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文~
我記得我二零零二年的冬天，我到日本去，那時正好是我的《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出版的時候，《日經新聞》的一個記者來採訪我，《日經新聞》是一個比較「親共」的報紙。他一來就先跟我這樣說：第一，我到過中國；第二，我在中國生活了五年；第三，我有很多中國朋友。他說，我所瞭解的中國和你所書上講的很不一樣。我就笑起來了，我就問他：你瞭解中國的新聞來源是哪裏？他說，我有三個來源：一個是中國的媒體；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政府官員；第三個就是我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供的資訊。我說，那麼你談的三個來源其實就是一個來源。我說，中國的媒體不叫媒體，叫作「黨的喉舌」，它是宣傳工具。就是宣傳政府的意志和黨的意志。所以你從媒體那裏聽到的和政府那裏聽到的其實就是一個來源。你從那個日本駐華大使館得到的消息，屬於機密級的情報，他不會給你；屬於公開資訊，他的來源也無非就是你那兩個來源，媒體和政府官員那裏。所以你的三個來源其實就是一個來源。我說的，他也不得不承認。
我說，再一個我還想問你一下，我說你到過中國的哪些地方？他說，中國二十九個省市的省會城市我都到過了。我問，那麼你到過離省會城市二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去沒有？他說，那沒去過。我問，那麼去過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沒有？他仔細想了想，他說絕大多數沒去過。那好我說，你要瞭解美國的富足要去美國的鄉村，要了解中國的貧窮也要去這個中國的農村。我說，如果你要是僅僅拿紐約和上海來比一比，你肯定會得出上海的城市面貌還新一點，紐約的城市太破舊了。你就不會看到上海的「新」，是因為市政府可以去任意拆遷老百姓的房子，而紐約的「舊」，是因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哪怕他那棟房子放在那兒，再破再舊，它的主人不願意動，你市政府拿著它無奈其何，你不可以去拆它的。我說，你大概沒想到這個吧？他又只得承認：那是，那是。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就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位女學生，她選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研究這個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國的媒體，最後她得出個結論是說，那個時候的中國的《人民日報》是真實、客觀地報導了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一點她的指導老師給她最後下的「判語」是：你連分辨甚麼是事實的能力都沒有，根本就沒有做學術的能力。她後來沒拿到博士學位，也沒通過資格考試。事實上，那段時期中國的媒體正好是充滿了各種政治謊言。中國餓死三千萬人的「大饑荒」，在中國的媒體上面根本就沒有見隻言片語；中國那個時候的「反右運動」，也只看見每天對這些右派的痛加撻伐，幾十年以後又平反的運動，被說成了一個黨如何如何打擊這些甚麼「反黨」言論，和向黨進攻的那個勢力；還有就是一個「大躍進」帶來甚麼樣的嚴重後果，也是媒體上面沒有說的。所以那個時候的媒體是充滿了謊言，可是那個女學生她還說是「真實客觀地反映了」。
中國這種宣傳很害人，第一個它是通過教科書，從小到大讓大家接受一種「混合著部分真相的謊言」。讓大家根本就不瞭解，尤其是不瞭解共產黨五十年統治到底幹了甚麼。所以很多人，哪怕是在中國讀了很高的學位的人到國外來又來讀博士他同樣地不瞭解中國歷史所以很多大學生經過教科書這麼一洗腦然後再經過媒體這麼一宣傳到國外來看到外面報導講中國「鎮反」的時候殺了多少人；「土改」的時候殺了多少人；還有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又是在廣西和湖南發生了集體屠殺的事，他們都根本不相信，說這是反華反共勢力的宣傳，很多人就是這樣看的。
