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1月18日訊】今天是捷克天鵝絨革命（1989年11月17日）24週年。貼一篇舊文表示紀念：悼念哈維爾（胡平）
最先從推特上看到哈維爾逝世的消息，一時間不敢相信，哈維爾還不算老啊，幾天前他不是還會見了達賴喇嘛嗎？不過就是在那次會見後，達賴喇嘛告訴記者哈維爾身體狀況很不好。想不到這麼快就離去了。
在當今世上有重大影響力的外國人中，沒有誰比哈維爾更長期更深切地關心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早在1990年，哈維爾就以總統的名義正式邀請達賴喇嘛來訪；早在1995年，哈維爾就會見了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的連戰。作為當年捷克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哈維爾支持中國的零八憲章不遺餘力，此外，他也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主要推動者。捷克是個小國，可是面對中共強權，捷克表現得最堅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哈維爾。
對於中國的異議人士，哈維爾不但令我們敬重，而且讓我們感到親近，使我們認同。因為我們有著十分相似的生存環境、生活經歷以及十分相似的精神追求。身為共產制度下的異議人士，我們覺得我們和哈維爾是同一類人。
作為一位荒誕派劇作家，作為一位異議知識份子和民運領袖，哈維爾在他的祖國，在西方，早在89之前就很有名。不過在中文世界，我們卻是在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當了總統才開始認識他的。這一點多少有些令人遺憾。不過好在90年代起，哈維爾其人其事及其著述日益被國人所瞭解並引起深刻的共鳴。
哈維爾的著作，除了用捷克文出版的之外，大概就以用中文出版的最為齊全了。這不能不歸功於大陸旅美詩人貝嶺，他主持編譯了哈維爾的六部著作和一本關於哈維爾的評論集。在他編輯的那本《哈維爾評論集》的編者序裡，貝嶺說：他編譯哈維爾的這些書「也是獻給所有在不同形式的專制統治下有過生存經歷，但沒有喪失獨立思考、甚至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們。」在國內，崔衛平編選了一本《哈維爾文集》，李慎之為這本書寫了一篇精彩的序言。這本書雖然不能公開發行，但在知識界影響很大。可以說，近20年來，對中國自由派人士思想與精神影響最大的同時代外國人莫過於哈維爾。
現在，人們一談起捷克的天鵝絨革命，都讚歎不已。然而正如哈維爾所說，歷史的發生，偶然性起更大的作用。這不完全是哈維爾謙虛，這也是歷史事件當事人的切身感受。
天鵝絨革命發生在1989年11月17日。在這以前，德國的柏林牆已經倒塌，波蘭的團結工會已經贏得大選，中國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已經過去將近半年。說來很諷刺，11月17日這次群眾上街集會，本來是捷克的共青團這個官方組織策劃的，集會的主題是紀念50年前因抗議納粹佔領而犧牲的學生。殊不料這次集會卻變成了爭取民主的抗議示威。接下來，捷克的形勢一瀉千里，學生，知識份子，市民，工人，紛紛走上街頭，民運組織應運而生，共產政權全面失守，天鵝絨革命一舉成功。
就在當月月底，總統大選就提上日程。據捷克著名異議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說，起初，反對派「一致認為唯一可以考慮的候選人是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杜布切克是前捷共總書記，因領導1968年布拉格之春而被迫下台），因為他相對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但幾天後，形勢就變得很清楚，革命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凡是跟共產黨有牽連的候選人，哪怕是他的過去跟共產黨有聯繫，都不再被捷克年輕一代所接受了。這時候便出現了唯一合適的候選人－－瓦茨拉夫‧哈維爾。」12月30日，哈維爾當選總統。這離他出獄僅僅42天。
如果把89年共產陣營土崩瓦解比作多米諾骨牌效應，那麼我們必須承認，捷克的天鵝絨革命並不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如果把89年上半年的形勢做比較，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時中國的形勢要比捷克好。中國89民運功虧一簣，令人無比痛惜。事實上，89民運的失敗也不是必然。
六四之後，中國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今天我們面對的中共一黨專制，要比89前哈維爾面對的捷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更嚴厲，中國的民主轉型因而也更複雜更艱難。我們更需要從哈維爾那裏吸取堅定的信念。
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偉大朋友哈維爾永垂不朽。
2011年12月10日
自由亞洲電台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