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26日訊】宣傳部長是一個嚴謹嚴肅甚至有些嚴厲的人，他不允許黨和國家的宣傳工作有任何紕漏。
每天早晨，首都主要報紙和電台的主編們都要聚集到宣傳部裡來，宣傳部長或者他的助理會當面向他們發佈關於宣傳工作的指示。宣傳部長的指示一般都非常具體：甚麼新聞可以報導，甚麼新聞不可以報導，甚麼新聞以怎樣的方式怎樣的角度甚至怎樣的標題報導，以及當天應當寫怎樣的社論評論，都有明確的交待。宣傳部長不認為新聞的功能就是提供消息，而是要賦予它政治任務。
宣傳部長擔心口頭的指示容易引起誤解，還會同時給各個媒體下達書面指示，對外地媒體則發出電報指示。
宣傳部長不僅控制媒體，也對出版和其他文化領域進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書的出版和每部電影的發行都要預先報送宣傳部審查。他是研究藝術和文學史出身的，他認為通過滲透和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更好地教育和改造人民。他強調藝術為大眾服務，為政治服務。要求藝術形象包括建築形象要追求高大，要體現戰鬥的精神。
宣傳部長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無比忠誠，政治上可靠。他不折不扣地動用國家可以動用的一切手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灌輸最高領袖的思想。在宣傳部長卓有成效地領導下，全國人民所知曉的天下事都出自一個口徑，一個論調，全國的輿論高度統一，全國人民看到的書籍和電影也都千篇一律。領袖的語錄無所不在，對領袖的讚頌無所不在。宣傳部長營造了舉國一致空前團結的政治局面，深得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的看重和器重。
這位宣傳部長就是德國納粹政權的輿論總管戈培爾博士。
戈培爾年輕時就是個堅定的愛國者。他4歲時因為生病腿瘸了，但這並不影響他堅定地走在復興偉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征程上。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18歲，儘管有殘疾在身，他還是一次又一次地申請參軍，遺憾的是都未獲批准。沒有條件在戰場上為國效力，戈培爾選擇了在政治文化領域實現理想。他在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不久，就開始了政治生涯，加入了納粹黨。
戈培爾是從做黨報編輯開始為納粹工作的，那是1924年。當時納粹黨還是個沒有多少影響力的小黨，黨員多是工人和復員軍人，黨的高層領導文化程度都不高，最高領袖希特勒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戈培爾是一個博士，一個高級知識份子，他為甚麼加入這樣一個看上去由一群低素質的人主導的小黨呢？是納粹黨的宗旨吸引了他。戈培爾堅信「只有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才能拯救德國。」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早期的宗旨恰恰這兩個主義的結合。
戈培爾喜歡讀書，善於思索，才華出眾，講演口才極佳，又有高學歷，在納粹黨內鶴立雞群。他很快被希特勒看中，他也折服希特勒的思想和魅力。特別是在德意志民族至上和國家至上這方面，他特別崇拜希特勒毫不掩飾的極致的狂妄。復興人類最偉大最優秀民族的偉業令戈培爾無比興奮，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黨的事業中。1928年，他被任命為黨的宣傳部長。5年後的1933年，納粹黨奪取了政權，他又擔任了政府的宣傳和國民教育部長。
希特勒是一個非常重視宣傳工作的政治領袖。納粹黨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寶，即：宣傳、群眾運動和製造恐怖。其中，宣傳這個法寶起了最關鍵的作用。
希特勒認為：歷史上的大規模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是理智號召的結果，而是鼓動群眾熱忱的產物。如何鼓動群眾的熱忱呢？就是要靠宣傳，那種能激起群眾狂熱的宣傳。希特勒說：「狂熱是唯一能吸引廣大群眾的巨大力量。」
人類歷史上的強人――為了實現目標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強人――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實現他所認定的目標過程中，完全不受道德的約束。
對於如何向群眾宣傳，希特勒直言不諱地說：「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地表現在情感領域。情感宣傳需要擺脫科學和真相的束縛。」「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後。」希特勒繼承和發展了馬基亞維里主義。
馬基亞維里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思想家，是現代政治學的鼻祖，他是個唯目標主義者，他主張：為了實現目標，可以不擇手段。馬基亞維里還清醒地指出，若要維護專制統治，必須依靠暴力和欺騙兩個支柱。歷史事實也確實如此，越是極權，越離不開謊言。
戈培爾與希特勒一樣，也是唯目標主義者，為了實現黨的目標，為了祖國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宣傳上可以不擇手段，撒謊也無所謂。戈培爾說到：「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
