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地方離聖安德列斯斷層(San Andreas Fault)不到半哩路，每當地球某處發生地震時，我總會想起這個事實。
有時我會想，矽谷那種瘋狂快速的工作步調，是否有部分正是導因於矽谷人隱然意識到這個潛在的災難——快快創立公司，因為明天我們可能全被夷平。
跟許多改變一樣，重大的地殼構造事件發生得很緩慢，最後再瞬間爆出。
地殼板塊天天移動，但摩擦力使它們相互牽制數十年或幾世紀，直到有一天，變化力量終於迸發，造成地球大震動。
社會性變動通常不像地震那般突然，但仍然可能令人震驚，尤其對那些未曾留意的人們來說。
壓抑多年的憤怒和積鬱可能突然間爆發，造成存在多年的關係破裂。
一七七三年，積怨已久的殖民地居民登上停泊在波士頓港的英籍茶船，把船上的三百多箱茶葉倒入海港裡。
一九六五年，民權鬥士從阿拉巴馬州賽爾瑪(Selma)出發，朝州議會大廈前進，為爭取黑人投票權展開示威遊行。
一九八九年，興奮的德國人拆掉柏林圍牆。二○一一年，推特賦能的民間革命迫使埃及總統胡笙．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
現在，這種社會性變動也發生在人們和機構間的斷層帶。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人們對大型組織及其領導人的信任崩潰。
不久前進行的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請受訪的美國人對各種行業人士的道德水準做出評分，結果，大企業和大政府的代表獲得的評分近乎墊底，只有一五％的受訪者對企業主管的道德水準給予「高」或「很高」的評價；國會議員的評比更糟，只有九％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道德水準「高」或「高」。
二○一○年，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報告中，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來自企業執行長的資訊「高度可信」或「極為可信」。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種信任低落是幾樁高度矚目的醜聞所導致，例如義大利食品集團帕瑪拉弊案或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破產，但我認為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個人利益板塊和機構利益板塊朝不同方向移動。
這種情形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至少，從一般大眾的角度來看是如此。
當政治人物扭曲真相、企業執行長無法信守諾言時，人們對其信任度就會大減。
例如卡夫食品集團(Kraft)執行長愛琳．羅森費爾德(Irene Rosenfeld)在購併吉百利(Cadbury)之前，承諾不會關閉吉百利位於英國的巧克力工廠，但收購案完成後不久就關閉了該工廠。
我認為，個人與機構間的失聯，有更根本的原因，絕非只是幾個小謊或偶爾發生的安隆規模弊案所致。
人們不只是對組織領導人的廉正失去信心，也不再相信社會中最有權勢的機構會照顧他們的利益。
在我撰寫此文之際，只有六％的美國人認為華府的國會議員們做得「很好」或「優異」。如前章所述，平均每十名員工只有不到四人認為經理人真心關切他們的福祉。
不是只靠誠實就可贏得人們的信任，還需要友好與善意，我們信任那些以我們的最佳利益為念的人，不信任那些對我們關切之事充耳不聞的人。
欺騙與怠忽職守會破壞關係，冷漠與對立的升高也會破壞關係。
當立法機構被那些把金主利益優先於選民利益，或是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犧牲國家長期經濟安全性的政治人物把持時，不論政府機構有無逾越任何道德規範，人們都將不再信任。
同理，當企業領導人對待員工如可消耗的資源，本身卻領取巨額分紅，或是大砍員工福利，但保留本身的優渥津貼時，不論公司有無違法，人們都將另眼看待他們。
我手邊沒有實際證據可佐證企業主管近年來變得更不誠實，但他們的確變得較不關心員工與民眾的利益，至少，多數人的感覺是如此。
造成這種忽視的原因很多，以美國的情形來說，原因包括：競選財務制度把議員變成特殊利益的哈巴狗；不公正的選區劃分保護現任議員，不利於挑戰者；候選人選舉制度賦予政黨極端主義分子過大的影響力。
在企業界，原因包括：競爭壓力導致工資套利誘因；高階主管酬勞制度不鼓勵主管採取長期思維；權威式管理實務傷害員工士氣及貢獻意願。
另一個更嚴重的禍因是，企業與公共部門領導人的中央集權化傾向，有權者往往想要更大的權力，而且他們很擅於編造讓自己握有更大權力的理由，包括「通盤性解決方案」、「調和統一化」、「共享服務」、「最佳實務」、「規模經濟」…，誰能和他們提出的這類需要爭辯呢？
可是，當權力從周邊移向中央，個人的影響力減弱，政策愈來愈不考量地方境況，結果更讓大眾覺得委屈且無能為力。
我認為，網路也是造成人們與機構關係疏離失和的原因之一。@
摘編自 《現在，什麼才重要？決定未來贏家的五大關鍵》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