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1月28日訊】「是誰說『光陰一去不回頭』的？每當我爬格子時，昔日光陰鮮明的在我眼前重現！」
國軍預備軍官制度的起源
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從民國四十年開始，在高雄鳳山的陸軍官校內，於正期學生班之外，成立了預備軍官訓練班（當時簡稱為預訓班，後來搬離鳳山後，簡稱被改為預官班）。這個早期鳳山預訓班的前兩期，與以後的十幾期的預官班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後期預官班學生必須具有大專院校學位的基本資格，但前幾期的預訓班居然也兼收只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學生。
這是因為來台之初，局勢不穩，一些有權勢的高官，急於將自己子弟送到國外去唸書（實質上是出國避戰亂），但礙於法令，沒服過兵役的男生是不許出國的。由於當時法令並未禁止高中畢業生出國唸大學，這些高官又不願意把自己只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子弟，在出國前被送去軍營當成小兵來操（陸軍服役兩年，海、空軍則須三年），乃頒佈臨時條款，成立了預訓班。規定只要有國外大學部入學許可證件的男生，都可以在預訓班受短短幾個月的軍訓後，一年之內直接出國。兩年後，等到這些享受特權的高官子弟們都出國了，臨時條款就被更改為必須要有國外大學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才可以出國留學。這是政府遷台之初，在政局紊亂，民心不穩之際，非常典型的，也因人而異的腐敗官僚作風。好在幾年之後，台灣局勢回穩，預備軍官訓練才逐漸制度化。
由於陸官是由「革命的黃埔」延續而來的，肩負著國軍「繼往開來」的傳統，所以正期生的訓練是革命軍人的培養，是非常嚴苛的，也是一絲不茍的。但一般預訓班學生的生涯規劃不是要當一輩子軍人，他們對於「軍訓」的看法也就不那麼嚴肅，甚至於有點兒「玩票」的性質。所以在管理這前幾期的預訓班學生，該如何的嚴而不苛，確實讓主辦單位的陸軍官校傷透腦筋。除此之外，這些「老百姓」在陸官受訓時，是與正期生共用同一個大操場的，教官們在一般的預訓班操練中，即使有意要「放一馬」，也不能表現得太過明顯。
更糟的是，預訓班學生中，夾有少數的高官子弟，有些年紀太輕，還不到十八歲，根本就不耐操。更有向自己父母抱怨訓練過嚴，伙食太差，生活環境不好的。其中有一位C姓高官之子，竟向他那權傾一時的父親打抱怨，說是在宿舍被「臭蟲」咬了。這還了得，講求整潔的陸軍官校宿舍裡竟然發現「臭蟲」，C姓高官得知後十分震怒，直接打電話下達命令要徹查！
我之所以有這些「內幕消息」，是因為我的父親謝肇齊將軍是當時陸軍官校的教育長（日後並升任為黃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長），他也正是兼任這幾期（民國四十五年以前）預訓班學生訓練的主管之一，C姓高官的電話正是我父親自己接聽的。
看到隊職官的報告後，我父親就覺得事有蹊蹺，因為C姓高官之子是預訓班眾多學生中唯一抱怨被「臭蟲」咬了的。但無論如何，既然有「臭蟲肆虐」，上級又已下令徹查，該走的衛生程序還是得要走，於是當時尚未遭全球禁用的殺蟲劑DDT，就被大量地派上用場，如今這批預訓班學生如果還在世，雖然都該已是望八之高齡，但當年殘留在他們體內的DDT，恐怕還沒被自身的排毒系統清除乾淨呢！
豈料這「臭蟲肆虐」事件並未因噴灑DDT而落幕，之後不久，C姓高官之子再度向隊職官抱怨，說「還是有臭蟲咬他」。莫非這「臭蟲」與他有「仇」？因為他仍然是班上唯一聲稱被「臭蟲」咬了的。
數日後，值夜的隊職官終於找出真正的原因，與他有「仇」的不是「臭蟲」，而是南台灣炎夏天氣中活躍的蚊子。原來C姓高官之子晚上睡覺時，因不耐酷暑，不自覺地把頭、手露出蚊帳外「乘涼」，餵了兇悍的蚊子，罪魁禍首根本就不是「臭蟲」。
諸如此類的瑣事，令隊職官們不勝其擾，其他高官子弟的父親，也不時會來電「關心」一下，讓我父親相當為難。數十年後他與我閒聊時告訴我，他當年在英國皇家軍校唸書時，同學之中有英國皇族血統與爵位繼承權的就有十多位，此外還有幾位歐洲與中東國家的王儲，與這些貴族子弟同學三年，從沒見到那一位有得到過任何特殊的禮遇，他們的生活、課業、起居與操作，完全與平民學生一視同仁。所以我父親以此為據，堅決拒絕給予任何學生（當然也包括正期生在內）特殊待遇，為此而得罪了好幾位當時的高官。所以在民國四十四年以後，當預訓班在美軍顧問團，駐陸軍官校的首席顧問凱吉上校（Colonel Cage）的堅持下，遷出陸軍官校時，我父親才算是如釋重負。
美軍顧問之所以對預訓班持反對立場，是因為自民國四十三年開始，陸官已仿美國西點軍校學制，改為學科與術科並重，畢業後授以學士學位的四年制軍校，是接受美援的單位。而預訓班則是經由國府的日本白團顧問建議而成立之機構，與美軍的ROTC預備軍官訓練方式及制度大相逕庭，美軍顧問團自然拒絕為其背書。
不知何時開始，預備軍官訓練營轉移到了台中的成功嶺，班主任的官階也逐漸提升到相當於中將軍長之層級。民國五十年以前，因為每年畢業的大學男生並沒有那麼多，讓有大專學位的青年在服役時能學以致用，提昇部隊的素質，確實是個不算壞的主意。但是到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民國五十七年﹞，大學畢業生已不在少數，男生們只要是體檢在乙等以上，再加個大專學位，畢業後全都成了少尉軍官，服一整年的兵役，政府每年要多養數千個預官，負擔未免太重，國軍事實上也沒有這麼多的少尉職空缺可以安插他們。所以好像從預官班第二十期左右開始，政策又改了，不是每個大學畢業生都可以當預官的啦，這少尉軍官的資格是要用考的，考不上預官的就得要當一年小兵，蠻慘的。
從民國四十年預官班第一期算起，我們民國五十七年那一屆是預官班第十七期，很幸運的，大家畢業後都還是當個神氣的少尉軍官。至於服役的軍種與科別，端視你在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時，被分發到那個單位受訓為準。大三那年，我們這一群電機工程系學生憑在學校抽籤之結果，依所學之專長，於當年暑假分別進入了陸、海、空三軍的通信電子學校（簡稱通校）受訓。大學畢業後，絕大部份的同學也都「學以致用」地在軍隊裡的通訊單位服務或是在軍事院校擔任教官，但還是有少數因無法安插適當職位，被派到完全不相干的單位去打雜（尤其是海軍），糊里糊塗地浪費了一年青春。
去「空軍陸戰隊」報到
記憶中，大三放暑假前，我們那一班有九位同學被抽籤分發到設在高雄岡山的空軍通校受訓，除我之外，還有張韜，林葉明，葉元椒，董孝英，戴寶通，孫明照，熊克平與蔡必毓。當年在通校受訓的除我們成功大學電機系學生外，也有大同工學院與台北工專兩所大專院校的電機系學生，記憶中來自大同工學院的有劉英毅與錢華彰兩位。
