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二章(下)

美利堅的光榮•理想•錯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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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7月28日訊】第六節 在自由人權普世價值上退讓的後果

自由經濟的原則與奴役勞動格格不入

在中共利益誘惑之下,西方對中共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在自由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上不斷退讓,西方產業界繼續面對來自中國的惡劣生產環境下低成本產品的衝擊,除了我們前邊談到的外資公司買通當地官員欺壓員工的案例,還有來自監獄或勞教所的零成本奴工產品。

中共統治下公安機關毋須經法院審訊定罪,即可將疑犯(包括因言論、信仰而被非法抓捕的守法公民)長期關押並強制勞動。2012年6月法輪功學員披露了在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期間被奴役的第一手資料:

都是外麵人不願幹的活:髒、亂、毒

勞教所的奴役勞動、加工產品可謂五花八門,像是啤酒瓶使用的瓶子蓋、給藥廠貼商標、加工手提紙袋、月餅盒、仿真動物(馬、烏龜、羊等)、毛絨玩具、聖誕樹、玻璃瓶、日本成人性具(勞教所害怕被曝光,此類產品只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加工)等等。這些產品一般具有以下特徵:1、手工製作,勞動強度大,是人工密集型工作,勞教所把在押人員像機器一樣對待,完全不考慮人的生理承受和需求。2、勞教所接的活都是外麵人不願幹的活:髒、亂、毒。比如給大型動物玩具填一種絨子,那種材料塵灰飛揚,人坐在其間即使不動,身上都會沾滿,車間長年籠罩在一片灰細毛的塵霧中,頭臉皆是。在零九年前後濟南女一所有個大隊長年做聖誕樹、玻璃瓶等(後來怕犯人用玻璃傷人傷己所以就不敢接了),那是比填玩具還要髒的,幹不完時吃飯時間都要幹,也不知是吃飯還是吃毒。

被奴役人員的勞動強度

勞教所一直對外宣傳從不強迫勞教人員做工,並且勞動環境多麼好,純粹是無恥卑鄙的謊言!勞教所在押人員每天早上大約六點被迫開工,冬天可能延半小時(記不太清了),反正天不亮就得起床。中午、晚上各半小時吃飯時間,其餘時間全在車間幹活,活兒不多時一般晚上十點收工,活兒多時十一點半以後,甚至收工回到宿舍後繼續做,有時到凌晨一、二點,無論多晚,第二天早上照常六點以前起床出工。

勞教所有一年四季固定不變的活,主要是縫製、填充仿真動物和毛絨玩具,這些產品一般是出口。勞教所沒有任何勞務費、稅等費用,所以為了填充自己的腰包還會接很多季節性的活,這些活任務量大,工期短,無形之中大大增加了在押人員勞動強度。比如過年過節時就會折疊禮品包裝盒然後用特殊的膠粘起來,裝特製的福袋子、疊福字等年節下用的東西,過年前的那些日子每天都幹到半通宵,整個宿舍充斥著一種不知甚麼膠的味道。【42】

今天以產品和資本自由流動為標誌的全球化的宣導者們都聲稱秉持自由市場的原則,而自由市場的原則與奴奴役勞動卻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為無視工人的生產環境的不公平競爭,不僅衝擊其他地區的就業市場,從更廣範的角度看,其產品往往也達不到所需的安全標準,損害消費者健康併進而損及製造商的聲譽。另外,官商勾結壓搾工人對中國本身消費市場的發展也起到了抑製作用,與全球經濟繁榮的長期目標背道而馳,從中得益的只能是少數官員和商人,其代價是對環境、人權、消費者以及市場賴以有效運作的信譽的長期損害。

為獲取商業利益對中共踐踏人權默許縱容

為自由貿易奠定理論基石的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指出:

「如果強盜和兇手之間存在某種交往的話,他們至少一定不會去搶劫和殺害對方。因此,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正義是這種基礎。雖然沒有仁慈之心,社會也可以存在於一種不很令人愉快的狀態之中,但是不義行為的盛行卻肯定會徹底毀掉它。……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鬆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築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建造和維護這一大廈似乎受到造物主特別而寶貴的關注。」【43】

從今天遍及中國大地的不公、官員向海外轉移資產、內部你死我活的爭鬥甚至最高層官員的家屬因經濟利益直接捲入謀殺來看,把這樣一個政權作為亞當•斯密所宣導的自由市場的同路人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西方被中共誘惑,認為要從中國潛在的消費市場獲取商業利益,必須對中共違反法律、踐踏人權的行為採取默許縱容的態度,那麼隨著中共官員對法律的破壞,商業和製造業環境也將難以持久維持,只能依靠對官員行賄來彌補法規和商業誠信的喪失,交易和經商的成本也會不斷上升。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述:

「如果不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任何國家的商業和製造業都不可能長久發展。在這樣的國家裏,人們對自己擁有的財產沒有安全感,對人們能否遵守契約缺乏法律保證,不知道政府是否會依法行使權力,強制所有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44】

中共經濟「奇蹟」帷幕後的捉襟見肘

由於中共各級官員普遍的短視和對權力、金錢的貪婪,在GDP與官員業績、社會維穩掛鉤的驅動下,其對法治的踐踏、對環境的破壞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在經濟領域也已經突顯出來。讓我們透過中共宣傳的所謂經濟奇蹟的帷幕,看看其捉襟見肘的實質。

這些年GDP持續高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靠投資拉動的。這種低效率的運作模式對資金的嚴重需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因為沿海出口行業遭受打擊而變得尤為突出。工商銀行行長2010年4月在《21世紀經濟報導》撰文指出,從內地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看,中國宏觀經濟有必要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銀行需要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充足資金支援。【45】而維持每年8%左右的GDP增長率並不是出於經濟效益的考慮,而是出於擔心因經濟放緩而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的政治考慮,不得不斥之於信貸擴張,不惜工本地以債務換取經濟增長。

2010年,惠譽評級在評估中國信貸增長時率先指出官方統計資料有缺失,因而使信貸增長和信用風險敞口被普遍低估。比如官方資料就沒有列入日益盛行的非正式資產證券化,即將銀行貸款打包成投資產品行為。此後,中國人民銀行在2011年4月發佈季度金融統計資料時,首度公佈了社會融資規模(TSF),以反映近年社會融資結構出現的實質性變化,包括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規模的擴大。

但是惠譽注意到,仍然有一些項目未包括在TSF統計口徑內,因此央行的資料並沒有完整統計出正式和隱性的信貸融資總規模。如果計入信用證、國內信託公司貸款、其他國內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香港的銀行發放的貸款等信貸類別,惠譽計算出在金融危機之後的2008至2011年,融資總量年均增長達40%,遠遠高於GDP的每年9%左右的增長速度。【46】惠譽的歷史資料表明,類似幅度的信貸增長在其他國家的銀行業遇到困難的幾年前也經常出現。

從目前高鐵專案在纍積近二萬億貸款之後面臨舉債困難、工地大面積停工來看,靠債務推動GDP發展的風險已經浮出水面。鐵道部2012年開工專案僅為9個,與2011年初計劃的70個的宏大目標相比落差巨大。根據鐵道部披露,2012年1月份全國鐵路基本建設投資僅87億元,同比減少76%﹔固定資產投資122億元,同比下降70%,創下了2009年來的最低水準。【47】

