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0月04日訊】在文友來件告知他擬定以《無恥的洋人》為書名，「利用香港圖書市場的自由空間，向讀者揭示一批當代西方人的行徑，或無恥吹拍中共專制政權的、或偽造身份欺騙中國民眾的，或與中共權貴進行利益交換的」後，我第一次寫出總計約十五萬六千字的中文書稿。在我的第七本德文書問世後，我的第一本中文書卻還不見蹤影。幸好還有《新紀元》，因此我特意在書稿基礎上提煉出精簡版與讀者分享。或許能促成《無恥的洋人》面世。
序言
「洋人」作為新詞最遲一百年前就出現在中國，因為在一九零六年出版發行的小說《恨海》中「洋人」就與「華人」並行使用，沒有貶義，只是表明兩者外表不同。
在英特耐特時代，出現了新詞「五毛」，用以諷刺為蠅頭小利向中共當局出賣良知的小人。其實當中國人學唱「英特耐雄納爾」時，就出現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五毛。他們為了盧布而投身共產國際並參與其恐怖活動。
蘇共垮臺後，中共繼續為維持權力而為非作歹。在海外各界奮起反抗共產暴政的過程中，「五毛」與「五毛黨」一起進入外語世界。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促使德國之聲的「丹紅門」曝光後，這兩個中文詞經我之口上了德國的《明鏡》週刊。「洋五毛」作為新詞也應運而生，因為五毛中有不少洋人。
中共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為「革命導師」，靠以俄共為首的各國共產黨的支持，顛覆中華民國後，強行赤化老百姓，用馬恩列斯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我在大陸上了十五年學，被共產黨借學校強行灌輸的都是違背史實的紅色宣傳，比如，共產黨提倡階級鬥爭，小學課本裡就有「地主的斗血淋淋的口」等抹黑地主的「革命文學」。反傳統反道德的魯迅則被毛澤東封為「新中國的聖人」，成為語文課本的重點。學生被迫背誦魯迅的白話，接受他對中華五千年文化的誣蔑。毛澤東死後，我才上初中，可英語課學的還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我上大學，入的是德語系，但即使是德語語法書，用的例句還是馬列術語。好在無論共產黨如何全面毀壞中華文化，監控大陸社會，生長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人還是傳統文化的活載體，他們的言傳身教足以抵消共產黨的那一套歪理邪說對我的毒害。即使我在學校學的是被中共改得面目全非的簡化字，但吸引我的還是《西遊記》和《紅樓夢》，而不是毛選或魯集。深得我心的是中華古文化，而非中共黨文化。
「六四」屠殺促使我在德國留學時開始了寫作生涯。二零零二年，我從大陸回來後，才開始上網。從此我不得不開始研讀與魯迅、毛澤東和馬克思相關的紅色宣傳或曰五毛文學，因為我想支持中華精英比如黃金秋和申有連對魯迅和馬克思的批判。他們都因此遭受中共迫害，先後落入紅牢……但中共企圖用魯、毛、馬割斷中國文化的血脈，讓中國人都淪為馬列子孫還是徒勞的。身為海外華人，我樂於支持大陸同胞爭取人權民主，抵制共產暴政；身為中華文人，我樂於促使華人從思想上摒棄馬列，回歸中華。而五毛卻試圖掩蓋共產黨是個馬列政黨，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無關，是禍國殃民的邪黨等等真相。
「無恥的洋人」專指為共產黨混淆視聽，欺騙世人的西方人。他們有的是共產國際間諜比如史沫特萊；有的是見利忘義的洋毛分子比如斯諾；有的是投機商比如庫恩；有的與魯迅氣味相投比如顧彬。無論他們區別多大，共同點是都在為共產黨塗脂抹粉，評功擺好，雖然他們的智商不低，足以獲知共產黨在世界各國造成的禍害與各個時期犯下的罪行。
漢字雖然遭到以魯迅為首的五四狂人詆譭，中共破壞，但在海外讓無數洋人驚嘆萬分。而我也是到了海外才學會讀正體字，獲知漢字是中華文華的根。漢字的全息性舉世無雙。我在海外的時間越長，越瞭解中華文化，越不能容忍一個馬列政黨一邊剝奪大陸同胞的人權，糟蹋祖國的山河，一邊強行代表中國和中國人。身為文人，我只能奮筆疾書，把我在自由世界獲知的各種真相輸入電腦，比如共產國際如何派間諜潛入中華民國，夥同以魯迅為首的文痞，濫用民國的自由誤導愛國學生，把各個民族與共產國際的矛盾，轉化為中國與日本的矛盾，挑起中日戰爭，然後趁機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擴張勢力，最後在大陸顛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共產黨靠間諜、宣傳和武力在中國大陸篡奪政權後，如何禍國殃民，在《無恥的洋人》中也有披露，但它的重點是以洋五毛為主線展示共產黨顛覆民國，禍亂中華的史實和不同時期產生的五毛言論及其文學。
以史沫特萊為代表的共產國際間諜
中共官方稱史沫特萊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上個世紀史沫特萊與斯諾和斯特朗一樣上了紅色郵票，還有大陸作者把史沫特萊與王炳南的德國妻子王安娜一起視為宋慶齡的洋秘書加以美化；這個世紀，史沫特萊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紅色宣傳片的配角，不僅當選中共的一百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而且還名列自稱鳳凰的中共海外電視台宣傳的十個「紅色中國的外國人士」。