我們被分成3031 B 與 3031 J兩個班。我是分在3031 B班，我們的學習項目是從美製AN/TRC-1戰地手提電話，到 AN/TRC-24戰地電話總機的各型野戰通訊器材的維修，也負責了解美軍依台灣地形而特別設計的Collins Radio FR/FJ1無線電器材之操作。3031 B班的學員服役時都得下野戰部隊，也就是號稱「空軍陸戰隊」的防空砲兵部隊，而且幾乎沒有例外的，我們都成為各防砲營的通信排排長。3031 J班的學員則負責維修笨重的第一代類比型傳真機，與Teletype 的老式110bps電傳打字機。他們這一班同學以後在服役時，好像都不需要下野戰部隊，與3031 B班相比，服役的那年是較為輕鬆的。
當年國軍的防砲部隊有大概不到十個的「大砲營」與十幾個「小砲營」，「大砲營」的武器是由雷達操控的90高砲，在半個世紀以前地對空飛彈的草創時期，其準確度已具有飛彈的雛型，是用以對付高速高空目標的。「小砲營」用的是傳統 40快砲，配上四聯的50口徑機槍，是打擊低空目標的。要強調的是，防砲部隊的所有對空武器，也都是可以對地面，或是對海面射擊的。據說老共那刁鑽的魚雷快艇，就曾被精準的90高砲擊沉過不少。防砲部隊編號100系列的是「大砲營」，編號200系列的是「小砲營」，我被分發到205小砲營，於是我的正式頭銜就成了「空軍防空砲兵205營，營部連通信排少尉排長」。
大學畢業回到台北家中休息還不到十天，我就照著兵役通知單上的指示，領了一張免費的慢車票，趕赴花蓮北埔機場報到。那天一大清早就從台北火車站出發，繞過基隆與北台灣，三個多小時後，才到達當年北迴鐵路終點站的蘇澳。在蘇澳換乘公路局的蘇花公路班車，直奔花蓮。蘇花公路那時候不是完全雙向通車的，有好幾段路是需要在指定的錯車地點停車，等待北上的車隊開過以後，才得繼續南行，公路班車就這樣在瀕臨太平洋的懸崖上時走時停的開了三個多小時才到花蓮，好在沿途的壯麗風景讓我看得目不暇給，緩解了旅途的勞頓。
在花蓮車站下了車，立刻就感受到那清新的空氣，與台北的混濁空氣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對比。待我終於汗流浹背的扛著行李到達機場門口時，正趕上晚餐時間，205營派了部吉普車到門口來接我，當即在飯廳飽餐一頓。當天，我們同時在205營服役的八位預官都全部到齊。分發在營部的有營政戰官林振家、運輸官李明清，修護官田慶璋、事務官朱及瑞與我共五員，其他三位分散在機場各區的三個小砲連當排長或政戰幹事，其中一位政戰幹事江光雄，因為常來營部出差，與我們五個營部預官混得很熟，所以四十幾年後，我還記得他的姓名，另外兩位不常見面的﹝大概是小砲排排長﹞就完全忘記他們的姓名了。
次日早餐後，我們八位預官就到倉庫去挑選合身的軍裝、內衣褲與皮鞋，也領到被褥等寢具，然後又到軍械庫去領取我們的隨身武器，那是一柄半自動的卡賓槍，加上刺刀、彈匣等零附件。回到宿舍換上一套卡基軍便服，別上那代表少尉官階的一根「油條」，戴上藍色的船形帽後，在鏡子裡自我端詳一番，左顧右盼地怎麼都覺得自己還是像個老百姓呢？最後拿下臉上的深度近視眼鏡，抿著嘴唇，縮緊下巴‧‧‧嗯，這才好像是有那麼一點點當排長的樣子！
其實我們幾個少尉預官，管他是什麼「長」，都沒有胸前別著「飛鷹胸章」的飛行員們那麼威風神氣。北埔機場駐有一個中隊當時算是空軍主力的F-86軍刀機，胸配飛鷹胸章的飛行員們是空軍的「天之驕子」，住在機場內一棟附設有「飛官俱樂部」 的高級宿舍中，兩人一間，廁浴齊全。我們防砲營的全體官兵就沒有那麼好命，士兵住大統艙不說，低階軍官也得四個人擠住在一個小房間裡，上廁所時不分「貴賤」，都得要「跋涉」到五十公尺外的一個茅屋裡去解決的。廁所離營房遠，是因為那是個原始又粗糙的「兩條橫木、胯下一個坑」，那種臭氣薰天的「毛屎坑」！害得我每天晚上都不敢多喝水，聞臭是小事，只怕半夜尿急，走上這來回一百米路再躺上床時，會清醒得睡意全消。
初當排長的「菜鳥」日子
空軍的一般福利還不錯，除了可以每月廉價配到兩條空軍專用的「814」軍菸外，週日上午十點鐘，非值勤人員還可以坐交通車去花蓮市區的電影院，免費看一場當天戲院 以「勞軍」 為名的早場電影。少尉月薪是560元，我身為排長算是最小的「主官級」隊職官，還有60元的「主官加給」補貼。這60元可不是白拿的，我得輪值連上的值星官不說，還得帶領通信排裡的十幾個「大頭兵」，排裡除士官長鍾贇德與上士一級班長張全義之外，全是徵來的充員兵（就是補充兵員之簡稱），他們調皮搗蛋之餘，還會搞些逾假不歸，裝病不參加升旗朝會等讓人頭疼的瑣事。至於我那一個月620元的薪資，加上免費的食宿，在黃金價才200元一錢的時代，這已算是不錯的待遇，我沒啥好抱怨的了。
我們連長姓葉，行伍出身，沒有什麼文化水準，成天粗聲粗氣地吆喝來、吆喝去。相對的，連輔導長是政工幹校九期畢業的，有文學士學位，沉穩幹練，明顯的讓我看出國軍各軍事學院在實施四年制後，畢業時頒授學位的軍官素質，與行伍出身的軍官就大不相同，他對我們這些預官也很客氣。營部對我照應最多的莫過於副營長徐立中少校，他是陸軍官校25期砲科出身，畢業後轉業空軍防砲部隊的，是我父親於民國四十二年在陸軍官校任教育長時的直接門生。由於營長的家眷在台灣西部，他幾乎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不在營內，徐副營長經常就成了「當家」的，他那時是單身漢，以軍營為家，年齡也與預官們較接近，語調溫和，我們預官們與他相處的時間也比較多。徐副營長在閒聊中告訴過我一件讓我十分感動的事，他說陸官二十幾期的許多畢業生在結婚時，喜歡找我父親擔任「證婚人」，這是因為我父親當年非常關心、照應他們的生活與學業，還為此而不惜得罪頂頭上司。日後我告訴父親這些學生的愛戴之情，著實讓他欣慰不已。
在部隊當個「菜鳥」排長其實也沒那麼輕鬆，因為是最基層的帶兵官，平日我雖然只要管理通信排裡的十幾個兵，但輪到當連值星官時，全連近百個兵都得要管。排解士兵之間的紛爭，查明「病號」的真假，檢視武器的保養與儀容、內務之整潔，在在都要值星官負責。午夜之後到黎明之前，身為值星官得要至少查哨、查舖各一次。老士官們離鄉背井地隻身在台，許多人的情緒不是很穩定，都四十好幾歲的兩個老士官，會一言不合的來個拳腳相向，打得鼻青臉腫的，可是兩人倒也不至於就此反目成仇，隔個幾天又在一起玩起撲克牌來。我看他們這群老士官們在一個屋簷下相處久了，也是會產生兄弟之情，相互照應的。
每晚九點半晚點名之後，十點鐘就把他們統統趕上床。連長特准睡不著覺的老士官們在十點鐘之後，可以搬個小木凳坐在宿舍外抽菸乘涼。新兵則無此「特權」，當然心存不滿，再加上老士官們雖然也值哨，但是不值大夜班，最辛苦的大夜班全由充員兵擔任。有一次在月底開榮譽團結月會（簡稱榮團會）時，充員兵們對此提出抗議。連長才不甩呢，幾句話就給頂了回去：「他們是士『官』，你們是士『兵』，待遇當然是不同的」！說得也沒錯，老士官們至少都是「中士三級」，徵召的充員兵階級則從「二等兵」到「上等兵」，是要比老士官們低上好幾級。
充員兵雖然一般說來比較聽話，但也不都是「省油的燈」，年輕人特別調皮，會耍花樣。值星官夜晚查舖，就是因為他們會玩「半夜溜出營門」的把戲。連上一共有三個排長，除我之外，還有勤務排孟排長與運輸排楊排長。他們兩位是從士官位置經考試後升上來的，官階都是准尉。該輪他們倆值星時，充員兵們都知道要老實一點，這「半夜溜出營門」的把戲只有在我輪值星時才發生，因為我半夜查舖時，只是用手電筒隔著蚊帳看看，見到「好像有個人」睡在裡面，就以為查完沒事了。我那兒知道這可能會是個被褥堆成的「假人」呢。另外兩位排長都是老經驗啦，輪他們倆值星查舖時，連手電筒都不用，完全是靠「摸」的，有時摸到的是腦袋瓜，有時摸到的是腳丫子，反正要摸到才算數。年輕調皮的充員兵顯然是欺負我經驗不足，整我的冤枉。