與對GDP增長的剛性要求相對應的是對居民房地財產的強行徵收和對城鄉生存環境的破壞所引發的群體抵制,以及因此不斷增長的維穩開支和不斷升級的打壓手段。由於西方政府的噤聲,各級中共官員,尤其是政法和宣傳系統的官員,對內踐踏法治、封殺言論已然成為習慣,其打壓手段已經擴展到西方在華人士身上。

西方縱容下的中共人權「最好時期」寫照

2011年2月27日星期天下午,外國駐京記者根據網路資訊,前往北京王府井採訪受中東、北非民主浪潮啟示自網路發起的「茉莉花」聚會。據外國媒體報導,王府井麥當勞外,人群熙熙攘攘,現場部署的大批警察、便衣、警車和警犬。

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統計,當天,有16家新聞機構的記者在王府井地區的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彭博通訊社的一名記者受到劇烈毆打,另有兩人受傷。有9家新聞機構的記者受到拘留,拘留時間從30分鐘到4個小時不等。他們拍攝的照片、錄影和錄音資料,大都被警方刪除。【48】

2月28日,美國駐華大使會見了星期天遭受中國警方拘留或騷擾的部份美國記者和其他外國記者,並隨後在駐華使館網站發表聲明表示,「這種騷擾和恐嚇是不可接受的,並令人深感不安」。【49】同一天,歐盟駐華代表團也發表聲明表示關切。聲明敦促中國當局尊重外國新聞工作者的報導自由權利,並確保其工作期間的人身安全。

在3月3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對外國記者提出有關2月27日他們遭警察暴力對待究竟是違反了中國哪條法律的問題答道:「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薑瑜還宣稱:「問題的實質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想在中國鬧事。對於抱有這種動機的人,我想甚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

薑瑜「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的說法,與中國官方所宣稱的「依法治國」自相矛盾,讓人質疑其所謂實行「法治」的誠意,在互聯網上也遭到中國線民的強烈抨擊。【50】

幾天後,在3月7日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又有外國記者要求就記者被打等問題作出回應時。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全然不顧一個大國政府的信譽,在回答時予以矢口否認,聲稱「不存在警察打外國記者的問題」,反而告誡外國駐華記者「不希望任何人無事找事,無事生事。」【51】

歐巴馬有幸領教了中共的言論壓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連美國總統歐巴馬都有幸領教了中共對輿論的封鎖和對言論的壓制。在安排歐巴馬2009年11月訪華和上海青年學生見面對話時,中共採取了諸多防範措施:白宮要求對話人數為1500,中共堅持限制在500人以內﹔白宮要求在中央電視臺向全國轉播,中共不答應﹔白宮不要主持人,中共堅持要一個。白宮最終作出讓步,只和指定的青年對話,只通過上海的地方電視頻道轉播,網路轉播也只有文字而沒有視頻。【52】

一個月後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歐巴馬本人更直接地體驗了中共官員的一言堂。眾所周知,為了追求GDP,大量官員不惜毀壞山川、污染河流,視環境保護為不必要的羈絆,甚至還有人認為氣候、環境話題是西方圍堵中國的戰略。中共代表團既不願意第二年啟動商談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又怕被指責破壞各方達成協議,因為中共已經是一些擔心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而威脅他們生存的世界上最窮島國的批評對像。在一個中國和其他幾個新興經濟體主持的討論會上,一位副部級的中共首席談判代表用手指著歐巴馬,臉紅脖子粗地批駁他的氣候方案,以至在坐的溫家寶不得不請這位中共官員坐下說話,叫口譯人員不要翻譯這位副部級官員的言論。當這位官員再次提高嗓門兒時,溫乾脆不再理他。【53】

經過華爾街包裝中共央企成了國際投資界的新寵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共輿論高調宣傳美國的衰落和所謂中國經濟的奇蹟。在此後兩年間,各級官員由於主要依賴喉舌媒體作為消息來源,自信心空前膨脹。其中,中共既得利益集團賴以控制國家命脈維持統治的主要資源,無非就是享有壟斷優勢的央企和一些大型國企。這些企業接連上市以後,以市值計算,不少進入了世界前列。一些官員以為這下財大氣粗了,殊不知這背後恰恰是為數不多的幾家國際投資銀行(主要是美國投資銀行)運作的結果。

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國並沒有能夠大規模上市的企業。直到1997年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中國移動通信的前身)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一次融資達45億美元,國際投資銀行為中共國有重要骨幹企業海外融資開闢了新的途徑。高盛等國際投資銀行運作的巧妙之處在於將分散在各省的電信公司合併在一個央企之下,以市場的廣度為賣點,打造全國甚至將來的全球品牌。而這並不是一傢俱有管理經驗和盈利歷史的甚麼公司,更確切地說,是郵電部自己被拿來上市了。但是,類似的交易經過華爾街的包裝,成了國際投資界的新寵。此後,壞帳纏身的各大國有銀行也幾經包裝,在國際投資銀行的承銷下成功的在海外上市,一時緩解了資金鏈的巨大壓力。

2000年以來,除了國有銀行以外,非銀行業的國有企業也有不少在海內外上市融資。但是這些國有企業和銀行的市值並不如中共官員自認為的那麼高,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隻有30%左右的股份在市場上流通,而財政部等國家機構則持有其餘70%左右的股份。其真實市值要遠低於用計算同類國際跨國公司市值那樣,簡單地用股價乘以總股數,更不要說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了。如果這部份國家控制的股份完全進入流通,這些銀行、企業的股價將面臨巨大壓力。2001年中─2005年中,國內A股市場長期低迷,就是面臨所謂”全流通”的壓力。2006年以後,一方面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一方面也由於2008年奧運需要營造氛圍而擱置了”全流通”的計劃。

上市籌集的550億美元中540億美元已用在分紅上

更糟糕的是,2005─2006年間剛剛上市的三大國有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短短四五年間就面臨資本金匱乏的壓力。僅2010年一年之內,四大國有銀行再融資加上農業銀行在海外上市所籌集的資金就超過了4800億元。這些銀行上市後的年報顯示,三大國有銀行在香港和上海上市所籌集的550億美元中,截止2009年,已經把540億美元用在分紅上,而財政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作為持有國有銀行70%左右股份的股東,則是紅利的主要獲得者。海外投資者們很自然地把財政部獲得的這部份紅利和1980和199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國有銀行而沒有解決的壞帳聯繫起來。雖然四大國有銀行早年的壞帳在1998年以後被剝離到了各自相對應的資產管理公司,但直到2009年都未見這些壞帳被處理,而是以原有帳面價值出現在報表之中。【54】

中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對外讓利

隨著西方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進入衰退,中國出口為主導的經濟面臨嚴重阻力,急需政府投資以緩解經濟下滑的壓力,而國有銀行前幾年的融資已經告罄,這就是「中國模式」光彩帷幕後的難言之隱。從這個角度看,也就不難理解副總理級別以上官員和被中共輿論洗腦的副部級以下官員對待美國的態度為甚麼會大相逕庭。近幾年,中共一方面邀請各國政要出席奧運、世博等大型項目營造盛世形象,一方面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對外讓步。據美國財政部官員2011年10月向美國國會作證時指稱,此前五年間,人民幣對美元的真實匯率上升近40%。【55】這對出口遭遇阻力、內需尚未建立而且數以萬億美元計價的外匯由此承受貶值損失的經濟體而言,其讓步無疑是巨大的。

