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哈托與鄧小平的「群體滅絕」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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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6月19日訊】每逢「六四」週年,往往會想起一些「並不如煙」的往事。1989年發生「天安門大屠殺」後,有一次我見到在本地的「中資」機構當總經理的一位學長;他是中爪哇梭羅華僑公學讀書時的老同學,從印尼、中國、香港直到悉尼,斷斷續續都不時保持聯繫。我們是無所不談的老熟人,他跟我談起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一帶殺戮無辜學生市民時,身為「國家幹部」當然要打「官腔」,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第一次從他口裡聽到「殺他兩萬人,可以穩定二十年」,大吃一驚;我想他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便問他這句話是誰說的?我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知道他是在按級別內部傳達聽來的。他當然支吾其詞絕不能告訴,因為這是組織紀律。更為耐人尋味的是他接著竟說:「蘇哈托殺了60萬人,不是照樣當他的總統嗎!?」當時,蘇哈托已經從1966年推翻蘇加諾奪取政權,獨裁執政23年。經過多年後,才陸續揭露真相資料,「殺人穩定輪」確是鄧小平說的,也是他的「思想」;至於羨慕蘇哈托「殺人獨裁論」,是否也是其說?尚有待日後研究「鄧小平理論」的學者專家考證了。

印尼前總統蘇哈托(Soeharto,1921–2008)和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1904–1997),表面上看起來是「性質」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兩個國家領導人:蘇哈托是極端反共的民族主義穆斯林,而鄧小平是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神論者。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專制和殺人方面的思想本質是一樣的,他們都有踐踏人權,殺戮無辜平民,犯下「群體滅絕」滔天罪行的可怕而可恥的記錄。

如果有甚麼不同的話,就是蘇哈托屠殺的對象是印尼共產黨成員及其同情者,牽連到「熱愛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親共」的華裔,以及已經歸化印尼根本不認同中國,更不知道「共產黨」是神馬東西的「支那人」(Orang Cina)受害。據不完全統計,蘇哈托在1965–1966年奪取政權期間,在印尼各地屠殺了60多萬人(一說近100萬人),主要是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munis Indonesia,簡稱PKI)及其「人民青年團」(Pemuda Rakyat),「全印尼總工會」(簡稱SOBSI),「印尼婦女運動」(簡稱GERWANI)等外圍組織的各級幹部和積極份子,把印尼共的有生力量幾乎趕盡殺絕,消滅殆盡。其中無辜遭到打砸搶、奸燒殺而慘死的「中國血統」華人約有20萬人;這是印尼華人社區應該吸取的「血的教訓」。令人遺憾的是現今駐印尼使領館和那些「愛國」、「親共」華人社團領導人,「好了傷疤忘了痛」,又在「勾勾搭搭,故伎重演」,以至往往引起主流社會的極大反感,甚至投書本地報章公開抨擊,負面影響相當「不好」,難免令人擔憂。

鄧小平搞掉華國鋒,親自主政以後的主要罪惡,以1989年而論,則是「天安門大屠殺」,至今已經過去23年了,「矬子」也已經「萬壽無疆」15年了,官方還要嚴實摀住蓋子,禁止人民過問談論「六四」的真相,連傷亡人數和名單都尚無正式公佈。最可笑的是「鄧共」時期那些牽扯到「天安門大屠殺」的領導人,其實心裏都明白這是一場罪孽深重、影響千古的歷史大案,關係到自己和子孫後代將來的聲譽是「流芳」還是「遺臭」的問題,所以不顧「中宣部」的禁令,在不同場合,利用各種方式,分別透露當年「鄧共」高層策劃軍事暴力流血鎮壓學生市民愛國民主運動的一些情況。如先後已經送到境外出版發行的《李鵬六四日記》,被認為是「北京屠夫」的李鵬,極力否認自己的罪行,把一切責任推給鄧小平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而《陳希同親述 — 眾口爍金難鑠真》,則反駁李鵬的指責,否認他「謊報軍情」誤導鄧某,他也不是鎮壓現場的第一指揮,企圖撇清自己等。

現在看來,所有當時在鄧某家裏開會的中共八個「元老」和李鵬、陳希同等有份參與策劃的領導幹部,都有相應的不同程度政治法律責任;當然主要拍板調動軍隊的是「核心」鄧小平,他的罪惡和責任最大。有朝一日,一旦在中國按《憲法》建立起獨立的司法機構,「天安門大屠殺」歷史大案的所有責任者,都要接受法治法律的制裁,公正合法,量刑定罪,罪有應得,不論他們已經死去或是仍然在世,這樣才能還回人民和歷史一個公道。

(原載《澳洲日報》,有刪節;責任編輯: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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