在我改用「摸」 舖後，終於逮到兩個半夜溜出營門，到花蓮出名的「卡來萬」風化區遊蕩的小子，連長判他們禁足兩週，白天要他們一切照常操作，晚上則把他們關在禁閉室裡睡覺。這是相當重的懲罰，因為禁閉室是個只有兩坪大小的簡易獨立棟，兩人只准穿內衣褲就地躺臥，沒有被褥是小事，沒蚊帳可掛才真慘，禁閉室的小窗子是個只有欄杆，不能關起來的一個透氣小「洞」而已，兩個人就躺在裡面以肉身餵蚊子。幾天之後，兩人都被蚊子叮得全身體無完膚，簡直可以比美福利社賣的紅豆冰棒。我看了有點不忍，自掏腰包託早上負責到菜市場任採購的伙夫去買了幾盤蚊香給他們燒，兩人還蠻感激我的「慈悲」呢！
老士官們也會打我的主意，平日會抽抽「伸手牌」香菸（也就是伸手掏我口袋裡的「814」軍菸抽）。對我而言這是「小意思」，一條十包的「814」才十幾塊台幣而已。連上一大半的老士官是操川音的，與我在眷村長大時講的半調子眷村川話大致相通，聊天時抽根菸也顯得親和一些。薑是老的辣，他們不多久就摸清楚排長的生活習慣，公餘不是埋首爬格子就是背誦英文（已在積極準備出國），除了偶爾週日上午出營看場免費勞軍電影外，我平日是很難得出營門的，那一個月620元的薪資根本就花不完。一些老士官就來打我主意啦！先是來灌我迷湯，一會兒誇我「學問淵博」，一會兒又讚我「英俊瀟洒」，我才掏出一支菸在手上，打火機就已打燃湊在我面前，口口聲聲「排長長」「排長短」的，把我哄得團團轉。他們一旦灌飽了迷湯，就會原形畢露，開口向我「借」錢。其實輔導長早已警告過我，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還的，我手中借條一疊，全都成了廢紙。兩個月後我學乖了，不再被他們「借」錢了，但是老士官們晚上想去福利社吃碗紅燒牛肉麵的五塊錢我還是會大方給的。
在花蓮營區的太平日子
風光明媚的花蓮，以壯麗景色名聞中外。西邊不遠處有高逾一千公尺的山，東瀕浩瀚的太平洋，空氣十分清新，也沒有大都市的喧囂與擁塞，有的只是近乎鄉村般的安寧與舒坦。205營的營房距離海灘不到一公里，海域風浪大時，可以聽得到浪濤拍岸聲。清晨摸黑走到花蓮機場的海邊看日出，是領會大自然鬼斧神工美景的最佳機會。望著那輪彤陽在海平面的雲彩後面冉冉昇起，映著那被染紅的萬頃波濤，是我這都市長大的孩子，難得地心靈合一的時刻。
一般而言，在花蓮的日子是平靜的，只是每隔幾週，空軍總部會來測試我們防砲部隊的警覺性與戰備狀況。測試方式是派一架非第一線的噴射機突然到花蓮海岸來「造訪」，通常是一架訓練用的雙座T-33或是即將除役的F-84F雷霆式戰鬥機。我們營裡依美軍編制而設的「防空行動指揮中心」（AAOC，也就是 Anti-Aircraft Operation Center）在偵測到可疑飛機時，會即刻通報位於台灣北部某地的空軍作戰司令部，由AAOC決定是否開火射擊「敵機」。在警笛大鳴之際，我們全營官兵自營長以下，都會立即帶著隨身武器，奔進營區附近早已挖好的戰壕裡備戰。
台灣東海岸會有「敵機」入侵？這類演習是小題大作嗎？那也未必。1960年元月十二日，就有一架中共的米格15戰鬥機飛來台灣「投誠」，居然飛到了東台灣。這架米格機顯然當時是貼著海平面飛向台灣的，在飛行員想避免中共雷達的偵測之時，也同時躲過了台灣西部的雷達防衛網。低空高速飛行是極度消耗燃油的，想是因飛行員對地形不熟，油量偏低，又沒有台灣的戰鬥機來接應引導，只得在台灣東北宜蘭縣的一個在空中看似平坦，但實際上巨石密佈的河床上迫降，不幸機毀人亡。墬機時因油料已用盡，並未爆炸起火燃燒，所以機體尚屬完整，投誠的駕駛員「楊德才」之身份也得以證實。
這是有紀錄以來，第一次有中共的米格機來「投誠」，台灣的軍方居然是經宜蘭縣民通報後才得知的，顏面盡失。立刻向美國洽購新型的雷達防禦系統。不久，連偏遠的花東地區都覆蓋在雷達幕下了。
在演習時，由台灣西部飛來測試戰備的飛機可能都是由宜蘭出海，沿蘇花公路往南飛，到達花蓮時由海面切入，低空掠過北埔機場的跑道，其飛行高度之低，幾乎用曬衣服的竹竿就可以把它打下來！每次演習，光是瞧著那技術高超的飛行員耍帥，轟然掠過跑道後，在千尺高山前拉起機頭，險險的掠過山脊沖向藍天，就足以讓我們這些「觀眾」們腎上腺大量分泌，高聲叫好！
營裡有一個豬圈，養了幾頭黑毛豬，都是從市場買來的小豬，慢慢用廚餘養大的。到月底時，偶爾會宰殺一頭來加菜。營裡還養了三隻雜種狗，狗通人性，早上升旗典禮時，三隻狗都會安靜地旁觀，不跑不吠，算是全營官兵共同的「寵物」。
身為空軍的一員，我也有資格與機會搭「便機」由花蓮回台北，這時空軍已開始用C-119 Flying Boxcar「飛行車廂」做機場之間的「聯絡機」。C-119平日是空投傘兵用的，乘員背靠著機艙，面對面坐在「網座」上，機腹中段用以置物。機艙後門打開後，大到一輛吉普車或一門七五山砲亦可利用降落傘飄降地面。這C-119在韓戰戰場上曾大量使用過。
每次值星完畢的下一個週末，我可以有三天假，由週六晨放假到週一晚回營。剛好每週六早晨固定會有一班「聯絡機」由花蓮翻越中央山脈，途經台中清泉崗基地，中午時分到達台北松山機場。但是每一次上機前，搭便機的乘員都得要簽個「生死狀」，萬一飛機失事，不得歸咎於空軍。由於是搭快捷的飛機，我在台北可以停留一天半，到週一晨才經由蘇花公路回花蓮。此時我已知道服完兵役就將出國深造，以後與父母相聚時間不多，所以只要有機會就回台北一趟陪陪兩老。父親本來是反對我坐軍機的，因為他當年乘「交通機」（有別於「聯絡機」，那是空軍專機中隊的C-47，也就是民間的DC-3飛機）時，曾有兩次因機件故障而迫降的事故，還好都是有驚無險。一次是在屏東降落時，有一個機輪放不下來，只好多繞飛幾圈，在油箱快空時，用機腹擦著跑道成功降下，機身雖然磨損，但乘員都毫髮無傷。父親事後告訴我，飛機降落時，他沒有過份緊張，多虧隨機的機工長來回機艙向乘客「保證」，他有不少次這種迫降經驗，不會出大問題的。另一次更驚險，是兩具引擎之一故障冒煙，飛行員在關掉一個飛機引擎後，以單引擎飛行，在接近清泉崗基地時，剩下那具引擎也熄了火，飛行員成功的將其滑翔飛行，最後平安地飄降在台中清泉崗機場，人機均安。令人不得不佩服技術高超的空軍飛行員。
我請父親別擔心，我沒資格坐專機中隊的C-47「老爺」機種，坐的是「只」有約二十年機齡的C-119，不會有事的，所以父親勉強同意我坐軍機。我坐過幾次都沒事，最後一次因松山機場有大霧，飛機暫落桃園軍用機場（那時候還不是民航機場）。在等霧散時，我趨前與飛行員聊天，把我父親的迫降經驗講給飛行員聽，還附上我的結論：「C-119比 C-47新，不怕有情況發生。」「哼！誰說的，」飛行員可不同意：「C-47雖老，但滑翔能力超強，引擎若在台北熄火，只要是高度夠，可以一路滑翔到台中清泉崗基地降落。C-119要是引擎出了問題，它滑翔能力差，就像個蛋一樣，噗通‧‧‧」，飛行員手勢向下一擺：「哼！上個月才掉了一架C-119‧‧‧」
我默然想了五分鐘，心裡有一點毛毛的，乃當機立斷，下機改搭公路局的班車回台北，那也就是我最後一次乘坐C-119囉。