中共稱為「老朋友」的說客們和中共有著密切的利益關係

中共涉外官員的強硬態度也使那些為中共政權在西方遊說的「老朋友」們更難掩蓋中共多年來施行的對內兇殘、對外偽裝的策略。他們中有的強調中共黨內面臨換屆、國內面臨多重社會問題、國外面臨和周邊國家的爭執,因而不可能對西方構成任何威脅,有的則稱讚中共領導人如何審時度勢、勤奮好學,有能力應對日益激化的矛盾。但是,這些辯解並不能掩蓋中共內鬥的加劇,因為每逢這種時刻中共控制的輿論往往會把矛頭指向所謂的「國外敵對勢力」,以轉移國內老百姓的視線,同時內部相互爭鬥的派系為了標榜在和西方對抗,並要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而導致其對外政策更趨僵硬。另外,所謂中國官員如何優秀,潛臺詞卻是佔人口大多數的中國普通民眾卻又如何難以統治,所以不能讓他們享有普世的最基本的人權,而這種把腐敗官員捧得高高在上的邏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並不是中共官員如何優秀,只是他們掌握著強行支配國家資源和人民所創造財富,並最大程度為自己撈取利益的權力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被中共稱為「老朋友」的說客,恰恰和中共有著密切的利益關係。同時,中共不允許那些被稱為「海外敵對勢力」的西方人進入中國,但這也恰恰說明這些西方人不為中共所標榜的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的說辭所誘惑,而是選擇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為被中共剝奪講話權利的普通中國人發聲。

中共對內追求GDP增長而採取的一系列對經濟的干預手段,包括對蔑視法律、破壞環境等,也被應用到對外商業交往之中。擔任中外友協會長的、前中共元老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就在2012年3月坦承:「一些國家認為,中國的發展是『掠奪性』的發展。」她引述前墨西哥總統埃切維裏亞對她講過的話,「是我們『抬轎子』把你們『抬』進聯合國的。現在不能光講錢,也要講情義。」李小林透露中國在2001年江澤民任期內加入WTO時,墨西哥是最後一個簽字同意的國家。【56】

而近十多年來「抬轎子」的還包括了華爾街金融、法律和會計菁英。他們幫助中共利益集團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在海外上市大造聲勢,一面為中共融資輸血、一面自己撈取厚利。但是中共統治下的經濟遠非自由經濟,這些企業在對外貿易和對內市場爭奪中大量依靠不透明的行政手段,其負面後果對西方主導的貿易體制,甚至在互網路安全等國家安全領域對西方,包括美國主要軍工廠商、資訊檢索公司等,帶來了實質性的危害。以至以前曾積極為中共遊說的一些跨國公司如今也開始抱怨在市場競爭中遭遇中共行政手段打壓。

轉向強硬——為了美國的利益 而不是為了國際的正義

由於媒體、智庫、美國政府內部不斷質疑白宮對中共的軟弱態度,以及不少亞洲國家也出於軍事、安全等考慮持續向美國提出建議,從2010年中起,歐巴馬的外交政策出現了重大調整。2010年8月初,美國前情報主管、哈佛大學甘迺迪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約瑟夫奈,在一個研討會上,公開透露白宮對中共官員將趨向強硬。【57】

2010年11月底,由於中共不肯對朝鮮的一系列軍事挑釁行為施加壓力,美國航母戰鬥群開始在黃海海域與韓國一同進行為期四天的聯合軍演。據當時負責亞洲事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高層官員事後回憶,美方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私下向中共最高層陳述了一系列的後續手段,包括在西太平洋大幅擴展部署正在從保護軍力向全面保護人口和領土階段過渡的導彈防禦系統,以阻止朝鮮研發的核武器攻擊美國﹔雖然美國聲稱如果這樣部署,矛頭並非針對中共,但是客觀上必然使中共現有核武部署的效力被降級。黃海軍演開始後,中共軍方和媒體一反原先激烈態度,低調處理。12月初,負責中國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外交部網站撰文重提「韜光養晦」,聲稱「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文章被新華網迅速轉載。12月12日,經過六個多星期的懸而未決,中國駐美大使通知白宮,胡錦濤將於2011年1月如期訪美。【58】

而此前阻止中美軍方高層交流達數個月之久的中共軍方也不再阻攔美國國防部部長蓋茨在2011年1月初訪華,只是在選擇在蓋茨訪問期間試飛據稱是具有隱形能力的新式戰鬥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對此發表評論說,當蓋茨在和胡錦濤的會談中談到戰鬥機測試時,「很明顯當時在場的文職官員沒有一個人知道相關消息。」【59】一星期後,在胡錦濤訪美期間,美方說服中方從這年5月起在雙方年度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增加由軍方人士參加的安全對話。2011年5月1日,星期天,也就是這次對話的前夕,美國特種部隊擊斃了本拉登。

在一系列問題上,如人民幣升值,產權保護,軍力相挾,或是一些不痛不癢的事宜上,美國開始對中共態度強硬,但令人遺憾的是,從美國的強硬態度中並沒有讓人感受到美國政府為主持國際正義,維護世界道德,支持中國人民對自由的追求方面的運作和努力,就像當年的國父們奉行的理念那樣,像當年美國幫助二次世界大戰遭受侵略的國家,幫助遭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奴役的人民那樣的無私,奮鬥和奉獻,相反卻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甚至是為了本身經濟利益最大化採取的利益層面上的強硬態度和行動。這樣的做法一方面是不得要領,也解決不了美國根本的利益問題﹔另一方面讓中共瞭解到美國真正希望的僅僅是利益而已,因而與美國大玩手腕和遊戲,形成貪戰中「共毀」的局面。如果我們不能期望中共一個流氓能夠具有甚麼基本道德,那麼,我們當然要責備美國以人權和自由精神立國的道德國度為甚麼放棄安生立命的原則和理念。

「孔子學院」——把中共請到校園中來

在文化和學術界,中共在世界各地注資成立的300多所孔子學院近年來在美國、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面臨質疑。中共負責宣傳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曾公開表示孔子學院是中共「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份」。【60】

加拿大曼尼託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教授羅素(Terry Russell)表示「這相當於外國政府用我們的校園設立他們自己的教學計劃,利用我們大學的威信,合法化他們的教課內容。」在孔子學院英文網站上,面向「兒童及青少年」的「中國歷史」部份,對中共統治下各個時期的陰暗與罪惡避而不談,卻把中國人民辛勤創造的財富歸功於中共。在推特上播出題為「抗美援朝戰爭」的視頻,聲稱「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擴大對朝鮮的侵略」。羅素教授在2010年率先成功抵制在曼尼託巴大學建立孔子學院。【61】

賓西法尼亞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Arthur Waldron強調學術自由是關鍵,「一旦在校園裏建立孔子學院,你就有了一個獨立於學術審核的、最終向中國共產黨匯報和負責的另一種消息來源和權威。」Waldron教授理解中共想引導有關話題的討論,但鑒於中共駐外「使領官還負責監視中國學生」,他質疑「我們真想把他們請到校園中來嗎?」為了避免影響學術自由的自我審查,賓西法尼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所有教師一致反對開設孔子學院。【62】

