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記一次紀念反右運動55週年的茶敘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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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8月14日訊】6月8日下午,在北京的一些五七難友和難友子女,舉行了一次小規模的茶敘,紀念55年前的「反右運動」。

(一)

對於五七難友和他們的子女來說,6月8日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日子。55年前的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由毛澤東策劃、定題、修改的社論《這是為甚麼?》;同一天,毛澤東又親自起草了黨內文件《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社論和文件,把一場爭取自由民主的群眾運動,轉變為對愛國知識份子進行大清洗、大鎮壓的反右運動。長期以來,由於當局堅持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這個錯誤結論,壓制民間對它進行探究研討,禁止報刊發表有關的文章,因而,反右運動和作為它的轉折點的6月8日,在人們的腦海裡逐漸淡漠了、忘卻了。但對於所有因被劃為右派而淪為賤民的幾十萬難友家庭來說,6月8日卻沒齒難忘。不過,很多難友只記得《這是為甚麼?》這篇殺氣騰騰的社論,而對那個充滿殺機、號令開殺的黨內文件,卻不甚了了。許多難友以為《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甚麼?》是毛澤東寫的,記憶裡把發生在6月8日這一天的兩件事情——社論和黨內文件,攪混在一起了。實際上,那個黨內文件的作用,遠遠超過社論。因為社論雖有號召力,卻沒有約束性。而黨內文件則是每個黨員都必須遵循的號令,無疑更為那些領導運動的幹部所重視。毛澤東在同一天裡既發社論,又寫文件,雙管齊下,徹底扭轉了運動的方向,把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打了下去,掀起了殘酷鎮壓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把幾十萬知識份子打入社會最底層,震懾住整個知識份子階層,從而鞏固了、加強了他的獨裁統治。

因此,在6月8日這個日子裡紀念反右運動,具有特殊的意義。

採取小規模茶敘的形式,是在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的專制高壓統治下的無奈之舉。近幾年來年,國家安全部門似乎患了「會議過敏症」,只要聽到有甚麼見面聚會的風聲,哪怕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老朋友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也要出來干涉禁止。一方面是警告聚會地點的餐館或書店,以停水停電、甚至是停業整頓相威脅,迫使他們取消借用場所的協議;另一方面是對受邀參加聚會的人進行監控、約談、喝茶、勸告。一部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專政機器,在這一類問題上運轉得非常迅速、高效。因此,如果舉行正式的會議,勢必引起他們的注意和干預,不勝其麻煩不用說,最後還是開不成會。為了避免這個不幸的前景,我們不得不採取小規模的茶敘的形式,來實現紀念反右運動55週年的心願。

參與這次茶敘的,有兩位當年的罹難者,5位難友的子女,還有兩位關心這一事件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因為接到邀請書,受邀參加10日將在香港舉行的紀念反右運動55週年研討會,這幾天一直受到警方的干擾,勸告他不要參加會議,並且對他實行24小時監控。來參加茶敘前,他說要出門看朋友,警方說,我們可以用車子送你去。為了不至於連累其他朋友,他把出行的目的地說成另一個地方,下車後擺脫了警方的跟蹤,再搭公共汽車來和朋友們見面。這個插曲,為這次小小的茶敘添加了談資笑料,倒也有趣。

(二)

在茶敘漫談中,大家一起回憶了55年前那個由民主運動轉變為殘酷鎮壓的可悲時刻。在6月8日以前,廣大知識份子,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和幫助黨整風的誘導下,對中共建政以來的一些方針政策,提出批評建議。特別是以北大「五一九」為開端的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高呼「自由、民主、理性萬歲」的口號,提出「為民主而鬥爭」,要求「大力宣揚民主、自由、人道,並且從法律上、組織制度上確保人民的民主權利」。同時對鎮反、肅反、反胡風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提出尖銳批評,直接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如認為共產黨就是「宗派主義的鼻祖,官僚主義的根基」,「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統治方法」。至於在大學以外的社會上,很少有人直接提出民主自由的口號,多數是對具體工作中的缺陷,提出各種各樣的批評。但是,就問題的實質來說,對建立未久的專制政體的批評和指責,本身就具有民主主義的性質。所以,在6月8日以前,這個社會運動的性質是一場反專制爭自由的民主運動。6月8日以後,形勢急轉直下,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在所有學校、機關、企業以至學術研究單位,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的政治運動。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搏鬥,獨裁者憑藉專制統治機器的強大權力體系,對民主運動進行瘋狂的反撲,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毫無招架之功,結果,無數知識份子(一說55萬餘人,一說300餘萬人),被淹沒在「殺人不見血」的汪洋大海裡。這就是反右運動——專制統治者的盛宴,知識份子的劫難。