C-119在越戰時，被美軍改裝成對地攻擊機，型號是AC-119。A 就是Attack的縮寫。美軍在機艙裡裝置兩梃﹝M61﹞ 20mm機關砲，再加上四梃﹝GAU-2/A﹞7.62 mm機關槍，對地火力十足。我有一位美國同事Tom Farr，越戰時被徵召入伍，在AC-119上當機槍手。有一次出任務，飛機遭越共地面炮火擊傷，回到基地仔細一看，好險！機腹之下一排整齊的彈孔，機艙上方也有一排相對應的彈孔，這架AC-119顯然是遭地面穿甲彈擊中，最近的彈孔離他的座位只有一英寸不到，看得他毛骨悚然。
下一次出任務時，他特別找了兩塊一英寸厚的鋼板疊起來墊在屁股底下，他跟我說：「老弟啊，我倒不是怕死，只希望我生命的結束，不是因為一粒子彈自肛門進入，從腦袋頂穿出來，那樣子的死法也未免太慘啦！」
接到移防馬祖的命令
太平日子才過了幾個月，1968年十二月下旬，營長在一個朝會上宣佈，我們全營將要在元月間換防到一個位於閩江口，在馬祖群島南端的白犬列島中，地理位置最南的東犬島，那是個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大的蕞爾小島。防砲部隊通常是每兩年換防一次，原則上是四年守本島，兩年守外島，我們防砲205營已在台中與花蓮前後駐守了四年，是該要去外島跑一趟了。這也證實了我到花蓮後常聽到的傳聞，就是我們可能會調防外島。同樣都是外島，但因為生活條件之差異，一般說來，在金門當兵就比馬祖當兵要「舒服」些。
說也奇怪，接到調防外島命令後，我們連上平日生龍活虎的孟排長與楊排長，都不約而同的成了「病號」，也不知道他們在那兒拿到的醫院證明，體格魁梧的孟排長患的是「嚴重的呼吸器官過敏」症，精瘦的楊排長有「精神衰弱」症，都被醫生診斷為「不適宜去外島」。其實營部連有不時「大呼小叫」的連長在，管理方面倒是不缺這兩位排長。但是連上輪值星的小官就只剩我一個啦！當時我還傻呼呼的滿不在乎，心想到了那彈丸之島反正有假也無處可去，值星與否沒有啥區別，等到了戰地，才知道不是那麼輕鬆！
隨著調防令的下達，全營官兵取消休、例假，也不許對外通信或聯絡。大伙兒開始打包行囊。營裡兩條還半大不小的黑毛豬當然是不可能帶到馬祖去的，立即慘遭我們全營部的官兵以紅燒肉與回鍋肉的方式，吞進了肚子。兩天後，排裡士兵告訴我一個聳人聽聞的消息，三隻平日與我們作伴的雜種狗，也會在調防前被宰殺吃掉。我們幾個預官聽到都大吃一驚，跑去找與我們走得近的徐副營長商量對策。徐副營長告訴我們，他也不贊同殺狗，但這似乎是營部移防前的「傳統」，他唯一能做的是晚上開飯前，全營聚在餐廳以「民主」的方式，舉手投票決定三隻狗的命運。
我趕緊運用我有限的影響力到處替狗說情，通訊排裡我是可以管控的，別的單位我就只有用勸說的，但是顯然效果有限。有老士官告訴我，防砲部隊一向「換防不留狗」，這是它們的命。伙伕頭還「嗆」我，他說：「排長，豬與狗都是我用廚餘養大的，你幹嘛不替豬請命，只替狗請命？」他那兒會去想狗與我們人類是有互動式地感情，豈是豬可比擬的。
果不其然，餐廳投票結果是一面倒，要殺狗！徐副營長是少數站在我們幾個預官一邊的人，但無濟於事。宰狗那天下午，預官們與幾個也不忍吃狗肉的官士兵，集體坐上徐副營長特派的卡車，開往花蓮市區自掏腰包吃晚飯，過了我在花蓮最不愉快的一天。
老士官們都把調外島，尤其是東犬島，視為苦差事，一週之內就突然冒出了幾個不適合調防的病號。這些人都神通廣大，不知在那個軍醫院拿到證明後，迅速轉到西部的療養單位去了。
其實當我知道要調外島時，還蠻興奮的。從小在眷村長大，父親是黃埔島出身的，唯一的哥哥也是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的職業軍人，「報效國家」之心是自幼培養出來的。我心想，平日想要去馬祖都沒機會，這會兒要去住駐守半年，也算是添了一些人生的歷練，這是典型的「初生之犢不畏虎」，我那兒會想到「八二三砲戰」十週年之後，砲聲雖沉寂，前線還是會「情況」不斷呢！。
老士官們告訴我，外島有「外島幣」，是在台幣上加蓋「限馬祖（或金門）使用」的。幾個月來，我存了好幾百塊錢，想著到了馬祖，普通台幣是不能使用的，我就到花蓮街上的銀樓，買了只一錢半重的金戒指，當時黃金一錢只值台幣兩百元而已。「現款換金飾」這主意是由我父親那兒得來的。1949年大陸兵荒馬亂之際，他就是靠著藏在鞋縫裡一隻扳直了的金戒指，在已淪陷的廣州市換了一些銀元與港幣，得以解困脫身到香港，與數月前逃到九龍牛池灣的妻小三人團聚。所以我也「依樣畫葫蘆」地把那只金戒指扳直，插入內面割了一個小口的皮鞋裡。
驚濤駭浪中的移防
調防令下達約兩週後，我們就準備妥當，預官們只准留便服一套，便鞋一雙，其餘民用隨身物品放不進背包的，一律裝進紙箱自行郵寄回家。調防那天清晨，大夥起了個早，老士官們背不動的大件行李（他們以軍隊為家的全副家當）被集中編號後運走，每個人扛著自己的背包，斜背著一枝卡賓槍，由花蓮港登上一條不知是海軍的客輪還是運輸艦，早餐是船上供應的豆漿、饅頭、鹹蛋、花生米之類的，還頗豐盛，我之所以對這頓早餐印象深刻，是因為我嘟嚷了一句：「好像海軍的伙食比空軍要好些」，被葉連長聽到，丟給我一個大大的白眼，說道：「小聲一點，別丟了空軍的臉」！
啟航後約六小時，就到了基隆港，航程中雖然風浪不大，卻已有不少旱鴨子開始暈船，好在每個人都發了嘔吐袋備用。全營在基隆碼頭下船時，已有幾個人要被攙扶著走。大夥在碼頭上就地歇息了幾小時，吃了一頓乾糧後，全員換乘了一條大型「中」字號登陸艦，船艙裡有不少三層舖，每個人都分到一個休息的床位，近晚時分，離基隆港直奔東犬島。
台灣海峽此刻風浪增大，幾乎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暈船暈得厲害，即使躺下來的還會想吐，連嘔吐袋也不夠用了，船艙裡瀰漫著嘔吐穢物的惡臭。我僥倖是不暈船的一個，實在受不了那嘔吐物的味道，不想留在船艙，但是甲板上又被三令五申的不准上去，我只好爬在樓梯口伸個腦袋呼吸「新鮮」空氣，就這樣折騰得一夜無眠。
約莫是清晨，天色微明時，我們全體人員被要求「全副武裝」到甲板上集合待命。到了甲板上才發現我們船的附近有一條「合」字號登陸艇並肩航行，不遠處，還有至少兩艘噸位不小的軍艦在護航。我們所乘的「中」字號登陸艦是國軍最大型的登陸工具，有三千多噸重，但是吃水較深，不是在任何灘頭都能擔任搶灘卸「貨」任務的。「合」字號登陸艇約三百多噸重，吃水較淺，大概比較容易在較崎嶇地段搶灘。其實它也不算是太小的登陸艇，能一次運載三輛輕型戰車，如當時台灣使用的M-41華克猛犬型﹝Walker Bulldog﹞坦克車。
當年美援的大小共四型的登陸艦艇，被國府的海軍依「中、美、聯、合」由大而小的順序命名，編入戰鬥行列。八二三金門砲戰時，就是靠這群目標較小的「合」字號登陸艇，配上一些「水鴨子」LVT水陸兩用裝甲車，冒著猛烈砲火去搶灘運補的。此時，它裝載的是營裡的吉普車與裝備，營部的一眾行李也在上面，所以顯然它原本就是計劃要去東犬島搶灘登陸的。令人驚訝的是，在台灣海峽中間，離東犬島還有大概還有二、三十海浬處，頂著四級風浪，營長竟然下令要我們全營人員得轉到「合」字號登陸艇上去搶灘。
