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中共極權社會的經濟最後會失敗

馬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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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0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馬穎慧編譯報導)《華爾街日報》26日發表了德國最暢銷的《時代週刊》(Die Zeit)的編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員瑟夫‧喬飛(Josef Joffe)的評論文章,作者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中共極權下的經濟高增長,將難以維持,終將落幕。他並暗示不能將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與中國這個年輕經濟體比較,否則將會做出錯誤的結論。

以下為該文的翻譯節選:

20世紀的一個重大問題在21世紀仍然有探討價值:誰在歷史正確一方?是自由民主體制還是曾為殘忍的斯大林和希特勒代表,現為變種中共代表的一黨專制加國家資本主義?

目前很多西方人困惑於究竟是中國採用的自上而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更利於經濟發展和全球經濟,還是充斥糊塗而自愚的西方民主自由體制好些。

歷史提醒我們,過去的每個「經濟奇蹟」都有快速增長的特點,例如十九世紀的英國,美國和德國﹔二戰後的日本、台灣、韓國和西德。但是這些國家都無法維持其早期奇妙快速發展的步伐,當幼年的活力讓位給成熟期後,它們的發展速度都降為正常速度。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美國三十年的平均發展速度都為3%,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已經由3% 降為不到2%,日本從4.5% 將為1.2%。

當這些國家從農業和手工國轉變為工業製造國,最後向服務和知識經濟化的過程中,原本似乎能提供無限廉價勞動力庫的鄉村被清空,而隨著固定投資的增加,其邊緣效益也下降,這就是最古老的經濟規律之一的收益遞減規律。

在七十年底的湧動中,日本的經濟增長在短短的兩年中就從8%的增長降為負增長,七十年代的另外一個經濟奇蹟,南韓的增長率也在12%和-1.5%之間。 而同一時期被文化大革命所炙烤的中國的經濟增長則從歷史性的最高值19%下降為負增長。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變之後,僅僅兩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就從雙位增長下降為一個可憐的2.5%。

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都暗含了可能將中國從目前的「崛起」中拖回原地的一個詛咒,那就是「 政府對於國家控制得越強,該國的經濟就越容易受到政治的衝擊。」這就是爲何中共官方迷戀於用天安門事件的方式處理任何民間騷動的原因。曾為克林頓總統亞太助理國務卿的中國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 就表示,中共高層非常害怕失去他們手中的權力,「蘇聯和東歐國家在1989年一夜之間的突然解體,以及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並蔓延到100多個其他城市,幾乎令中共統治崩塌。」

當今的世界被中國經濟飛速增長所迷住,但是中國也無法抗拒經濟歷史的規律,永遠維持目前這種速度,因為自從西方國家在19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出現壯觀的擴張以來,在歷史上還沒有國家逃脫過收益遞減規律的宿命。

但是正如法國存在主義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對於斯大林的阿諛奉承以及德國大學教授對於早期對希特勒的支持一樣,西方的知識份子們對於強人向來情有獨鍾。他們研究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並且羨慕中國三十年的奇蹟。然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更多的集體集中制,特別是在受到市場和利潤的夾擊時,比自由經濟更優越。

我們承認權力確實最初可以孕育經濟的增長,但是長期而言,正如20 世紀的細如密麻的歷史所顯示的,最後這種伴隨著權力的經濟增長會衰退, 集權領導人在毆打其人民的瘋狂的工業化的過程中是會獲得自由幾年需要數年或數季度努力的成功。

例如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出現了在柏林和漢堡之間只需要138分鐘就能抵達的火車,然而在二戰後﹐民主自由的德國卻用了66年才達成。因為,像納粹這種獨裁政權無需考慮當地民眾的抗議,和該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再例如德國設計的磁懸浮列車在上海和浦東機場之間奔馳,但是在德國國內,該鐵路卻由於噪音問題和政府補貼問題而被放棄。

其實正如蘇聯的例子,極權社會的經濟最初是會成功,但是最後都會失敗,或者會像很多蘇聯的效仿者,納塞爾的埃及及卡斯特羅的古巴一樣,根本就沒有一個經濟騰飛的機會,這個名單可以列出長長的一條。而且21世紀的流行的民粹主義,例如阿根廷,厄瓜多爾,委內瑞拉也並不好。

這種專制的現代國家為自己的毀滅埋下了種子。這種制度在其年輕時能夠移山,但是最終其自己僵硬成了一座石頭山,堅不可摧,無法移動。 其既得利益者就如同歷史中的惡特權人物,首先忽略任何變革因素,然後抗拒變革,因為變更對他們的地位和收入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這種類似於「尋租」(rent seeking)現象在每個那種專制社會都存在。

國家越大,其尋租收益越豐富,如果一個國家而不是市場決定經濟成果, 政治就會擊敗盈利而成為一個主要的資源分配器。 所有的執照,建築許可,資金,進口壁壘和反競爭規定都會幫助國家自己或青睞的成員,滋生了腐敗和低效。

低的可憐的生育率,健康的改善和壽命的延長,導致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開始下降,而老年人口將開始膨脹。而中國人口老化時,美國將由於其高生育率和移民率而變得年輕。老齡社會不僅僅意味著勞動力的減少,也意味著文化模式的改變,例如,那些渴望冒險特質的人被追求安全和穩定的人所替代,這些無形因素都將影響經濟的增長。無論如何,中國的成本優勢將直線下降,自從2000年以來,中國的收入已經翻了兩番,而且中國曾經壯觀的年增長將不再以兩位數增長。

中國能繼續這條道路嗎? 歷史的先例顯示,中國的未來並不令人鼓舞。

(責任編輯: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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