口稱利益 中共外交官多次要脅美國民選官員

除了「負責監視中國學生」外,中共外交官甚至多次要脅美國民選官員。許多支持者是法輪功成員的新唐人電視臺計劃在2008年1月中在南加州奧蘭治縣(Orange County,當地稱為橙縣)舉辦三場新年晚會。奧蘭治縣縣政委員會主席諾比(Chris Norby)卻收到來自中共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的抗議函。諾比說這封沒有簽名的信函讓他感覺受到侮辱,好像命令奧蘭治縣必須聽中共政權的指示。諾比直截了當地說,「我從未見過這樣干預美國自由的信函,針對一個在美國自由運作的團體,卻叫美國官員不可以跟他們有往來。」【63】

2012年中共駐三藩市總領事以經濟貿易利益相要脅,給西雅圖的市政官員發信,要求他們不要觀看神韻演出,同樣引起抵制並使信件全文在媒體曝光。【64】

中共駐洛杉磯領事館的政治新聞領事周曉枚,中共駐休士頓領事館的領事喬紅,中共駐美國首都華盛頓大使館和駐紐約領事館都有官員匿名的騷擾過當地的劇院,企圖阻止劇院上演「神韻」晚會。中共駐外官員在世界各地幹的這種外交官職責之外的糗事多了,不勝枚舉。

美國世界新聞網報導,2010年4月24日晚間,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郁伯仁在總領館附近遭到休頓警察圍捕,原因是郁伯仁開的車沒掛牌照並未按警察要求停車。美國警察給郁伯仁銬上手銬。環球時報報導,「此事已經掀起一場外交風波,中國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國發出抗議。美國國務院表態稱正在調查,並非常嚴肅地看待此事。」【65】

這是人所周知的故事。可是故事背後發生的事就鮮為人知了。中共再次拿受氣當機會。郁伯仁要求休士頓市官員們出席他的告別會。當時休士頓市的官員們已經受邀出席當地的神韻演出開幕式,郁伯仁特意要求他的告別會在神韻演出開幕儀式的同一時間舉行,政治目的非常清楚,以此阻擋美方官員們前往出席演出開幕式。休士頓市的官員不願改變計劃。但在郁伯仁的事件上,美國國務院施加了足夠的壓力。最後休士頓市的官員們不得不去郁伯仁的離境告別會,而不能去神韻晚會。

玩的誰的規則?

就是在經濟貿易領域,中共由於自身經濟模式過分依賴資本投入、資源消耗和政治腐敗而越來越難以為繼,導致其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開始遭遇抵制。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家在100多個國家設立分支機搆的非政府組織,它在近期有關行賄調查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共下屬的企業在最可能行賄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僅次於俄羅斯企業。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共的商業行為也有了進一步瞭解,這些外派企業忽視對環境的破壞,在一些關注程度不高的項目中使用落後技術,甚至將海外項目作為國內拉攏官員的手段,承包給那些有後臺卻達不到技術和品質標準的關係戶。在投標時,西方公司為了保證盈利往往不可能給將收入的10%以上分享給當地政府。但是,中資公司則會許諾15%甚至更高的收入共用。但是由於技術落後,一些礦區在開採初期便遭到破壞,使今後開採的成本大幅上升,導致總開採率下降,總收入降低,從而當地政府並不能分享到預期的利潤。而且,中資公司還可能在專案鋪開之後再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如果不答應,中共官員則會出面施加政治壓力。而西方商業公司,由於受董事會和股東的監督,不能在事後輕易違約。

哈薩克官員私下承認他們評估投標時已經考慮分散中資公司集中中標而可能帶來的風險。蒙古不僅將中資公司排除在一些煤礦、銅礦項目之外,還在考慮終止其他礦產的合同以便引入西方公司。一些需要引進資金和技術的新興經濟體認識到和西方公司中那些擁有先進技術、遵守市場規則、注重商業信譽的企業合作本身就有助於提升當地商業環境和增強吸引外資的能力。【66】

歐巴馬在2011年11月APEC會議結束時在夏威夷對國際媒體聲稱中國必須像「成年人」一樣行事,遵守經濟事務中的國際規則。路透社記者在報導時推測歐巴馬使用如此嚴厲措辭的部份原因可能是出於競選連任而需要顧及美國民意。對此,中共外交部國際司的一位副司長在APEC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會上反駁道,「首先我們必需要瞭解我們談論的是誰的規則,如果是中國所參與的協定中共同制定的規則,中國就將遵守。如果規則是由一個或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則沒有義務遵守。」【67】

我們不妨透過這位外交部官員的話,看看中共政權對政治經濟現實如何缺乏認識,而其理論宣傳又如何與現實嚴重脫節。

隨著中共政權由內外交困而不負責任,再由不負責任而陷入更深的內外交困,其危害在國際社會也越來越為人所知。就是美國目前執政的民主黨的決策層也不得不反思,1990年代末期當時民主黨執政的政府在WTO談判等方面是否沒有堅持原則而過分向中共讓步,以致助長今天中共「遊戲」國際經濟規則的行為。【68】因此在經濟、安全軌道上同中共交涉時,美國開始就大量問題進行細緻談判,落實到雙方簽署的檔上,並督促實施。

這位中共外交官的觀點和口徑其實並不新穎,甚至都不是中共自己的原創。幾年前在「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的宣傳一度盛行之際,西方一些主要智囊曾向中共提議構建所謂的G2(兩國集團)框架,由美中共同主導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對此,中共一方面將這個G2框架拿來作為桂冠,標榜其合法性,一方面實在由於其政權的腐朽,無力承擔起對內對外負責的重任。因為在國內,除了對弱勢群體使用暴力恐嚇手段以障顯政法、宣傳等領域的高度集權外,它根本無法扭轉涉及環境、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自身腐敗、需要實施法律以保障民眾基本權益不受侵犯時的無所作為,凡此等等遍及社會各個層面日益加重的危機。在國際上,尤其是近一兩年來,從中東、北非一直到東南亞,一個個曾被中共視為盟友的專制政權走向覆滅或出現轉型,更加深了中共對自身末日來臨的恐懼。

近年來,尤其是2010年中以來,國際主流社會也不再有人提及G2,「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了。

失去未來長遠利益

另外,這位中共外交官自我表白的背後還隱含著一個「權大於法」、「黨領導一切」的潛臺詞,認為通過綁架中國人民,可以代表中國參與修改、制訂國際規則。這本身就體現出對普世價值和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的渺視。近幾十年來,由於對內的掠奪和輔之以西方的配合,中共可以說是目前世界經濟體制的巨大獲益者。目前主導世界經濟和金融格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WTO等機構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內部都並非沒有阻力。Benn Steil,位於紐約的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國際經濟學主任,在為以商品和資本自由流動為標誌的自由市場辯護時,是這樣解釋法律和國際間商業活動的關係的:

「…特別是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有必要讓獨立於任何統治者意志的法律得以發展起來。好的法律總是為時已久的法律,而為時已久的法律是因為它和人們從他人那裏所期待的公正行為相一致而產生的。合法性是一個穩定的政府的基石,而統治者是通過體現出對法律的合適的尊重以及其實施法律的能力而獲得合法性的。」【69】

這裏,我們置自由貿易和自由經濟本身的是非曲直於不論,單從這段為目前中共和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積極參與的貿易、經濟活動的辯護中可以看到:

這段話對中共政權是十分適用的,一個踐踏法律的政權必然是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而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一定是不穩定的。同時,和中共打交道的西方政府也應該得到警示,在和中共交往中,如果不能夠秉持正義,無論是對中共內政外交上的劣跡視而不見或是裝聾作啞,還是利用中共政權的脆弱而在討價還價、謀取利益的過程中傷害了中國人民或本國人民,那麼,這將給自由經濟帶來所有自由經濟的反對者都無法帶來的害處,與中共捆綁在一起而給自由市場寫下極其黑暗的一頁,並隨著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告別中共,當歷史翻過這一頁時,失去在一個沒有了共產黨的新中國原本應該得到的參與機會和商業利益。
第七節 「中國公司」和 「共產黨因素」

縱觀這30多年來的中美關係,經濟交往一直是主軸,軍事上的磕磕碰碰算輔線,人權等問題敲敲邊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意識形態的相互對立,造成了人類有史以來,大國之間可能從來沒有過的分不清是敵是友的奇怪關係。

一場華爾街的金融危機,讓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陷入了自顧不暇的衰退之中。中國卻是高增長與專制統治並駕齊驅,30年來的經濟自由與政治高壓的中共特色,形成了一道詭異的風景線。

「中國公司」

當年美國商界敦促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PNTR)的時候,這些大公司的老闆們看中的是中國巨大的市場,以及這麼大的市場將會給美國帶來多大的就業機會。十幾年下來,不是中國成為美國貨的巨大市場,而是美國成了中國貨的巨大市場﹔不是給美國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而是把美國國內的就業機會轉移給了中國。昔日囊中羞澀的中國,今日以世界外匯儲備第一,經濟總體第二的位置,做起了美國的債主。

特德•菲甚曼(Ted Fishman)寫過一本書,「中國公司」(China, Inc.),中國這個國家的運作,在中共的統治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公司一樣。這是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或者,根本就不是比喻,而是事實。如果把中國當作一個公司,而非一個國家來看待,很多讓人難以理解的問題都有了答案。

中共執政的前30年,民不聊生,把所謂的「合法性」消耗殆盡。後30年來,為了重新證明「共產黨的合法性」,被逼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維護黨的統治,這時候的黨,已經沒有了早期的理想,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利益集團。當一個利益集團來統治一個國家時,很自然就把這個國家當作了一個搾取最大利潤化的公司來運作。公司老闆說了算,可以解僱員工,可以決定付你多少工資,員工不可以決定老闆的命運﹔公司的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是老闆的目標,老闆和管理層的分紅與普通員工收入可謂天壤之別﹔員工不需要知道公司運作的多少底細,都是老闆和管理層在幕後操作。這一切,套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身上,是量身定做的,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公司擁有一切

就算地球上最大的「跨國公司」,他們也許可以在某個事件上操縱媒體,在某個時候影響法律,但是,比起「中國公司」的大老闆——中共——來說,那簡直是小兒科。「中國公司」的老闆擁有媒體、公檢法司、勞教所、監獄、公安警察、數百萬軍隊,以及可以隨心所慾浪費的資源,還有不當人看的十幾億沒有人權保障的屁民。這樣的公司,誰人能敵?「中國公司」光是用「低人權優勢」開一家「世界工廠」,就足以打亂全球的經濟秩序。西方公司甚至西方政府一旦陷入與「中國公司」的利益交易中,就如同上了鉤的魚樣,被利益套牢,被中共一步一步地拖入道德墮落的深淵。

如果把地球村當作一個國家來看,中國就是這個國家中開黑磚窯的那個公司。2007年山西黑磚窯案,當地磚窯礦主從人販子中購買偷運來的民工,包括許多童工,將他們關押在各個窯場,強迫他們從事極高強度的體力勞動,牟取暴利,動輒暴力毆打,使得不少民工致殘、致死,這些民工的遭遇跟奴隸類似。這個「山西黑磚窯奴工案」,其實就是「中國公司」的一個縮影。「中國公司」的既得利益集團財富迅猛增長,而普通老百姓卻民生困苦,以至國家內需不足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瓶頸。

中共獲得美國CEO巨頭們的羨慕

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評論美國政治陷入僵局,亮起紅燈的文章中提到,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The Conference Board for The Business Council)針對70名CEO展開一項調查。當被問及世界上哪些組織最稱職可信時,這些CEO把自己排在第一位:約90%的受訪CEO認為「跨國公司」在處理經濟危機和金融衝擊所帶來的挑戰時「比較」、「非常」或「最」有成效。排名第二的是中央銀行:近80%的CEO認為央行的工作「比較」、「非常」或「最」有效。值得注意的是,位居第三名的竟是中國共產黨:64%的CEO認可中國共產黨近年來在應對政治經濟挑戰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共在此調查中的排名遠高於美國總統(得票率為33%)和美國國會(得票率僅為5%)。【70】

反過來看,中共的效率獲得美國CEO巨頭們的羨慕,這正說明中共正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幾個寡頭擁有的私人公司在運作。高效率來自目標的單一,就是追求董事會成員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以不顧民眾的感受和利益所在,沒有媒體的監督,也沒有國會那樣的機構來起制衡作用。

國家,畢竟是國家,與一個私人公司有根本的不同。管理一個公司,可以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終極目標,而管理一個國家的政府是要肩負起維持社會公平正義和自由的。西方與中共打交道,「成功」的地方,就是學會了把中國當作了一個「公司」,學會了如何與「中國公司」的老闆和管理層打交道。這也正是西方失敗的地方。中國終究還是中國人民的,歷史終將翻過共產黨這一頁,中國那廣闊的市場,是留給誰的呢?絕不是那些與「中國公司」的老闆們裡外勾結,一起壓搾中國人民,反過來也傷害西方民眾的那些公司的。

共產黨因素

談中美關係,離不開瞭解中國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台灣問題以及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各種政策。要瞭解這些政策制定的背景,就不能不知道中共的思維邏輯。

拿西藏問題來說,中共對藏區的經濟看起來一直在幫著發展,而且中共一向有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北京有專門的民族大學,中央幹部中也有專門名額給藏人,考大學更是能加分受優待。給了這麼多幫助,大陸藏區頻頻發生喇嘛自焚抗議事件,為甚麼呢?關鍵就是中共對西藏人的信仰和傳統文化不尊重。中共頒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規定,由政府來審批那些活佛可以轉世,那些不得轉世。共產黨把無神論當作宇宙的真理,而把有神信仰斥為愚昧無知。中共熱衷於普及和宣傳無神論,從根本上蔑視和破壞著西藏的信仰和文化。這必然引起當地民眾的反彈,而中共對付的手段就是動用軍警鐵腕鎮壓。西藏問題反映出中共的兩大典型特點,一是崇尚暴力鬥爭,鎮壓民眾絕不心慈手軟,二是奉無神論為國教,肆意打壓和破壞宗教信仰。解決西藏問題,如果不先解決共產黨因素,基本上是沒有出路的。

中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一切向錢看,從上到下都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相信共產主義了。有人諷刺說,中共政治局常委就像一個董事會,接見老外時張口就談招商引資,可謂世界上最資本主義化的一個政府。既如此,中國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嗎?