我相信這「轉艦」的主意是臨時起意的，因為無論是在花蓮或是基隆時，我們都沒有討論或提到過要搞這「危險動作」。八成是當時的風浪或潮汐不適合「中」字號登陸艦直接搶灘，只好由「合」字號來執行任務。所謂「轉艦」，是要從大型登陸艦扔下一片約十來公尺長，五、六公尺寬的麻繩梯網，到那條在旁接應的「合」字號登陸艇上，我們則沿繩梯網爬下去。這一大一小兩條船平行在顛簸的海浪中上下起伏，不時相碰，發出呯呯之聲。雖然「合」字號登陸艇的船身邊掛著消減兩船擦撞的橡膠輪胎，但是撞擊力道還是不小，更增加了現場的緊張氣氛。
繩梯網放下後，「合」字號上由海軍水兵分站兩角扯緊繩網，全營分成兩隊往下爬。當時我們每個人的背上都背著二十多公斤重的全付家當，胸前還斜掛著一枝卡賓槍，在近兩英呎高的風浪中，戰戰兢兢的爬下繩梯網。在爬下繩梯網前，連長還咬牙切齒的大聲警告我們這群「菜鳥」，說要是誰把卡賓槍給掉落海裏，他會以軍法究辦。低頭望著下面深不可測的台灣海峽，我想當時不只是我，每個人都一定頭皮發麻，心中有相當程度的恐懼感。既然是當了軍人，就沒有選擇權，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大夥兒只有咬緊牙關，一步步爬繩梯網下去，場面雖緊張，幸好沒人掉進台灣海峽裡。
在顛簸的風浪中，全營官兵這會兒都有點筋疲力竭，或坐或躺的在這「合」字號上，大家的臉色，即使是迎著黎明的彤陽，也一個比一個還慘白。登陸艇緩緩駛向灘頭，我心裡不禁嘀咕著：「老天爺，拜託千萬別出事」。約半小時後，登陸艇的馬達聲突然大增，速度加快了一些，此時一個大鐵錨也被丟下海，原來登陸艇在灘頭卸完「貨」後，是要靠「收錨」的力道脫離海灘的。在海軍人員不時大呼：「要抓緊啦！」聲中，船底撞進海灘，船首鐵板放下後，我們一眾官兵涉過淺灘，總算平安抵達東犬島。
這次移防雖然沒有出大亂子，但是營長的吉普車開上岸後，在斜坡上側翻了個四輪朝天，駕駛兵命大，翻車前跳出車外，僅皮肉輕傷，當然是免不了被營長好括了一頓鬍子。
東犬島的戰地生活
東犬島可說是只有巴掌大，是馬祖列島中最南的一個小島，島的南北各有一個一百多公尺高的小山丘。我們通信排被安頓在南邊的山腰上，一個面對海灣的水泥碉堡內。有別於被台灣媒體大事喧染的優質堅固的金門花崗岩洞，我們這水泥碉堡是在山腰上挖出約不到二十平方公尺的泥石後，用約一英呎厚的鋼筋水泥建造的，建完之後，上方與前方用泥石堆回，草皮也回復原狀以資偽裝，頂上留下兩個小透氣孔，前方面對海灣的是一個不太小的觀察兼射擊孔，與裝有鐵門的碉堡入口。碉堡雖然簡陋，倒是間如假包換的「海景屋」。比較煞風景的是，在美麗的海灣上，設有重重拒馬與鐵絲網，海灘上還插了不少「反空降樁」，就是樁頂被削尖的木樁，八成也還埋了不少地雷的。老士官們心裡都有數，據他們說，要是真的打反登陸戰，我們撐不過七十二小時的，即使沒有戰死，也會被「渴死」。
這簡陋的碉堡層層疊疊的住了我們通信排全排十幾個官兵中的一半，碉堡裡的潮氣很重，地上濕漉漉的，「天花板」上持續的有水珠滴落，顯然這鋼筋水泥碉堡可能是個「海沙屋」，或是有偷工減料之嫌。我們的寢具，包括被子與枕頭，白天有大太陽時要搬出去曬乾才行。我們的卡賓槍只要三天沒上油就會出現鏽痕，這可是我們賴以自保的武器，我還得要時時督促弟兄們別忘記擦槍。
早先還在花蓮時，連上的老士官們就已經告訴過我，東犬島是他們最不想駐防的地方。原因非常簡單，那兒的生活條件很差，淡水是靠登陸艇每月兩次運補來的。每個人每天只分配到大約一個米酒瓶量的淡水。我們從早上刷牙、洗臉開始，到煮飯、燒菜、解渴、洗內衣褲，所配的水量全在此。在台灣時，我們可是每天都要沐浴的。但是因為東犬島水資源欠缺，這種「浪費」水資源的事，能省就省了。連上的老士官們，教我們如何用一種可以在海水中起泡沫的特別肥皂，用海水來淨身。試過幾次後，發現海水黏在身上也不好過，必須用更多的珍貴淡水來揩拭，所以不用海水洗澡也罷。至於如何記得把每天洗臉刷牙時的「廢」水留下來，簡約的在睡覺前擦拭身體的「重要部位」，是島上每一個人需要鍛鍊養成的「好習慣」。碉堡旁戰備壕溝裡的土壁上，被挖了不少小坑洞，放了一瓶又一瓶的「戰備水」。這「戰備水」是用空的米酒瓶，裝滿了在下雨天時，官士兵們用自製的紙漏斗所接的雨水，水裝滿後用蠟燭滴臘封口，置入坑洞，作為萬一發生戰事淡水無法運補時之緊急飲用水，可見「水」在島上之珍貴。
記得島上確實是有一個大概是井水灌注的小池塘，約有四平方公尺的面積，水深才不到三十厘米，由於鹹味太重，只比海水稍淡，不能飲用，經常見老士官來洗衣服，池水極其污濁，對缺水的駐軍，毫無幫助。至於島上幾十戶居民是如何解決水的問題，我就沒有去研究過啦。
當年我們島上沒有發電站，營部有一台小型汽油或柴油發電機，不定時的一次發電兩小時而已，這是供營部放映電影之用。沒錯，我們駐守外島的官兵有相當新的電影可看，而且還是免費的。天黑時，碉堡裡用煤油燈來照明。可是煤油供需也有限，主要是燒煤油爐做烹飪用的，得省著用，所以每一個碉堡都另外加配些蠟燭。我們晚上的娛樂節目，是以床為桌，點著蠟燭，每四、五個人圍成一圈，坐在床上用撲克牌玩「撿紅點」。由於上級三令五申，不准賭錢，所以我們就賭香菸，一旦有輸贏，大家就玩得頗認真的。我們每個人每月都配有免費的四條、總共四十包給空軍專用的「814」香菸，即使每天抽一包都抽不完的。此時，我的月薪也增加了80元的外島加給，達到700元啦！
島上有個福正村，住有漁民數十戶約百把人，操福州口音，福州女孩子長得白淨清秀，幾十年後，看到一篇文章在讚美福州女人，說是「福州出美女」，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福州話極難聽懂，好在他們也可以普通話交談。連上的輔導長警告我們不要輕信這些當地漁民，交往時須避談與軍方有關事務，因為他們的漁船可能在出海後，駛入對岸的港口，誰知道他們是心向那一邊的。但是我們經常向他們買很新鮮的漁產，無論是魚鰓還不斷開合，仍在苟延殘喘的黃花魚，或是兇猛揮舞著大鉗子的海蟹，都是一塊錢一斤，銀貨兩訖，皆大歡喜。
每半個月會有一艘滿載的「美」字號登陸艦來運補我們東犬島的全體駐軍，包括軍糧，淡水，彈藥，油料，菸酒，公文與信件等。軍糧有牛、豬肉﹝肉乾與罐頭﹞，米麵，口糧餅乾，蔬菜罐頭（非常重要，因為東犬島不產蔬菜）等。大約每四餐中，我們有一餐是得用口糧果腹的。口糧與罐頭味道還不錯，可是餐餐都吃的話難免會吃膩，我們不時會拿去與當地漁民交換一些海鮮回來吃。
因為沒有大飯廳，各碉堡單獨開伙，我排裡的老士官張全義班長廚藝一級棒，他的紅燒黃花魚，絕對可以上五星級大飯店的菜單。海蟹每隻都一斤以上，我們常當宵夜吃，開幾瓶台灣米酒，反正都是男生，吃宵夜時可以大聲講一些鹹濕笑話，讓一天的緊張心情輕鬆一下。
馬祖列島緯度比台灣稍高一點，我們到達時是冬季，氣溫很低，早上起來，只有攝氏幾度而已，經常會見到遍地白霜，這是台灣本島的平地上罕見的景象。每位官兵都發了一件厚重大衣禦寒，那些大衣已不知道被多少人穿過，我想也從未拿去清洗過，一股怪味加霉味，可是沒它又不能擋寒風，只好揑著鼻子穿，但是過了幾天也就習慣這怪味，有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啦！
