做、挑戰毛澤東本人的時候,就會被徹底消滅。在當時的文化思想界影響很大的王實味就成為為毛氏「黨文化「祭旗的犧牲品。從1942年2月始,年屆三十六歲的王實味受毛澤東號召的鼓舞,陸續在《谷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連續發表文章,並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準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份子理想漸趨破滅後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

顯然,王實味的文章是對中共黨魁毛的挑戰。1942年11月後,王實味就被隔離,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1947年7月1日在山西興縣被康生下令砍了頭。

貽害無窮的《講話》

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後來的中共在黨內整肅異己,在全社會發動政治運動,挑動國人之間的互相殘殺提供了理論基礎,危害極大。由於毛認為人性是具有階級性的,一旦一個人、一類人、一個團體被黨魁成為階級敵人、反革命、敵對勢力,那末就可以對其採取任何手段予以消滅。早在文革後期,中共就出台內部文件,要將死刑犯的屍體「廢物利用」,最早是用來吃,或做醫學原材料,後來就用來做器官移植。


「人性的階級性」觀點對後來中共的一次次屠殺提供了理論基礎,煽動「階級仇恨」,只要把打擊的對象扣上「階級敵人」、「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隨意殺戮。(大纪元)

被中共樹立起來的號召全國人民學習了半個世紀的「先進典型」雷鋒,就是利用假材料、假事跡創造出來的假榜樣。被大力宣傳的雷鋒日記中就有這樣一段話「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冬天一樣殘酷無情。」令人毛骨悚然。

被樹為「打黑英雄」、多次被公安部授予「全國公安戰線一級英雄模範」、「中國十大傑出民警」、「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範」等稱號的王立軍就直接參入了對法輪功學員的活體器官摘取。在遼沈晚報的文章中,王立軍就敘述了活體摘除器官的過程:「連夜趕到我們的課題研究現場,見證了器官受體移植這種公益事業,對我們人性化執法和我們國家真正的民主執法,…我們的科技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是我們多少人的努力。…當一個人走向刑場,在瞬間幾分鐘轉換的時候,將一個人的生命在其他幾個人身上延伸的時候,都會為之震撼,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

而這些讓人不寒而慄的事例就是在中共「黨文化」的長期熏陶下形成的。

60年中期,江青曾親自組織、參與、經手一些宣傳黨文化的文藝作品的改編、排練等工作,其結果是八億人民只剩八台戲,即五出「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濱》、《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以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及交響樂《沙家濱》, 並將其標榜為「樣板」,這就是「八大樣板戲」的由來。

1967年5月23日,在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當天,樣板戲在北京各劇場同時上演。毛先後多次率政治局成員出席觀看,以此給予強勁的政治支持。

如今,文革雖然結束30多年了,但對包括樣板戲在內的文革卻沒有得到徹底的反思。樣板戲依然時常出現在電視、廣播、電影中,甚至還走進了中小學課堂。一些國人還對此津津樂道,這真是悲哀。

在2008年9月下旬,薄熙來曾參加了人文社科專家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還引用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其「唱紅打黑」、發動「二次文革」的理論基礎。將其作為「我黨指導文化工作的傳世經典。」

「黨文化」確實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與軍隊、監獄、警察一樣同屬暴力機器,只不過提供的是另一種暴力—「文化暴力」。這種文化暴力對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破壞渙散了人心,也渙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當今許多中國人已經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無所知,甚至把60多年的「黨文化」等同於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許多人在反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並不清楚,他們實際反的是中共「黨文化」,而不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黨性與人性

儘管從中共成立到今天已經90年了,儘管中共歷經多次政治運動、試圖徹底摧毀中華神傳文化,而代之為黨文化,但中共並沒有真正成功過。

正如因為法輪功上書而身陷囹圄、遭受酷刑折磨的高智晟在《有誰戰勝過人性》中所說:「在向人們的信仰開戰是最為愚蠢的,因為這是在向人性宣戰,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哪種力量曾戰勝過人性的記錄,今後也不會有。(中共政府)對基督徒、對法輪功愚蠢地選擇了向人性開戰的惡舉,而人性從未被任何強大的力量戰勝過。」

下面的幾個例子也證明,這些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炎黃子孫、神的子民們,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人性的光輝依然頑強地在中華大地上閃爍。除具有中國的良心之稱的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為愛滋病患者吶喊呼籲的人權活動家胡佳、為農村被強制墮胎的基層百姓提供法律服務的陳光城,以及頂著壓力為法輪功做無罪辯護的律師團隊外,就是在從中共歷次殘酷內鬥中走過來的中共領導人也還沒有泯滅其善良的本性。

中共歷史上少有的開明領導人胡耀邦,除主持平反糾正了毛在文革中犯下的數不清的冤案外,對86年的學生運動的同情、對毛左發起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抵制所表現出的都是其良知未泯的標誌。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面對中國大陸媒體採訪時曾表述:「我的父親和鄧小平之間的區別是:鄧小平要拯救黨;我的父親想救的是人,普通的老百姓。」

因「六四」期間,反對戒嚴、反對向學生開槍而被罷免的趙紫陽更是在關鍵時刻,人性戰勝黨性的例子。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溫家寶,「六四」期間,作為趙紫陽的辦公室主任,在趙被罷黜的前夕,跟隨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歷史畫面,溫當年就站在趙紫陽身後。就連下令屠殺學生的劊子手鄧小平當時看到這一幕很有感觸地說:「我有那一天有個人扶著我就行了」。

知名時事評論員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對溫家寶的評價是:「 溫家寶做為中共黨內,我覺得最具有慈悲心腸的人。」

大紀元專欄作家章天亮教授在「法輪功學員為何歡迎溫家寶?」一文中說,「溫家寶是清理(周永康、薄熙來等血債幫)這些罪犯態度是最堅決的。它已經超出了黨內權力鬥爭的範圍,而帶有正義戰勝邪惡的色彩。正如海內外的中國人對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曾經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報有敬意和懷念一樣,如果溫家寶和胡錦濤一起聯手清除以周永康、薄熙來為代表的「江系血債幫」,結束中國的人權災難,他們也會贏得人民的尊敬和歷史的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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