我在德國的時候有一個留學生，他跟同學校的一些留學生講起這個事情，那些留學生根本不相信。他們說：三千萬人！他說你也不想想那是多少人啊，德國才多少人啊！他後來把哈佛大學關於五八年以後，五九、六零、六一這三年人口銳減的研究，特別列出哪個省哪個縣人口減少多少？哪些是屬於非正常死亡？都一一列舉出來，他們才算勉強相信了。有的人還回去問自己的父母，結果他們的父母都告訴他們確實有這麼一回事。
記者：您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甚麼呢？
何清漣：我這本書的內容介紹了共產黨對這個傳媒的制度化控制，它涉及到幾個層面，一是制度層面。就是法律制度是如何地「違憲」，如何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創造自由。第二個層面就是日常管理層面。我介紹了宣傳部和新聞出版局這兩條線的管理，就是審讀、審聽、審看制度。「審讀」，就是針對字媒體的平面媒體的就是報刊雜誌。「審看」，就是針對電視。「審聽」，是針對廣播。我在書中很詳細地介紹了這個小組的成員，都是各地的宣傳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聘請一些已經退休的官員。這些官員大多是過去主管過宣傳文化部門工作的，還有就是一些「政治立場正確」的老編輯、老記者，他們退休後讓他們每天各自負責審看本地的一些報刊、雜誌、電台，就每一個節目做出政治的評估。
宣傳部和新聞出版局為甚麼要兩個部門監管呢？這有一個互相監督的作用。如果要是宣傳部審出來，而新聞出版局沒有審出來，那就說明他們那個小組工作不夠認真負責任。所以各地的審讀、審看、審聽小組的尺度是否嚴厲和這些人的政治素質有很大關係。因此很多思想保守的人就是雞蛋裡挑骨頭，沒有毛病硬給你挑出很多毛病來。比如像廣州因為它的媒體本來就開放一點，由他們的退休編輯和記者組成的那些審讀人員的尺度也就稍微寬鬆一點，他們絕對沒有像我們深圳的小組那樣，經常給你審一些莫名奇妙的問題出來，因此媒體就又稍微空間大一點點。
還有一個層面就是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政治管理。那麼媒體從業人員有一條規定，就是要求做部門主任的人一定要是黨員。這個比胡錦濤時代還好一點，胡錦濤現在是要求你進入媒體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就得是黨員。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規定一定要是黨員，但是做部門主任一定要是黨員。像我們那個報社是一個副局機級單位，如果做到部門主任，那就是副處級了，那就一定要經過甚麼人事部門審批。為甚麼我做部門主任一直無法被批准，就是因為我從來就不是黨員，就因為這一條通不過，所以我所在的部門沒設正主任職務。只有我是副主任，那麼就是副主任，就是正主任，因為我不是黨員人事部門無法批准。至於關於報社的總編輯呢，他還有一個專門的規定，叫做「報紙雜誌總編輯任職資格規定」，這個是一個政府的政策法規性文件，其中談得很清楚，就是做報紙、雜誌主編一定級別以上的必須要黨員，不是黨員不能做。當然，這都是內部掌握的，他不會給你貼到報紙上公開發表。
另外，每年還有一個思想評審。思想評審就是除了要你寫上你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政治上如何正確，對記者還有一些具體要求。像我們因為臨近香港，每年都要強調不得給香港的報紙、境外雜誌撰寫文章、報導任何新聞線索，違者依法處理。依哪條法呢？他也沒有講，可能是依「洩漏國家機密罪」這條法吧。那麼這是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思想管理控制。
還有是對報紙的日常管理，就是審稿制度。政府不代替你審稿，但是在中國這個政治環境中生活久了，這些做報紙媒體的人都有一種「自律」精神，他們是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消息能發，哪些消息不能發。我不說那些大的，牽涉到所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事，我就只說牽涉到一些小的事。比如每一個報社你只要是跑這個新聞線的，你一定得把市政府五套班子領導的名字貼在牆上，誰先誰後，誰的職務高，誰的職務低，順序一點都錯不得。一錯了，你就叫「政治錯誤」。