與「見山不見海」的花蓮營區相比，東犬島上幾乎每一個碉堡都是「海景屋」，我們的碉堡面對西方，天氣特別晴朗時，肉眼可以望見大陸的海岸線，日落的美景幾乎天天都有。晚飯後，坐在碉堡前方的草地斜坡上，嘴角叼一隻「八一四」，落實了「飯後一枝菸，快樂似神仙」的諺語。此時，除了有節奏的海浪輕拍聲，四周十分寂靜，金色的海面，偶爾還會點綴著晚歸的小漁舟，配上那滿天的彤霞，這戰地美景，我幾乎每天都可以貪婪的盡情享受。
東犬島北面山丘上，有一座英國人在清同治十一年﹝西元1872年﹞建的燈塔，塔高約二十公尺，塔座是用牢實的花崗石所砌造，塔身是傳統圓筒形燈塔建築，內有盤旋向上的石級。我們抽空去逛過，拾級走上塔頂，只見上面設有工作平台，圍著鐵欄杆，塔頂是圓拱形鑄鐵燈罩，保存完好，現在已被列為國家二級古蹟。只是因當時的國、共對峙，燈塔已停止使用，塔頂的玻璃燈罩都被我們國軍用深色油漆塗得不透光了。最近上網，得知東犬燈塔不知何時又大放光芒了，大概與兩岸的情勢緩和有關。不過現在連漁船上都裝置有GPS，用衛星來導航，那燈塔的作用就不再那麼重要啦！
隔鄰約十五分鐘船程的西犬島，在東犬島西北方，面積好像比較大一點點，有一個高砲的大砲連常駐，這東西二犬的AAOC指揮中心就設在西犬島上，它也是當年時常對大陸作騷擾性攻擊的反共救國軍（就是我們的「水鬼」，或蛙人﹞之基地，聽說當時上面還駐有幾名美國軍事顧問，主要任務是監聽中共的無線電通訊。1972年，這兩個小島被改名為東莒島與西莒島，大概是取「勿忘在莒」之意吧。
駐防東犬島期間，我還去參觀過幾個陸軍的榴彈砲陣地，大部份是155榴彈砲。在一個山洞內，我曾看到一尊威力強大的八吋榴彈砲，但它的陣地防禦工事還在趕工中。據說823砲戰時，我們國軍就是靠幾門八吋榴彈砲把老共的砲火給壓制住的。還有人告訴我，在金門的砲戰中，美國的第七艦隊中一艘主力戰鬥艦，在中國二十哩的領海之外，發射了兩發艦上的十六吋砲，朝著廈門火車站打，彈著點的爆炸威力十分強大，一公里範圍之內，所有建築物包括廈門火車站都全毀，炸死了好幾百人。難怪當年新華社痛責美國，以為他們使用的是小型戰術原子彈。唉，死的都是咱們自家中國人，沒什麼好炫耀的。
「夜夜查哨」的日子
205營的砲兵據點，是在近山頂上，也就是我們碉堡的上方三、四十公尺處。我們的下方是陸軍的碉堡，他們在白犬列島駐了一個團的兵力，團部好像是設在西犬島上。我服役的1968年，是「八二三砲戰」十週年，輔導長告訴大家，打到馬祖本島南北竿的中共砲宣彈，說是要「好好慶祝」823十週年。這「慶祝」的方式，不外加強送突擊隊（也就是「水鬼」）來騷擾我們外島駐軍。據輔導長說，我們進駐的前幾個月，靠海邊的一整個班的陸軍單位被「水鬼」乘黑給「摸」上，哨兵遭割喉，連警訊都來不及發出，在碉堡裡熟睡的那個班，聽說是被「迷香」給迷倒了，全員被無聲無息的割了喉。到天亮時，鄰近的單位才發現，震驚全島。恐怖的是，每具遺體都缺了右耳，那是被「水鬼」割去報功啦！不過這是「傳言」，真實性有幾分我很難判斷。
有這種可能的突發情況，當然大大地增加了半夜查哨的危險性。調到東犬島以後，連上只剩我這一個排長，我就成了永久性的連值星官。不過士官長鍾贇德安慰我，說我們駐守在山腰上，比靠海邊的陸軍單位相對要安全得多。但是我們這個連分散在四個據點，都在山腰上，每個點相距約五十公尺，有羊腸小徑相連，其中一個最大的據點是營部，營內長官與連部全都住在那兒。每晚的查哨，是我這值星官的責任之一，所以我每天在凌晨一時，要來回三百多公尺查四個哨。由於哨兵知道我每晚查哨的時間，所以如果逾時沒看到我去查哨的話，他們會以為我有可能被老共的「水鬼」給「摸」掉啦！到凌晨兩點他們交班時如果我還未出現，哨兵會發警訊的。這查哨的動作，有互道平安的附帶作用。
東犬島的晚上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是漆黑一片，連月光都少有，以前聽人描述一片漆黑是「伸手不見五指」，這會兒我是親眼驗證的。自己伸直手臂，別說是五指了，我還真是連手掌都看不到呢。
查哨時，我右手平端著一柄已上好膛，開了保險的卡賓槍，只是手指不扣在扳機上而已，左手拿著一個燈光向下的軍用手電筒，一個人走在黑暗的羊腸小徑上，真個是「步步驚心」。
由於是在前線，查哨「口令」每兩小時換一次。這口令的內容是東犬島指揮部統一訂的，每晚都不一樣，天黑以前傳達給全島各單位。我每天晚飯後得到營部去拿當晚的口令。也不知道制定口令的是指揮部的何方笨蛋，一點創新感都沒有，由晚上十點到清晨六點，回答口令就只在「劉備」、「關公」、「張飛」、「趙雲」、「黃忠」這五個三國蜀漢人物的名字上打轉，只是順序是每晚不同。譬如昨夜「張飛」是十二點到兩點，今晚可能變成四點到六點。凌晨時分，大家的腦袋都不會像白天一樣清楚，尤其是回答口令就只有這幾個，緊張之下很容易記錯。我每晚得查哨，查哨回來後又緊張得久久不能入睡，是我這輩子記憶中最痛苦的經驗之一。
到達東犬島的第三天，我在營部看到一花一黑的兩隻混種狗，據營部的士兵告知，這兩隻狗是上一批防砲營留下的，這就拆穿了以前「換防不留狗」的謊言。這兩隻狗的名字與其體色相符，就是「阿花」與「阿黑」。其中阿花對我特別友善，就被我帶回通信排的碉堡飼養。與我混熟以後，不知何時開始，每晚查哨時，阿花會自動地跟隨我一起查哨，我家裡養了多年的小狗，都沒有這麼乖巧，半夜有伴同行，讓我寬心不少。
由於徐副營長在換防時，已調升到馬祖南竿的團部任管人事的參謀主任，我們換防之後，來了一位新的副營長。營長在一次朝會中，佈達了他的任官令。這位副營長是行伍出身，頗為平易近人，很快就與大家都混熟了。就是因為混熟了，他就有一點滿不在乎的樣子。有一天，已近黎明，但是天色還是漆黑一片。副營長可能是吃壞了肚子，爬起床來走向離營區不太近的廁所，途中遇到我們營裡的哨兵。哨兵在黑暗中忽然聽到腳步聲，大聲喝道：「口令」！副營長也許腦袋裡還是糊里糊塗的，忘了該答的口令，就隨口說：「是我啦」！哨兵沒聽到正確的答覆，也有點兒慌，再大喝一聲：「口令」！副營長又沒好氣的說：「唉呀，是我啦」！此時哨兵「喀嚓」一聲，把卡賓槍上了膛﹝為防誤擊，哨兵的槍通常是沒上膛的﹞，再厲聲喝道：「口令」！這會兒副營長嚇慌了，趕緊說：「是我，X副營長，我記不得口令啦」！此時哨兵終於確認了副營長，惡狠狠的告訴他：「照規定，你第二度答不出口令時，我就該一槍把你給斃了，管他X的你是誰」！副營長不以為忤，當場認錯之餘，在下一個朝會中還特別提起這件事，把這充員的哨兵報上去記了個功。
「枕戈待旦」的日子
戰戰兢兢地過了幾個月戰地生活，正私下慶幸一切平安無事，再過兩個多月就要退伍的時候，狀況就來啦！大概是四月中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約莫是清晨兩、三點左右，我才查完哨回到自己碉堡，獎勵了陪伴我的「阿花」一塊乾糧餅乾後，正待放鬆心情寬衣上床，西犬島上的防空指揮中心AAOC突然來了個電話，緊急地要找我們的營作戰官，說是海域有情況，要他轉達所有槍炮據點作戰鬥準備。原來AAOC雷達幕上在二十分鐘之前，就已發現有兩個可疑「目標」，從四千公尺外向我們東犬島航來。這兩個「目標」現在已接近到距岸不到兩千公尺，而且分放出來四個「小目標」，繼續向東犬島推進，很明顯是有企圖的。不久，在白犬列島的陸、空軍都已被通知完畢，悄然地照預定的緊急應變程序進入戰鬥位置，但是全都鎮靜地按兵不動，全島也完全熄燈滅火，耐心的拿著武器，無聲無息地等四個「小目標」繼續往海灘前進，陸軍防守部隊也及時打開當時頗為先進的「夜視鏡」，盯著海邊看。事後得知，「大目標」應該是機帆船，「小目標」則是「水鬼」們的交通工具，大概是橡皮艇之類的。