這十人除史沫特萊、斯諾和斯特朗外，還有俄國人鮑羅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華、美國人馬海德、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美國人愛潑斯坦和德國人李德。但無論他們來自哪國，以甚麼為業，他們都受共產國際（又叫第三國際）操控，為共產黨篡奪中國政權出過力，是共產黨的走卒，而不是中國人的朋友。因為中國人都遭受赤禍，即使身為共產黨的功臣在紅色中國也無不飽嚐苦頭，唯毛澤東例外。
在共產黨的外國走卒中，史沫特萊尤其無恥。即使是鳳凰台播出的紅色宣傳片也不得不承認 ，史沫特萊違背常理，在被強姦後，居然公開宣稱她因此有了「性的覺醒和滿足」。就是說，史沫特萊看上去缺乏羞恥心，甚至樂於被虐待。她投入共產國際的懷抱不奇怪，因為共產黨是恐怖組織，需要虐待的對象。
通過以史沫特萊可以瞭解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非法活動和相關人員。
與宋慶齡同行
史沫特萊（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貧窮，父親是礦工，母親早逝，姨媽是妓女；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親是暴發戶，母親是大家閨秀，家境富裕。表面上，她們的區別很大，但實質上，卻大同小異，都屬反傳統反道德的紅色女性。
史沫特萊自己的婚姻破裂後，到紐約結識印度共黨領導人恰托，成為其情人。與孫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沒有因為新歡而拋棄老妻。史沫特萊與宋慶齡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與此同時，她們也都是紅色恐怖主義的幫凶。
從牛蘭到左爾格
最遲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一直在「幫助、指導並監督中共中央的工作」。共產國際於一九二八年春派以化名牛蘭著稱的紅色間諜到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亞洲各國共黨從牛蘭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產國際的經費。據楊奎松的相關論文透露，在一九三零年八月至下一年五月期間，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資金達二點五萬美元。
從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共產國際的遠東局就從海參崴移到上海。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主要秘密設在上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才被迫遷往共產黨割據的江西瑞金。
史沫特萊被派到中國後，以記者的名義於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定居。鳳凰台說史沫特萊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魯迅的親密戰友，宋慶齡的得力助手，還對周恩來領導的特科提供幫助，也提到左爾格是史沫特萊的情夫，但沒有提他們都受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操縱，在為顛覆中華民國而奮鬥。
一九二七年，在南昌搞暴動失敗的周恩來奉命於十一月潛伏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九二八年，周恩來從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返回上海後，組織成立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簡稱特科），並化名伍豪從事非法活動，包括搞暗殺、安排共黨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軍各部門等。史沫特萊和周恩來都與一九三零年一月被派到上海的共產國際間諜左爾格有密切合作。
左爾格（一八九五－一九四四）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俄國人。他的祖伯父曾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組建第一共產國際。他自己則投身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共。一九二四年，左爾格投奔莫斯科後又加入蘇共。一九二九年他就開始以德國記者身份在中國為莫斯科效勞。
美國獨立中文媒體《黃花崗》季刊第二十二期發表曹維錄的研究成果《誰渴望日本侵略中國—對20世紀中日戰爭產生重要影響的兩個外國人》，用確鑿地史料論證，以左爾格和尾崎秀實為首的共產國際間諜阻止了日本對蘇作戰，為保衛蘇聯和挽救中共挑起了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戰爭。
轉自<<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