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1月25日訊】（新紀元週刊353期，記者季達報導）中共18屆三中全會經過四天的爭論，到閉幕時仍未有達成結果，在習李最後做出讓步之後，出臺了「目標清晰，路線圖混亂」的《決定》。中南海大幅提升國家安全委員會、改革領導小組和中紀委的權力，使得中共正式進入「鐵三角」局面。
中共18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目標，是為未來十年的中國改革推出設計藍圖。由於各利益集團衝突激烈，最後形成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稱《決定》），實際上是各方妥協討價還價的一個結果。習李王雖然推出了明確的目標，卻缺乏切實可行的路線圖。
習李遊說地方不成
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北京下發省部級的文件草案引發了很多爭論（詳情請看本刊345期《三中全會改革內容曝光》）。為了說服地方大員，習李二人分別去了湖南和黑龍江。三中全會召開前幾天，湖南省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布署省內工作，其中重點是遵照習近平指示「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其時，三中全會尚未召開，精神也尚未形成，可見習近平去湖南是事先招呼，以免反彈過烈。
同時，在三中全會舉行之際，三百多名非中央委員的省部級官員被集中到中央黨校「培訓」，而且被規定不得外出和串門。顯示習李對三中全會推出的改革心中沒譜，自信心不足。
據北京的消息人士向《新紀元》透露，三中全會首日，習近平做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但在隨後的討論中，出現了罕有的沉悶局面。但這種沉悶只是風雨前的緘默，隨後各地高官的反彈，出乎習、李、王三人的意料之外。
消息說，三中全會經過四天的爭論，到閉幕時仍未有達成結果，導致中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推遲了三天公布。由於三中全會公報公布會議「一致通過」該決定，北京最高層認為再遲公布將造成不良後果，因此習、李最後做出了讓步。這使得三中全會的改革成了夾生飯。最明顯的跡象，按照北京某智庫一位智囊的話說，是「目標清晰，路線圖混亂」。
法院獨立審判打折扣
按照北京原有的設想，將以重新劃分事權的方式，把法院系統脫離地方政府，全面交由中南海通過最高院管理，實現審判獨立。事實上，《公報》和《決定》都強調法院「獨立」審判案件，這在以前從未有過，但此一方案受到很大反對。
來自北京的消息說，在最後階段北京做出讓步，法院從北京管變成了省管。
《決定》中第32條，「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北京的那位智囊表示，有中央委員在三中全會上拿出數據，指中國司法冤假錯案主要由縣市政府干擾低級和中級法院審判造成，因此對北京接管全國法院的做法提出質疑，並獲得了較多認可。最終，在司法改革的這項調整中，實際只剝奪了市縣政府的法院和檢察院的管轄權，由省高院和司法廳進行人財物統一管理，落實和市縣的「行政區劃分離」的司法管轄。
另一方面，《決定》公布廢止勞教制度，但違法行為矯治卻沒有規定必須由法院裁決決定，等於為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開了一個「後門」。北京一位著名法學專家介紹說，勞教有明確的規定，比如最高兩年，但行為矯治沒有相關的規定，某些省份把人強制關押在法制教育中心內長達六、七年，對公民個人權利侵害比勞教更為嚴重。如果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濫用矯治中心，造成的損害或許超過勞教制度。
中紀委權力大增
三中全會最大的勝利者是王岐山。
來自北京的消息說，這是因為幾乎少有人敢於和王岐山叫板對抗，顯示王岐山「治標」確實治出了威風。
在《決定》中，中紀委的權力獲得大大增加。第一，中央部委紀委脫離本部黨組管轄，紀委由中紀委直接委派任命，並直接向中紀委負責。第二，省級以下紀委實行雙重管理，紀委主要官員提名和任命，不再由本級黨委進行，而是由「上級組織」進行。
在這個新的設置中，中紀委成為部分「孤懸」在黨委系統之外的半獨立體系。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本刊在345期曾做出過詳細的獨家報導。相比之下，三中全會的《決定》也做出了明顯讓步。原來計畫的中紀委和監察局從政府部門中獨立實行單獨的垂直管理，變成了大半個的獨立管理。省級之下的中紀委和監察局並未全部獨立。
但即使是省級黨委和政府之下的紀委書記和監察局負責人，其提名和任命都不再由同級省委提名。雙重管理的名義之下，實際上成為中紀委的天下。