此刻我們碉堡中也已全員戒備，緊鎖碉堡門，大家端著上了膛的卡賓槍，坐在觀測孔前往外察看。沒有多久，灘頭碉堡的守軍終於目視到正要涉水上岸的「水鬼」，一陣自動武器的射擊聲點燃了戰火，陸軍部隊立刻對空發射了數枚照明彈。把海灘給照得通明透亮，暴露了海灘上的一群「水鬼」行跡，他們無險可恃，無處可逃，在隆隆地槍砲聲中，全成了甕中之鱉的活靶子。
就在我們碉堡上方不到四十公尺處，有一個我們防砲營的「四聯五零機槍」陣地，那平日對空的槍管，此時是朝向海灘猛掃，五零機槍的沉悶砰砰聲，比我們熟悉的三零步槍射擊聲大了許多，加上每四發中有一發曳光彈，在夜空裡十分壯觀。我們以前在花蓮演習時，都是在大太陽下，看不見曳光彈拖的尾巴，這時看起來就像是施放國慶煙火，煞是壯觀。半小時後，槍聲才漸漸稀落，我就這樣經歷了生平第一次，也應該是唯一的一次戰地經驗。對我們這半山腰上的空軍陸戰隊而言，由於這不是中共打大規模登陸戰，我們在山腰上又不必與「水鬼」 們短兵相接，所以「看熱鬧」的成份居多。對這一生難得的經驗，我該是興奮大於恐懼吧。
後來得知，這次來偷襲的「水鬼」十餘人，被我方全殲。停留在海面上接應的兩條「大目標」機帆船，則被駐守在西犬島上的大砲營，精準地以雷達導引的兩發「90砲彈」同時擊沉。
鬧了一整夜，到天快亮時，我們通信排就接到營長的命令，加入了陸軍部隊去搜索可能的殘餘「水鬼」。東犬島上四處都是備戰時才使用的碉堡，許多這一類的所謂「碉堡」，都只是有個射擊口的單兵戰鬥使用的小掩體而已。我們通信排全排十幾個人端著自己的隨身武器半自動卡賓槍，在天色微明時，戰戰兢兢的開始搜索附近的十多個碉堡，其中有一個稍大的碉堡是我們平日儲糧、水用的，居然發現碉堡門是半掩著的。我轉頭問士官長鍾贇德：「你昨晚沒關好門？」鍾士官長不置可否的應了聲「大概吧」。可是也不能不進去查查看，我只好鼓起勇氣一腳把門給踹開，好在啥都沒查到。「水鬼」通常使用的是全自動武器如衝鋒槍之類的，我們的卡賓槍乃美軍二戰剩餘物質，是絕對壓不住這些「水鬼」的火力。一旦真的面對面幹起來，我們就只有「為國捐軀」的份了。
往後我們的日子就更不好過啦，老共在對南、北竿的心戰喊話中（我們白犬列島距離較遠，聽不見心戰喊話的），口口聲聲要替他們死難的弟兄們復仇。我們料想老共是不太可能打大規模登陸戰的，八成是又要來摸哨。「水鬼」都是晚上才來，所以我們在大白天時才「敢」閉上眼睛休息，晚上至少一半弟兄得要「枕戈待旦」，嚴防對岸的「水鬼」來報仇。我每晚的查哨也增為兩次，作息時間日夜顛倒，日子真的是用熬的。
終於退伍啦！
七月初，終於熬到退伍啦！營部把我們八位預官集中起來，藉六月底加菜之便，辦了一個歡送會。我與連上的士官兵日夜相處了一整年，所建立的「革命情感」自然相當濃厚，歡送晚宴上，全營官兵大喝了幾十瓶台灣米酒，我被強灌了近兩瓶。當借酒裝瘋的老士官們用濕潤的眼眶看著我，感性的說：「排長，你一個多月之後，就要飄洋過海去美國了，我倆這輩子大概無緣再見，總得給我乾了這一杯罷」！我腦海裡不禁浮現出那王維在「陽關三疊」裡的句子，「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你且說說看，這杯米酒能不乾嗎？這些大約六盎斯的酒杯，二十幾杯喝下去，能不醉嗎？那晚，我生平第一次喝醉，是被抬回碉堡的。
眼看就要離開東犬島了，我雖然有點兒「脫離苦海」的感覺，但還是好捨不得眼前的一切景象，那旖旎的碧海藍天美景，與那遠處隱約可見的故國山河。那些被迫離鄉背井的老士官們，他們對兩岸對峙局勢之無奈，與深埋心中的、遙遙無期的返鄉渴望。他們與我「哈啦哈啦」時，說的就是我從小熟悉的川音，那份親切感，是特別容易打動我「遊子情懷」的。那看似簡陋而潮濕的碉堡，也曾是我擋風躲雨的窩，兼緊急狀況時的避難所。那群調皮的台籍充員兵，因為和我年齡相近，也沒有真的把我當「長官」看待，常「沒大沒小」的糾正我那半調子台語發音。當然，我最擔心的是那陪伴我查哨的小狗「阿花」，不知道是否會被逮到廚房成為「加菜」的冤魂。
離開東犬島的前一晚，我們自己碉堡的值班哨兵是台籍充員兵小葉。他是充員兵中與我交情最好的，一個十分純樸，只有初中學歷的農家子弟，入伍前在家幫忙務農，連菸都不會抽。在我任排長的一年期間，他也從未讓我操心過。看著我帶領著「阿花」要去進行最後一次查哨，他有些感傷的問我：「排長，明天以後，這輩子就再也見不到你啦？」一時間，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只得說：「我不會就如此在這世界上消失的，待會我把我台北家中的地址給你，我父母會替我轉信的。請記得替我保護那伴我查哨的小狗阿花，別讓它被伙房給拖去宰了加菜。」
本以為退伍時是要乘坐那半個月來運補一次「美」字號登陸艦的「便船」回基隆，但是上級命令所有退伍預官得到馬祖南竿島集中，坐比較「安全」的「中」字號登陸艦返台，所以我們必須搭每天只對開一班的離島交通船先去南竿。
離開東犬島的那天是個大陰天，雖然不是颱風天氣，風浪還真不小，也不知道是幾級風浪，東犬猛澳漁港停的那艘約二十公尺長的小交通船，即使是綁在碼頭上，也看得出在海中有半尺多高的起伏。這交通船是船長兼船員，完全一個人包辦，能否在風浪中開航，由他說了算。我們八個空軍退伍預官基本上已無軍人身份，換上了便服，拎著簡單行李，齊坐在碼頭的石階上，吃完午餐的乾糧，焦急的等著船長做何時啟航的決定。船長等了半小時，眼看大夥兒歸心似箭，告訴我們這風浪雖嫌大一些，但是沒有太大的危險性，再等一小時，天候也不見得會大幅改善，不如現在就走，只是暈船的機會要大一些。
我們行李都已打了包，也與相處了一年的軍中袍澤道過別，眼前已沒有其他選擇，我們八人互相對望一下，雖然都有點兒忐忑不安，但全都上了交通船。這交通船有上下兩層客艙，可容約二十位乘客，除了我們八個預官外，還有四、五位穿著便服的乘客，顯然都是有軍人身份的年輕人。船長發給每位乘客一個嘔吐袋，要大家儘量先坐滿下層客艙，一方面可讓船的重心稍低，在風浪中比較穩，另一方面，下層客艙的晃動也小一些，比較不易暈船。船的駕駛台設在上艙的上面，大概船長是要坐得高高地以便眼觀八方吧。
船才出港，我們就已體會到它在茫茫大海的風浪中是多麼地渺小與脆弱，船身左右搖擺幾乎各達二十度，這左右四十度的晃動，加上近兩呎的上下起伏，讓乘客們迅速的填滿了嘔吐袋。十五分鐘後，全體乘客除我之外，全都暈癱掉了。說也奇怪，我雖然也小吐了一口，但大致上沒有像其他乘客一樣，七暈八素的動彈不得。眼看下艙一片狼藉，我決定到上艙去看看。只見上艙的幾位乘客也是一付慘狀，正在猶豫該坐那裡，頂上響起船長的聲音：「不錯呀，你還能四處走動，要不要到駕駛艙來看看」？我好奇的爬上駕駛艙，擠在船長身後四處張望，突然在離交通船左邊約一百多公尺的海面上，看見有一艘與我們大小相當的船「併肩」而行，船長告訴我，那是老共的監視船，經常靠過來看是什麼樣的乘客在船上，我仔細端詳，果然見到那船上有一個人在用望遠鏡看我們，十分鐘後才駛離。船長說，這是他們的慣例，所以我們這裡的乘船規則是不得穿軍裝，讓老共「猜不出」 乘客的兵種與身份。