儘管德國的政治文明在歐洲是最保守的，德國的新聞出版自由比英法等國要晚許多年，但早在普魯士威廉四世時期的1840年，德國就放鬆了報刊出版物的審查制度。到了1874年則取消了預先審查制度。1914年德國徹底開放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納粹黨在奪取政權以前充分利用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進行宣傳，但在奪取政權以後立即取締了言論出版自由。納粹黨的邏輯是，為了實現自己政黨的政治理想，絕不允許別的政黨存在，也絕不允許別的聲音、自由的聲音出聲。納粹黨的黨綱規定：「報紙在國家中，為最有影響的工具之一。因此所有報紙如與公眾利益牴觸，必須予以禁止。」
希特勒則直截了當地說：「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須使其為國家而服務。」「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於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雖然希特勒沒有像列寧那樣把宣傳媒體和有關機構都收歸國有，直接嵌入權力機器，使之成為權力機器上的螺絲釘和齒輪。但他的做法與列寧也相差不大。在戈培爾具體策劃和組織下，納粹政權取締了所有反對派的報紙，迫害監禁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反對納粹的人員，把所有媒體置於宣傳部的控制之下，強令所有的出版物和媒體必須宣傳納粹黨的思想和方針，對於媒體從業人員進行政治上的甄別，只有在思想上與納粹黨保持一致的人才可以從事媒體工作。
戈培爾是個做事情追求效果的人，他要求宣傳工作要達到一呼百應喚起群眾共鳴的效果。本來，納粹黨的政治主張就容易激起狂熱，「民族優越」「國家至上」和「平等社會」的承諾在群眾中遠比自由、民主和博愛更具有號召力。再加上希特勒與戈培爾不惜用撒謊的手段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就更容易讓群眾熱血沸騰。
戈培爾知道群眾渴望甚麼。一個卑微的人渴望自己偉大，他把民族和國家的強大看成了自己的外延；一個貧窮的人渴望平等，他把偉大領袖的承諾看成了實現平等的唯一途徑。
戈培爾也知道甚麼最能煽動群眾的情感，那就是製造敵人。
於是，戈培爾緊緊抓住「民族主義」「國家至上主義」和「平等社會」的主旋律進行宣傳：我們是最優秀的民族，我們是最偉大的國家，我們如今的不幸是我們的敵人――猶太人和與猶太人勾結的英法資產階級――造成的，我們只有跟隨黨和領袖，才能告別恥辱，振興德意志，才能實現平等社會。戈培爾的宣傳簡單清楚，卓有成效。戈培爾認為：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像的要朦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複。
戈培爾在宣傳工作中還格外注重儀式，突出聲勢，講究細節。納粹黨集會一定會有儀仗隊樂隊，會有無數面飄揚的黨旗，會有嘹亮的歌聲，會有與會者整齊劃一的肢體動作，會有瓦格納雄壯的樂曲。戈培爾在參加群眾集會做講演時，甚至故意遲到，讓群眾等一段時間，以製造入場時的歡呼浪潮。
戈培爾不僅重視軟件，也重視硬件。納粹時期收音機剛問世不久，戈培爾發現廣播宣傳的作用巨大，於是下令生產了1000萬台收音機，讓每個德國家庭都能通過收音機及時聽到黨的方針和領袖的指示。戈培爾沒有忘記指示收音機的生產廠家，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台。戈培爾還要求德國人在聽收音機時要放大音量，打開窗戶，以便路過的行人也能聽到廣播。戈培爾非常得意廣播宣傳的效果，他宣稱：「由於廣播的作用，我們的制度消除了一切反抗思想。」
戈培爾不僅對國內實行飽和宣傳，還向全世界輸出納粹思想。德國一共建立了53種語言的廣播電台，對全世界廣播。
二戰爆發以後，納粹政權更是重視廣播宣傳，德國軍隊每佔領一個國家，宣傳機構就會立即在這個國家開展工作，首先做的就是建立納粹廣播電台。希特勒說：「戰爭期間，語言即是武器。」戈培爾更是把宣傳看作是與飛機、大炮和軍艦並駕齊驅的武器，他說「未來的歷史學家將要對第四種武器致敬，這第四種武器就是宣傳。」
宣傳部長得意地把宣傳比喻成第四種武器，但是他不清楚，任何武器都不能消滅正義，也不能維持邪惡。
希特勒和戈培爾迷信巨大的宣傳機器的功效，他們靠宣傳起家發動群眾奪取了政權；他們通過摧毀新聞出版自由，把德國人民封閉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裡，人民只能愚昧地盲從黨和領袖的指引；他們把德國人民帶到了他們所夢想的征服世界的征程上；他們靠宣傳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然而，他們不會獲得最終的勝利，靠謊言支撐的邪惡不可能獲得終極的成功，徹底滅亡是必然的歸宿。
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滅亡是徹底的。戈培爾的滅亡也是徹底的。1945年4月29日，宣傳部長親手毒死了自己的5個天真爛漫的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5歲。然後，他與嫵媚動人的太太飲彈自殺。
這就是試圖把謊言變成真理的代價。德國人民和全人類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轉自個人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