對絕大多數中國大陸的百姓而言,說不相信共產主義,通常指的是不再相信共產黨宣揚的那個「按需分配,勞動成為第一需要」的「人間天堂」烏託邦。江澤民面對華盛頓郵報記者也不得不承認「年輕時以為共產黨主義很快到來,但是現在不覺得會這樣」。

不幸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不只是一個信不信烏託邦的問題。中共數十年的共產主義實踐,帶給中國人民的是數十年的共產主義教育灌輸和政治運動,幾代人下來,共產黨的因素已經浸透到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共產黨最典型的兩大因素,一是暴力鬥爭哲學,二是仇視神佛的無神論思想。這二者作為共產黨的招牌理論,完全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慈悲憫懷,儒家的中庸之道,鋪就了華夏民族奉天敬神的傳統文化。共產黨是西來幽靈。但是,對於被洗腦的中國民眾來說,好像馬克思列寧主義搞的那一套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早已是天經地義的,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無神論被當作科學來宣傳,名曰科學無神論,民眾誤認為共產黨因素或者黨文化還是中國文化的精華。

所以,中國民眾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不等於骨子裏的共產黨因素不存在了。人們說中國問題複雜,真正複雜的原因就是因為多了共產黨因素這一層皮。

遺憾的是,很多西方人與中國打交道時早已不知不覺地忘記了共產主義,最多覺得中共只是還借用共產黨的名義,其實早就不是共產黨了。這一認識上的轉變,給中美關係也帶來很大的影響。

有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跳出了用西方理論直接套用到中國的常用手法,從中國和東方的歷史文化角度等來梳理中國問題,確是難得,如轟動一時的英國人馬丁•雅各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但是,這些作者們常犯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把共產黨因素當作了中國傳統的東方文化特點,從而把共產黨因素合理化,把鬥爭哲學和無神論國教等共產黨因素納入到他們本意中的泛指中國東方文化特點的「中國特色」之中。這一點正好中了中共的圈套,因為中共也是把很多源於共產黨因素的東西統統摻到「中國特色」(實為「中共特色」)之中,以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來掩蓋滋生於舶來品共產黨的那些與中國傳統文化毫不相干的東西。顯然,「共產黨是基於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中國特色」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偽命題,就如同把一種寄生蟲當作了身體本來的有機組織,這樣一來,如何能有針對性地開出藥方呢?

因為中共強調它的「GDP」,說要搞市場經濟,討論中國問題,焦點常常集中到「高速發展」之上,而忽略了共產黨因素,或者說,間接地肯定了專制制度中的共產黨因素,而只是針對經濟進行分析,就不知不覺中陷入了看不清中國問題實質的老套。

古人云,天高皇帝遠。可是,對中共來說,天多遠,黨支部就建多遠。中外歷史上,能與共產黨的這種把百姓從身體到思想都牢牢掌控的專制制度,無出其右。表面看,共產黨是由人組成的,但是,中共幾十年的持續洗腦宣傳和不斷的政治運動,早就形成了一個由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思想形成的物質場,把每一個個體籠罩起來,把每一個個體融解到這個場中,如果不主動擺脫共產黨因素,你就是罵共產黨,也是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在罵它。換句話說,就算同樣搞專制,如果沒有共產黨因素,今天中國的專制絕對不會如此邪惡。所以,討論專制與民主,不能不先討論如何去掉共產黨因素。

前面我們講到西藏問題,其實西藏根本就不是問題,真正的根源還是在於共產黨因素。從唐朝的文成公主和親,到清朝設立駐藏大臣,再到國民政府派員赴藏參加金瓶掣簽典禮,總體上說西藏在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下同中央政府一直相安無事。只有共產黨入藏之後,西藏才成為了一個問題。為甚麼呢?就是共產黨因素作祟。

共產黨因素,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暴力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思想,在政策上的一個集中表現就是「對生命的漠視」。回頭看許許多多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爭議的其他問題,共產黨因素都扮演著重要作用。對待法輪功,包括活摘器官,就是江澤民再次祭起無神論大棒和操縱中共暴力機器對中國主流百姓的又一次滅絕人性的迫害﹔中共動不動就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甚至揚言大不了「將台灣打爛了重建」,背後的暴力革命意識依然陰魂不散﹔一旦中美衝突,中共將軍的反應就是首先使用核打擊,「我們已經做好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的準備。當然,美國人將必須做好犧牲數以百計的城市的準備。」【71】話一出,獲得中國大陸網友的狂熱追捧。這樣的「膽略」,這樣的「智慧」,是傳統的中國人民所沒有的,只要共產黨因素才能如此視生命為兒戲。

中共的暴力對自己的同胞是最殘忍的,從少數民族到社會主流民眾,都是中共鐵血鎮壓和踐踏的對像。中共在國際上裝和平,那是它實力不夠。所以,熱衷於慫恿流氓小國來搗亂,這就是中共在國際上的暴力鬥爭的另一種體現而已。

中美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與最大的專制國家之間的關係,其重要性和挑戰性顯而易見。認識到「共產黨因素」,對於中美關係來說,最起碼能認識很多問題的癥結。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名負責任的成員,首先要去掉共產黨因素對人們思想和信仰自由的禁錮。中國人民也正在覺醒,自身也在努力剔除共產黨因素,回歸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美國與中國交往,與中共打交道,特別是與中國人民接觸的時候,如何幫助中國人民驅逐馬列,如何支持中國人民驅逐馬列幽靈爭取自由的努力,就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八節 既定的「接觸政策」:看中美之得失

中美關係起起伏伏,磕磕碰碰,不過,伴隨中共30年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旋律」是「接觸政策」。「接觸政策」的出發點是通過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使中國遵守國際秩序,同西方一起分擔處理區域和全球問題的義務,成為一個負責任的玩家。美國認為這樣的結果符合美國的利益,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創造雙贏局面。

「國共合作」的前車之鑒

美國與中共打交道,讓人想起歷史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兩次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從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歷時三年半。合作前,共產黨不過是數百人的小黨,合作後,大批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中秘密發展黨員,三年之後就已有近六萬人,甚至也開始掌握部份武裝力量。後來因為中共領導農民運動,許多國民黨軍官的家屬受到衝擊,甚至鎮壓,因此反共情緒高漲。同時,「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正式與共產黨決裂。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國民黨陝北「剿共」前線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劫持蔣介石,蔣介石被迫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的中央紅軍被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被改編成國民革命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中共這些軍隊總共只有五六萬人。等到1947年合作破裂時,中共軍隊已發展到一百二十餘萬,民兵發展到二百六十萬,根據地面積近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億。國共合作的後果,讓蔣介石丟掉了大陸,不得不退守台灣。

共產黨的滲透和攻心戰,利用對方發展壯大自己,不講原則的流氓本性,讓蔣介石致死都不敢再與共產黨來往了。

中美關係的所謂「接觸政策」,與當年的國共合作頗有些類似。共產黨在弱勢的時候,是很喜歡跟對方「接觸」的,一旦接觸上,就利用對方壯大自己,最後被它耍了。「利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社會主義的肌體」,就是中共今天正在全力以赴幹的事情。從當年國共合作的結局來看,除了共產黨本身的流氓性,國民黨後期的腐敗無能也是一個重大原因。這恰恰就是目前美國的寫照。如果把立國之本拋諸腦後,被商業利益或者政治上的短期利益所驅動,樂滋滋地一味沒有原則地與中共「接觸」,認為自己的妥協就能換來中共的從良,難免一廂情願,很容易步歷史的後塵,被中共耍弄了。當然,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絕非當年的國民黨所能相提並論,但是,從這些年中美關係「接觸政策」的實踐來看,中共仍然是在故伎重演。