駕駛艙在風浪中左右搖擺的幅度比下艙大得多，連船長都在作嘔，但是他沒有用嘔吐袋，不一會兒，我就領略到船長的嘔吐「高招」，他是乘著船在左右搖擺的最大幅度時，快動作地拉開窗子，伸出腦袋直接吐到海面，完全沒沾汙船身，那嘔吐與船的搖擺幅度之高度配合，簡直是神乎其技，精彩得讓我嘆為觀止。在我的讚嘆聲中，船長故作瀟灑的說：「沒辦法呀，我要是把駕駛艙搞髒了，清理的工友就是我自己啦」！
折騰了一個多小時後，我們終於在馬祖南竿島上岸，大家頭昏眼花的先走到團部去辦退役手續，然後住進了三軍招待所，裡面的設備雖仍簡陋，但是比起碉堡來，已屬「五星級大飯店」，我們都洗了幾個月以來的第一次淋浴。兩天後，終於搭上一條返台的「中」字號登陸艦。在船上遇到好幾位同期退伍的預備軍官，包括在通校受訓時，睡在隔舖的成大電機同班同學林葉明，他是駐守北竿島某小砲營的通信排排長。閒談中，他完全清楚兩個多月前，我們白犬列島進入戰鬥狀況那一夜的詳細經過，只是在戰地音訊隔絕，不知道我當時是身歷其境的。
這「中」字號登陸艦終於在我方軍艦護航下，緩緩駛離碼頭。記憶中，大夥兒對離開馬祖好像都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離情，在甲板上、船艙裡，我們一面喧囂的玩著撲克牌，一面喝著馬祖特產的高梁酒，一付慶祝「大難不死」的樣子。
回到台北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在澡缸裡泡了一個多小時，仔細清理了一下。享用一頓豐盛〈與東犬島的伙食相比〉的晚飯後，與父母親閒聊我的外島經驗，我問父親報上有沒有登我們打「水鬼」的新聞，答案是「沒有」。想來也是，不就只是打沉兩條老共的機帆船嘛，小場面啦！
後記
出國前，我參加了事務官朱及瑞的婚禮，他到了花蓮以後才結識的當地女友，這會兒成為他的美嬌娘。婚禮上，我們八個205營的預官至少到了五位，大夥兒都對朱及瑞的「快手快腳」，交往半年就娶到媳婦的本事十分欣羨。江光雄還記得我們有一次在閒聊時，我曾經告訴過他自己沉迷於「集郵」的事，在我離台前兩天，他專程造訪我台北大直老家，送了我剛發行的一套五張，印刷精美的「清明上河圖」郵票做紀念。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將來在國外介紹精深的中華文化時，這套郵票該是絕佳的解說工具。這麼多年過去了，每次見到這套郵票，都會想念到江光雄的盛情。只可惜我們八個預官現在早已失聯，也都是七十歲上下的「老人家」了，希望大家都還健在，或許此生還有重逢的機會罷？
大約來美一年多以後，收到一封夾帶了我朋友來信的家書（剛到美國時，我與同學與朋友之間，就是靠這樣的方式重新聯絡上的）。來信的這位朋友居然是排裡的充員兵小葉，我迫不及待地拆封看信，信中他告訴我他已退伍返鄉，以前是不許用軍中地址與國外通信的，所以他退伍後才與我聯絡。他帶給我一個令人傷心的消息，那每晚陪伴我查哨的小狗「阿花」，最後還是沒有逃過被宰食的命運。接替我排長位置的預官，也曾儘力挽救過阿花的悲慘命運，但是在205營輪調離開東犬時，兩隻小狗又是在榮團會的表決下，雙雙淪為刀下冤魂。我已不記得給小葉的回信是怎麼寫的，只記得寫那封信時，是「淚珠與筆墨齊下」的。
臨離馬祖時，我把這幾個月存下的兩千多元「馬祖幣」，一對一的換成了新台幣，回到台北後，連同那只藏在鞋子裏的金戒指，一併交給我母親了。我知道家裡為了籌措我的兩萬元單程飛機票錢，在親朋好友之間標了一個「會」，此後兩年間，手頭會很緊，這是留給父母應急時用的。
事隔四十三年，母親去世後，我在母親遺留的少數金飾中，喜見那只我在花蓮買的金戒指還在，我認得它是因為金戒指由直形扳回成一個圓圈時，形狀是不規則的，再加上那是母親僅有的一只沒有加過工的「醜」戒指。這麼多年來，母親就沒捨得把它換賣作家用，留下來還回到我手上，讓我看了是又高興又感傷。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年輕時所經歷的顛沛流離，斷然不是我們這些在台灣安定環境下成長的晚輩們所能輕易想像的。父親是靠一只扳直後藏在鞋裡的金戒指，才得驚險的逃離紅禍，在九龍找到流離失散的家人。想到我們一家四口能在異域重聚，竟然是靠一只金戒指，對我而言，這只已扭曲得奇形怪狀的金戒指，其代表的意義是遠高於實際價值的。
前幾年的一個耶誕節，我收到小兒子送的耶誕禮物，居然是一柄已妥善復原，而且還可以使用的卡賓槍，甚至還包括了原裝的刺刀以及槍套、彈匣。這是因為孩子從小長大就在聽他老爸講古，也愛上了他老爸時常「吹噓」的卡賓槍。其實卡賓槍是有嚴重缺陷的戰鬥武器，威力與準確度都不及當時標準步兵武器M1半自動步槍。唯一優點是輕巧，只重五磅多，射擊時幾乎沒有後座力，所以成為砲兵與傘兵的隨身武器。國軍沿襲美制，高砲部隊使用的也是卡賓槍。在我檢視把玩之下，出乎我意料的發現，這柄卡賓槍居然標明是IBM製造的，是的，就是那個製造電腦聞名於世的IBM。原來在二次大戰時期，美國全國工業總動員，不少民間工業都加入軍工生產，IBM在肯塔基州製造打字機工廠的生產線，很容易地就被改造成為軍品生產線，大量製造了包括這批卡賓槍在內的武器。
由此看來，美國一般工業在戰時的應變能力，更加增強了她本已深厚之國力。日本軍閥不見及此，以為偷襲珍珠港，擊沉了一批美國海軍的主力戰艦，爾後又擊沉了四艘美國航空母艦，就此癱瘓了美國海軍。那知美國以舉國之力，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的短短兩年間，居然又趕工建造了將近二十艘更新型的Essex級航空母艦投入太平洋戰場，扭轉了戰局。（Essex級中一艘名為Lexington的航空母艦，如今停在德州Corpus Christi 市的港口作為浮動軍事博物館）。最後日本吃了兩顆原子彈，只得屈膝投降，這核彈浩劫是日本鬼子自找的，怪不得投彈的美軍。
前一陣子，林葉明從芝加哥來德州出差，我約了住在德州李察遜市多年的劉英毅來相聚。兩位都是我在空軍通校受訓時，一左一右的「鄰舖鄰兵」，林、劉與我三人後來下部隊時都擔任過小砲營的通信排少尉排長。我們酒足飯飽後，一道把玩這隻老卡賓槍，留下一張難得的照片。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這些當年在台灣長大的男孩子們，「服兵役」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面對虎視眈眈的中共，人口只有六十分之一的台灣，兵源是一大問題，乃別無選擇地採取「全民皆兵」的政策。全台不分男女，從中學開始就接受最基本的軍訓，各學校裡的軍訓教官就是教我們射擊的老師。男孩子們年滿十八歲後，「服兵役」更是成為國民應盡的義務。在軍中操練了少則一年，多達三年之後，無論是在體魄與社會經驗上，都讓少不更事的我們在踏入社會之前，有一個磨練的機會。退伍時，我們這些小男生多多少少都會有「終於長大了」的感覺。
告老之年，追憶那些「從軍報國」的日子，心中還是有「怒潮澎湃」之感，那畢竟是我一生中最「熱血滔滔」的一段，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
（2013年8月完稿於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