比如政法委書記，他是市常委又兼公安局局長，那麼在報導某政法線新聞的時候，他的名字一定要排在某位副市長前面，如果你要排到後面，那你的總編輯第二天早上就會接到某某市長辦公室，或者某某書記辦公室打來的電話。不是書記自己打，書記自己不教訓你，代替書記教訓的都是秘書。像我們深圳市的張高麗，他那時是市長兼市委書記，他的忌諱很多。他的臉有一邊大，有一邊小，所以媒體照他的照片的時候一定只能從一個角度照，如果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照，那張照片要是見了報，那第二天早上他的秘書可要把你的總編罵得狗血淋頭。所以他的照片是拍了以後，要連夜送到張高麗辦公室，請他的秘書審查，然後圈定好照片回來再用。
所以記者們覺得去給他攝影都是一種苦差。因為討好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你做得不好，他有一點不滿意，那你輕則就是要挨批評，重則要被處罰。有一次，一個記者就是因為一張照片，其實那張照片好像說還是選過的，也不知道他的秘書當時怎麼選的，就是把他的臉一邊大一邊小的缺陷照出來了。這個記者後來寫檢討，還被扣發獎金、工資。所有相關的人員都吃了「瓜落」。就是說共產黨控制媒體已經不僅僅是政治路線、政治導向的控制，還包括某個官員個人的好惡，也體現在這個控制上面。
我們經常看到報導那些地方的貪官污吏，就是經常指著他管得著的本地報紙跟記者說：看見了嗎，我就要把我們的報紙辦成《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怎麼樣報導總書記的活動，你們就得怎麼樣報導我這個市委書記的活動。所以說控制媒體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宣傳自己、粉飾自己的政績。所以媒體在這個情況下，就像「貓爪子下的夜鶯，活得戰戰兢兢」。
有少數媒體當時為了在市場求存，曾經「異地反腐敗」。就是全國「都市報紙系列」，像《南方都市報》、《楚天都市報》、《瀟湘晨報》、山東《齊魯晚報》這些報紙還曾經比較活躍，但是他們報導的腐敗都只敢報導其他地區的腐敗。
比如像廣東《南方週末》只報導其他地方的腐敗，本地的腐敗報導的很少。所以每年「兩會」期間，各省省委書記和省委宣傳部長開會的時候，都要找著廣東省的省委書記和宣傳部長告狀，紛紛來圍攻他們說：你們就那麼乾淨啊，你們就沒有腐敗，只盯著我們報。你們像美國一樣，當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寬，怎麼不管管你們自己。《南方周末》挨處理，就是因為湖南省狀告他們在「張君事件」上寫了《「張君事件」反思》、《「張君事件」再反思》。其中就提到「張君犯罪集團」產生的社會原因，講到當地的窮啊、苦啊，青年們沒有出路等等。最後湖南省就告狀說它否定了湖南省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成績。正中宣部早就想整《南方週末》啦，正好找到這個由頭，然後就造成《南方週末》大換血。
那時候總編就已經是換到第三次了，這一次連記者也都要全部換啦。最後是所有的記者留社察看半年，視其表現決定是否留用。所以最後《南方週末》在這一次大整肅以後，基本上大換血，不但是原來的總編、編輯主任的這一個層面全換了，連普通記者也都全換了。我原來跟那個報社挺熟的，也知道他們的記者群體應該說是當時中國平均素質最高的一個記者群體，但是現在呢？用他們自己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叫作《<南方週末>花果飄零》，人都已經失散啦，現在你已經找不到原來的面孔了。《南方週末》也就由原來享譽中國和國外的第一週報，墮落成一個很精巧地粉飾太平的報紙了。
我在這個書中專門寫了一句：一朵夭折的玫瑰《南方週末》。我就是講了《南方週末》在它鼎盛時期的特點，它是怎麼樣能夠報導腐敗，堅持了甚麼啊，起了一種甚麼作用。然後在這個鼎盛時期過了後，是怎麼樣慢慢地從過去針對權勢部門、執法部門的批評，過渡到現在變成了到針對社會現象的批評，針對個人的批評，都是一些無權無勢人的批評。還有就是越來越多的吹捧文章等等，這都是分析他們自己的報導分析出來的。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很多人開始還指責一下「南方週末」，以為是《南方週末》記者自己的選擇。後來才發現這是黨要把他改造成這個樣子。
當時李長春來廣東省當省委書記，接管《南方週末》的時候，發表了一通著名的講話，其中有一段說：我來廣東的任務就是要整肅《南方週末》、《羊城晚報》等幾家報紙的。我從來不准我的小孩看《南方週末》這家報紙。他的這番講話是傳達到廣東省內的所有報紙的部門主任這一級，我是親耳聽到過這個傳達。所以我們當時調侃說，那長春書記的家裏看甚麼報紙呢？一個記者回答說：看《人民日報》。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