美國對華政策為何「一團糟」

中美兩個大國的交往中,很容易發現一種不對等的情緒。美國的中國政策被形容為「一團糟」,而中共則表現為得心應手,甚至遊刃有餘。緣何如此,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國外交講的是「全球戰略」,攤子鋪得大,分心的事情多,對付中共難免力不從心。中共外交目標明確,中共外交基本就是「美國戰略」,把美國當作最大的敵人來佈局,其他外交都圍繞搞定美國而轉,可以專心致志地對付美國。

第二,美國是民主國家,有政黨輪替,外交策略也會出現波動,對華政策也會在「遏制和接觸」之間搖擺,政策不具有連續性(當然,「接觸」總是主流)。相反,中共是獨裁專制,美國永遠是最大的敵人,對美政策具有連續性。

第三,美國作為超級大國,是現行世界格局的維護者,擔負著各種責任。而中共完全可以不理這一套,以弱者的面貌出現,可以對全球事務不負責任,專門在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局面裏玩拉東打西的流氓把戲,攪得美國不得安寧就行了。

第四,中共利用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媒體自由,在美國大力滲透媒體,扶植親共勢力和發展遊說團隊,弄得美國後院起火。利用自由反自由,這是中共的看家本領。

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美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不得不有求於中國。真是愛也不能,恨也不能,不知該軟還是該強,如此局面,對華政策如何能不「一團糟」。

中共外交的唯一目標——美國

中共的外交政策都是圍繞美國在轉,與其他國家的外交不過是配合這個政策。中共只盯住美國,這是意識形態決定的。

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中美分屬兩個陣營,中共一直把美國當作最大的潛在敵人,就算與蘇聯反目成仇的歲月,中共喊「反帝反修」,反帝也是放在第一位的。到了後來中美聯合對付蘇聯,中共內心一直銘記著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美國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如前所述,中共這些年開始搞資本主義,人們不相信共產主義那個烏託邦會很快來臨,但是,其世界觀仍然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那一套,馬列主義傳來的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早已成為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社會的文化了,中共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維護一黨專政是其一切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對於中共來說,是天敵。所以,無論美國伸出甚麼樣的橄欖枝,中共的「反美戰略」將是不變的主題。

說白了,在中共看來,中美必有一戰,這是中共外交的基點。對美國來說,離開意識形態來談中美關係,或者僅僅著眼於貿易逆差,貨幣匯率,知識產權等,終究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的短視之計。

四兩撥千斤

總體上來說,中美這些年「接觸政策」的實踐上,中共依靠兩個手段,取得了「四兩拔千斤」的效果。一是經濟陷阱,用經濟利益把西方資本家套牢,資本家成了中共在西方社會的代言人,從而操縱西方政府和對華政策。二是在外交上玩「棋子遊戲」(pawn game),利用北朝鮮、伊朗等等這樣的小國,不斷整事挑釁,搞暈美國,從而牽制美國。

經濟陷阱

我們前面提到,中共管理國家如同一個老闆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就是所謂的「中國公司」。世界上多大的「跨國公司」,都不可能敵得過「中國公司」這個巨無霸,因為「中國公司」不但可以不計一切資源代價,最大限度地壓低勞動力成本,還可以不受約束地犧牲道德。

2010年蘋果公司賣出一臺iPhone,就獨佔58.5%的利潤,而完成iPhone生產的中國勞工只佔1.8%。【72】表面上看,美國資本家發了大財,而中國工人被剝削了。「接觸政策」不是對美國很有利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取決於你站在甚麼立場。「金融時報」引述一位專門從事中國精英政治的資深外交官的話說:「你在中國呆的越久,你越意識到,一切都是由幾百個有權勢的家庭控制著。你還意識到,最大的外國公司都在試圖僱傭中國官員的子女,以便拉上關係做生意。」【73】誰在從中國的經濟貿易中獲利,再清楚不過了。

可以簡單地根據利益來劃分一下組成:美國商人集團的利益,美國大眾的利益,中共權貴集團的利益,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資本家通過廉價勞工賺了大錢,中共通過吸引外資,在賺取「執政合法性」的同時也積纍了利益集團的巨大財富,美國人民則在這一場中美親密接觸中失去了就業機會,中國的老百姓則被「低人權優勢」的所謂「中國模式」奴役了。就中美而言,可以說,美國的某些資本家和中共的紅色權貴是大贏家,而兩國的人民卻在接觸中成了輸家。

歐巴馬總統上任之後,為了增加就業,大力推動綠色能源,同時大興土木工程。大筆的錢投下去,跑哪裏去了?跑中國去了。就業效果怎麼能理想呢?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那麼便宜,幹嘛自己做?去中國進口不是更合算?傳統上來講,政府拿錢出來搞公共工程,刺激產業鏈,是提高就業率的有效辦法,可是,現在為甚麼不靈了?因為修路的那些建築材料,甚至機械設備,都是直接從中國進口算了,哪裏還有甚麼產業鏈去刺激?

中共的「中國公司」以「低人權優勢」開了一個「世界工廠」,美國人面對這種局面,幾乎是一籌莫展。

棋子遊戲

北朝鮮、緬甸、蘇丹以及伊朗,包括過去的伊拉克,利比亞等等這些小國跟美國有衝突,讓美國頭痛。美國前總統布什曾用「邪惡軸心」來指稱那些「贊助恐怖主義的政權」。「邪惡軸心」的國家個個都是中共的好朋友。中共積極援助當地軍閥和政權,讓他們不斷折騰美國,從而達到牽制美國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美國需要的時候,中共又出面裝好人。有關朝鮮半島的「六方會談」,根本上就是中共與北朝鮮主僕二人唱雙簧,美國人還不得不陪著聽下去。

這種「棋子遊戲」是中共的拿手好戲,玩起來如魚得水。中共光是靠用經濟利益拉,用「棋子遊戲」攪,就已經把美國弄得很疲憊了。

中共跟誰玩「美國牌」

中美關係,對美國來說,是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並沒有國內政治制度合法與否的負擔﹔對中共來說,中美關係則是完全服務於維持「執政合法性」這個黨的生命線,並沒有甚麼國際義務要承擔。中美關係從定位上就是同床異夢。

所以,中共跟自己的國民玩起了「美國牌」。美國願意同中共交往,這事本身就是給中共月臺,中共就會以此當作共產專制被國際社會承認和接納的依據﹔如果美國政要和學者商人能對中國說一些讚美親善的話,中共更是當作塗脂抹粉的東西熱情地通過一言堂的媒體傳遞給中國民眾。更甚的是,中共還特別善於把這些老外的言論有選擇地翻譯過去,批評的話一概不要,給中國老百姓一種「萬邦來朝」、為中共獨裁背書的幻覺。前總統布什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共號稱「全程實錄」的報導,其實也是大段的刪減﹔歐巴馬的就職演說,中共也是有取有捨,瞞天過海。