強行推動農村土地進入市場
三中全會的《決定》完全依照原先計畫的，是實行城鄉一元化發展策略，其中推動農村土地進入流轉市場，是李克強強行的。
北京的消息人士說，農村土地入流轉市場，其實受到的挑戰最大。這個也很好理解，因為土地財政為各地經濟利益之所在。過去地方政府通過強徵土地，大吃土地差價，不但造成土地開發混亂和浪費，也對中國日漸嚴重的官民對立負有直接的責任。
李克強的這個設想，是通過農村土地從資源屬性到資本屬性的變更，使農村居民更大程度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也希望通過這一改革，使得中國農村居民獲得繼續發展的後力。比如通過農村土地轉讓、出租、抵押、入股，使得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居民可順利變成市民，也讓他們有了創業的資本。
在《決定》的設計中，農村土地分為兩類，一類是宅基地，第二是農林用地，都可以直接進入市場。然而這個「新土改」和城市住宅土地存在同樣的土地產權問題。中國城市新建房屋土地歸屬國有，買家的使用權70年，70年之後如何處理沒有明確規定。而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這個集體所有是「家庭股份」還是「個人股份」？承包地轉讓是轉讓一個承包期還是多個承包期？宅基地轉讓購買者的土地使用年限如何確定？都將是未來農村土地進入市場的一大問題。
三中全會之前，北京某智庫曾提出過這個問題，而且也提出擔心，地方政府通過地方國有房地產企業的運作，利用土地用途轉變的方式，同樣可以把農村土地增值利益囊入自己口袋。
消息說，北京最後的決定是先易後難，出現問題再伺機解決，「不能讓細節阻礙總體規劃」，因此才有農村土地進入市場的明確目標。
鐵三角正式形成
本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一個議題是重新改革分稅制和中央地方財政關係。但此一點爭議巨大，以致最後難以達成具體方案。「最後連『營改增』都談不攏。」北京一位知情者分析說：「誰拿什麼稅？如何轉移支付？財權事權如何配合？這些具體問題最後都沒有進入《決定》，只有一個大致的目標，路線圖完全沒有。」
不過，他也認為，對中南海來說，只要形成目標，然後掌握了執行機構，以後可以一步一步實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正是這樣的一個具體部門，其取代發改委，功能有可能比原體改委和中央計委更強大。
國家安全委員會、改革領導小組和中紀委的權力大幅提升，使得中共正式進入「鐵三角」局面，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各掌一角。此三角若默契配合，未來北京或可推動新政策，但變數仍然極大。
改革成效不看好
清華大學一位知名教授對《新紀元》表示，中南海三中全會的改革屬於「微調」，最高層刻意避開「政改」的說法，「把一些政改的實質內容分散在政府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當中」。
這位教授提到的，是政府和社會關係的改革。《決定》中有培育社會組織自治的提法，也有政府不直接管理社會組織的說法。不過他也認為，這種「偷偷摸摸」的做法，雖然有效避免了黨內爭論，但卻難以凝聚全社會共識，使得本來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變成「黨內遊戲」。
美國中國問題觀察人士石藏山也認為，《決定》雖然明確表示政府退出一般社會管理，但「黨」沒有退出。各類社會組織和行業協會和社區組織，都仍然會有中共黨組織的存在，最後將很可能形成一個「黨管社會」的局面，結果是回到80年代之前黨政不分的局面。
三中全會雖然推出多項改革，但大多屬於技術調整範疇，並未對根本的制度性問題有所觸及。石藏山認為，中國的進一步改革有兩大阻礙，一是缺乏權威，二是缺乏共識。對後者而言，北京需要一個能夠造成普遍轟動的事件來凝聚共識，比如鄧小平的全面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錯案，或者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透明化。微調改革有動靜小的優勢，卻有難聚共識的劣勢。
他分析說，專制體制的共性是前期皇帝說了算，後期體制說了算，這是專制體制改革困難之所在。而北京的改革不從體制下手，最後難以逃脫被官僚體制摧毀的命運，過去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上前車之鑒比比皆是，因此他不看好三中全會的改革成效。◇
本文轉自353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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