茶敘中還談到,毛澤東在運動開始時發動整風,可能懷有一箭雙鵰的目的。一方面,他在1956年就提出要整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目標其實是黨內最有可能威脅他的獨裁統治的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1953年他成立計劃委員會,把高崗從東北調來當主任,就是讓高崗來分周恩來的權。他多次找高崗密談,表示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不滿,讓他到東北去調查劉少奇的問題。高崗信以為真,就召開財經會議,批判薄一波,矛頭直指周恩來;又利用饒漱石召開組織工作會議,批判安子文,矛頭指向劉少奇。他還找一些領導人談話,表示要拱倒劉少奇。陳雲和鄧小平感到情況不妙,分別向毛澤東反映高崗的非組織活動。毛澤東權衡厲害,一翻臉就搞了個「高饒反黨集團」,而對劉少奇、周恩來,仍然心懷警惕。1956年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否定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黨章上取消了毛澤東思想,設立名譽主席,都被毛澤東認為是劉周等人為削弱他的獨裁地位而採取的措施。發動整風,可以把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不滿情緒,引向某些領導人,藉助黨員和社會群眾的力量,實現他打擊政治對手的目的。

另一方面,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使毛澤東意識到國內的社會危機,他特別注意知識份子的動態。因為在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私有制後,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摧毀,知識份子已經成為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最有威脅的社會階層。他認為匈牙利事件「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所以,在毛澤東的視野裡,對部份知識份子進行打擊,以震懾整個知識階層,消除對獨裁統治的威脅,就迫在眉睫,勢在必行了。

為了化解社會上騷亂瀕發的各種矛盾,發動廣大民眾和黨員積極投入即將開展的政治運動,也為了誘使知識份子大膽「暴露」,毛澤東在1957年2月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並且一再宣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接著,5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於是,各部門、各地區的共產黨組織都開始了整風的大動員。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整風本來只是黨內的運動,但動員的對象卻主要是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如大專院校、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文化機構等等。出於毛澤東的意外,黨內外的知識份子被動員起來後,矛頭所向卻不是劉周等人的右傾和工作失誤,而是他主持推行的反胡風、三大改造、統購統銷等方面的問題,甚至還有直接針對他個人的批評。面對這個趨勢,他不得不放棄利用整風來打擊黨內對手的打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於反擊知識份子的批評。他把鄧小平推上第一線,任命他為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

毛澤東後來把反右運動解釋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他認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只是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光有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行,還要有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右運動就是政治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反右運動的勝利意味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

當然,把反右運動說成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由此建立並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因為經過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建立起來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十足的專制主義制度。所以,反右運動確定無疑地建立並鞏固的,是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是毛澤東的獨裁統治。

(三)

參加茶敘的朋友中有五位是當年右派的子女,交談時提到了「右二代」。有的朋友不贊成這個稱呼,認為現在流行「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還有「星二代」,都帶有諷刺和貶斥的意味,彷彿都是一些仗恃父母的權力和財富而睥睨當代、驕奢淫逸的紈褲子弟。和他們完全不同,我們的父母當年因為反專制爭民主而被打成右派,淪為賤民,雖然受了許多苦,並且連累了我們全家,但歷史證明他們是正確的,光榮的,我們作為他們的子女也引以為豪。我們長期生活在賤民家庭裡,在苦難中成長,深知自由民主平等的可貴,我們要接過父母的火炬,繼承他們的事業,把他們的精神發揚廣大,不能讓「右二代」這個稱呼玷污了我們。

有的右派兒女說:反右運動已經55年了,當局至今還堅持「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這個荒唐的結論,不道歉,不賠償。近幾年來,許多右派老人不斷上書,發公開信,寫文章,到省會和北京上訪,對當權者懇求哀告,動之以情,喻之以理,真可以說是苦口婆心,希望他們實事求是地面對事實,但都沒有感動他們的鐵石心腸。他們就是想把現在還活著的這些原來的右派份子都拖死了,就可以不了了之。我們這些做子女的,有責任把父母留下的擔子挑起來,一方面,深入批毛批鄧,揭露他們違反憲法、違反人性理性的猙獰面貌,清算他們殘酷迫害知識份子的嚴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當局徹底否定反右運動,承認錯誤,向我們的父母道歉,賠償受迫害二十多年的損失,並且妥善解決反右運動遺留下來的後遺症。如果我們這一代達不到目的,還有第三代。現在已經有第三代英勇上陣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有的朋友還談到,現階段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都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鬥爭:改革反改革、啟蒙反啟蒙、維權反維權。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最能發揮作用的問題和形式,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中,發揮一點一滴、一磚一瓦的作用。現在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啟蒙,由於當局掩蓋歷史真相,禁止討論歷史問題,很多老人,甚至很多中青年,至今仍然處在受矇蔽、被欺騙的朦昧狀態。如有的人在毛派的蠱惑下,認為還是毛澤東的時代比現在好。這就需要大量說理透徹的文章,揭露歷史真相,分析批判那些帶有極大欺騙性的理論觀點和政治原則。一個時期以來,在互聯網上發表的和在香港出版的,有許多高質量的文章和專著,在這場新的啟蒙運動中,我們至少可以做個「二傳手」,把這些好書好文章下載複印,廣為散發,使更多的民眾受到啟蒙教育。