光是靠利用美國的「抬舉」來給自己貼金,還是遠遠不夠的。中共還善於從反面來利用美國的「打壓」。一旦美國在某些事務上對中共強硬一點,比如人權問題,台灣問題,或者在亞洲搞軍演,中共就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挑起民眾的反美情緒。當然,中共是很會把握火候的,不會讓老百姓激動到要到大街上去遊行抗議的地步,因為它怕引火焚身。

光是利用「抬舉」和「打壓」,還不能證明中共玩「美國牌」之爐火純青。美國在國際上參與打仗時,才是中共在國人面前扮演所謂「正義的化身」的時候。科索沃戰爭,中共力挺米洛捨維奇﹔伊拉克戰爭,中共力挺薩達姆。中共還孜孜以求地專門選擇那些在戰爭中喪生的平民照片,大肆渲染美國霸權主義的野蠻行徑。美軍的虐囚案,辱屍案等更是成為中共高調宣傳反美情緒,譴責美國民主虛偽性的重大案例,在網路上掀起一陣陣痛罵美國人的風暴。中共對自己的政權如何虐待自己的百姓,是又掖又藏,但是對於美國對待外國人的一些醜聞,那是如獲至寶。

贏家和輸家

「接觸政策」導致的負面後果,顯而易見。資本家貪,中共就讓你貪個夠,甚麼都可以讓,只要在經濟上套牢你,你就成了為「中共執政合法性」作貢獻的一分子。美國面對製造業的空心化,失業率高成為了社會最大的問題﹔中國大陸權貴集團和老百姓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正造成此起彼伏的群體抗爭,社會日益動盪不安。中美交往中,獲利的是美國商人集團和中共權貴集團,而美國大眾和中國老百姓卻是輸家。

中美之間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經貿關係。推動「接觸政策」的最大的利益集團就是美國的工商界。我們相信當初熱衷打開中國市場的資本家們,都有著一個善良的願望,就是除了賺大錢,還能通過發展經濟,帶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化。十年、二十年過去了,面對今日中共利用西方餵養起來的經濟規模,來抵制政改、維護專制的局面,估計這些資本家們想起當年為中共遊說政府的激情,難免哭笑不得吧。

「人權」何以成為「反華勢力」

中共有兩大敵人,在內是中國人民,在外就是美國。美國只有和中國人民聯合起來,與中共打交道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要同中國人民接觸,就不得不從關注中國人民被中共剝奪的權利入手,也就是西方稱為的「人權」。

人權,還提甚麼人權?可能連美國人自己都覺得「人權」這個詞太陳舊老調了,是啊,在政要們的日程上,大事一件接一件,誰還把人權當作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呢?甚至有人還認為「人權」成為了妨礙與中共接觸的絆腳石。

不過,在美國人眼裏,再怎麼樣,「人權」還是個普世價值。相比之下,中共把「人權」卻妖魔化成了一個「貶義詞」,成了「反華勢力」的代名詞。一旦被賦予了「反華勢力」的內涵,「接觸政策」之下,中美之間「人權」話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說起來真是冤枉。真正關注中國人民權利的那些美國政要,恰恰都是沒有與中共有甚麼經濟關係的,不在中國做生意的。這些人完全是出於人的善良本性而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呼籲,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但是,他們卻成了中共的敵人,被中共詆譭成了「反華勢力」。而那些一味拍中共馬屁,或者忽視中共人權迫害的,通常都是與中共有生意往來,「剝削」中國廉價勞工的那些人,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中共的朋友」,卻被中共塗抹成「中國人民的朋友」。

談人權,是幫中國人民發出聲音、與中國人民接觸的機會,本來是美國的一個砝碼。不幸的是,中共卻掌握了「人權」問題的主動權。美國談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和台灣問題,中共就將計就計,利用歷史遺留原因和民族因素以及所謂的國家統一來煽動中國人民的情緒,把「人權」問題變成了「反華勢力」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拿這些問題來說事,中共根本就暗地裏偷著樂,甚至還喜歡美國把「人權」問題局限在民族問題來說事。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以後,為甚麼堅決不讓美國政府在正式場合提及法輪功的人權問題呢?一提就要集體退場呢?因為法輪功群眾是漢民族為主的中國社會的主流民眾。中共不讓說,是因為找不到民族、分裂等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來煽動仇恨。中共不讓說,美國才應該大說特說,才能掌握「人權」的話語權。
第九節 美國的錯失

兩種利益

每個國家都面臨著兩種利益,現實利益和根本利益。

對比美國開國的元勳們的立國理念,看看今天的美國,已經看不出甚麼「國家理想」,「根本利益」了,所能看到的是一些可以左右競選的集團勢力的代言人。每句話,每件事的背後都是勢力的影子,是勢力的大雜燴。難道美利堅在現實利益面前把根本利益忘掉了嗎?

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不擇手段維護其一黨專制。在其根本利益選擇中,它是可以暫時放棄現實利益的。

真正的民主政府,不是經濟來左右這個政府的。

大多數決定美國政府和政策的人們,長期的理念越來越淡,反而認為獨裁的形式可以保持長久。其實這是道德不行之後,短期利益凸顯,美國的決策過程被短期利益驅動。

美國錯失兩次機會

美國在定位中美關係時,雖然會在「戰略夥伴」「競爭對手」等之間搖擺,會在「遏制和接觸」之間搞平衡,但是美國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用國際規則來馴化中共,把中共變成西方的同類,來做一個負責任的玩家。這是個幻想。一個迫害自己主流民眾的團夥,如何能指望它在國際事務上成為有責任感的大國呢?

「接觸」本身無所謂對錯。上個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的解體,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除了幾個小兄弟,就留下中共繼承著共產黨這個皮囊。這時候,中共也正面臨「六四」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之後的空前孤立。但是,這種孤立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西方率先與中共展開了接觸。試想一下,如果西方是持續的壓力而不是主動討好接觸中共的話,中國人民會不會也像前蘇聯和東歐的人民那樣,做出自己的選擇,拋棄了共產黨呢?不排除這種可能。

但是,歷史畢竟走了另外一條路。西方社會選擇了「接觸」。作為一個外交政策,這也無可厚非。那麼,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呢?就是「接觸」的出發點。整個這一波中美「接觸政策」就是完全是由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驅動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是資本家的貪婪驅動著政府去迎合中共。雖然披上一層薄薄的道義外衣,說是給中國人民帶來民主自由,但是,因為出發點是經濟利益,在中共的利誘下,人權、自由、民主等竟然變得一錢不值了。在這一場利益大餐中,最觸目驚心的莫過於道德的潰敗。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經濟驅動一葉障目,美國對自己的真正機會視而不見。1999年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時,每天聚集在北京周圍的法輪功學員是七十萬人次,這樣的勢態保持了三個多月。可以說,美國坐失了一次解體中共的機會。

另一次機會是中國人民在《九評共產黨》一書的感召下,開始了一場蔚為壯觀的自我道德清洗活動,上億的民眾主動與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因素決裂,形成了退黨退團退隊的群眾高潮。這是民眾自覺的去共產黨化的社會轉型,是中國避免動亂和平轉型的最根本保障。這是美國的又一次解體中共,真正獲取世界和平的機會!

美國要想擺脫目前的困境,在經濟、軍事等具體層面上的操作,不會解決根本問題。與黑暗打交道,如果放棄了光明,是永遠見不了天日的。重拾昔日的理想,道德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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