(四)

茶敘漫談時,有的朋友還對我最近出版的《回歸民主——和吳邦國委員長商榷十三個大問題》作了評說。他們說,長期以來,我們根據切身的感受,對過去接受的一些理論觀念,產生了許多懷疑,也進行了反思,又從互聯網上讀到了大量文章,得到了很多啟發,思想認識有很大的轉變。但是,中國的問題太複雜了,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認識的問題太多,由於當局推行實際上是愚民政策的輿論導向,廣大民眾在很多問題上仍然處於朦昧狀態,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啟蒙運動,或者換一句話說,需要進行啟蒙性的教育。《回歸民主》的出版,正適應了這個時代的需要,可以在社會上發揮啟蒙教育的作用。這本書對幾十年來已經成為傳統的理論思想和政治原則,進行了深刻而系統的清算,廓清了許多習以為常的糊塗觀念,特別是對像四項基本原則這樣的重大問題,既從理論上揭露了它們的謬誤,又從實踐上指出了它們的危害,特別是它們阻礙改革開放的有害作用。十五篇文章和鮑彤的序言,說理明確,論證透徹,很有說服力。他們認為,推廣《回歸民主》,宣傳這本書裡的理論思想,就是推進啟蒙運動和改革開放,所以都樂於為推廣此書出力。

但推廣也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回歸民主》是不被當局認可的出版物。此書原名《評「八確立」、「五不搞」》,有簡體字的試印本,在香港正式出版繁體字版時,書名改為《回歸民主——和吳邦國委員長商榷十三個大問題》,它剛出版就在大陸被列入禁書黑名單。少量逾越海關的嚴格檢查而流入大陸的書,雖然經過複印,仍然不能上市或郵寄,這就極大地增加了傳播的難度,阻礙了它的擴散。參加茶敘的幾位朋友最近奔波於京華道上,分送複印的《回歸民主》,十分辛苦,但他們仍為自己能以這種形式促進啟蒙運動而感到自豪,把自己稱為「民主義工」、「啟蒙義工」願意繼續做《回歸民主》的「二傳手」。我向他們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五)

朋友們還對當前時局和某些社會問題,進行了交談,大家無拘無束地各抒所見,暢所欲言。有坦率的陳說,也有剴切的規勸;相互支持,彼此勉勵。已經到六點鐘了,茶敘在舒暢的、和諧的氣氛裡宣告結束。

同參與茶敘的朋友們握手告別後,我帶著大家的祝福和期盼回家。走出幾十米後,我回頭遙望,幾位五七難友的子女還在路那邊熱烈交談。一種異樣親切的感覺湧上我的心頭:這些朋友是不幸的一代,平庸的一代,但同時也是大有作為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由於他們青少年代成長在社會最底層的賤民家庭裡,被剝奪了應該享有的社會資源,良好的教育與他們無緣,因而,無論是學問還是見識,他們都不如55年前的父母輩。但是,網絡時代的信息湧流,民間民主運動的持續高漲,卻使他們獲得了父母輩所不具備的條件。他們不但對於現代社會的見解遠勝於父母,而且所作所為也有著更為明確的目標,這就使他們有可能比他們的父母作出更大的貢獻。北大「五一九」的大字報長詩《是時候了》呼喚人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但他們當年所舉起的自由民主的火炬,被毛澤東的反右運動撲滅了。這些難友子女的歷史任務,就是重新點燃先輩的火炬,高高舉起,照亮爭取自由民主的征途,驅除一切黑暗,迎接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

在將要來臨的民主運動的高潮裡,在改革的高潮、啟蒙的高潮、維權的高潮裡,這些右派兒女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我懷著頗為樂觀的心情,輕快地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201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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