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見利思義
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反對見利忘義。指見到利益，應首先想到義，符合道義，亦可以富亦可以貴；不符合道義，不能據為己有，即「義然後取」。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意思是不義而來的富貴，對我來說就如同浮雲一樣，違背「義」的原則的「利」，應當堅決拒絕接受。
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們要「務民之義」，即專心致志於人民應該遵從的仁義道德，並引導人民走向義。孔子認為以身作則是「務民之義」的好方法，他說：「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長，向孔子請教怎樣治理政事。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貪圖小利。急於求成，反而達不到目的；貪圖小利，就辦不成大事。
貪圖小利，也是滿足慾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無論怎樣的小利，也是有損德行、有違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輔助與護佑，又怎能擔當並成就大事？
魯哀公有一次問孔子：「寡人聽聞有很健忘的人，在搬遷的時候，竟連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這樣的人嗎？」孔子說：「怎麼沒有。這不算稀奇，還有連自身都忘了的呢！」魯哀公忙請孔子講一講。
孔子說：「譬如夏桀、商紂等暴君，窮奢極欲，利慾熏心，不理國事，不顧民生。那些阿諛的奸臣，卻拍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為墮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連進言建議的機會都沒有。結果，國家亡了，暴君們自己的命也終於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絕路，他們不但遺忘了國家，遺忘了人民，連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謂忘之甚矣。」
孔子借魯哀公的發問，便引出了桀紂欲迷忘身以致敗國喪身之事，藉此來告訴魯哀公治國、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確的提出不義之利「不苟得」，用「義」衡量人們對利益、財貨的態度，說：「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認為不是自己的卻取過來，是為不義。
孟子認為不符合道義，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義，就像舜接受堯那樣而獲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當然，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他還說：「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斂財富的，都是孔子所鄙棄的。如果是符合道義和禮義的，這樣，便是孔子也會接受的。
孟子認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主張對待別人的饋贈也要按禮義謹慎的處理，不能隨便接受，否則「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為金錢財物等所收買的。
孟子認為加強道德修養的關鍵在於「清心寡慾」，摒除任何外在物慾的誘惑，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認為當時社會的弊端與戰亂的主要原因是人們的「求利」與「多欲」，因此提倡道義，反對私利，他同樣以「義」和「利」區分君子和小人，說：「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在孟子看來，「為利」是小人的行為，盜跖的品質；而「為義」即是「為善」則是君子的行為，聖人的德性。
孟子認為道德是天賦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義取利，不能以利害義，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孟子認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義追求和人格，那麼萬鐘的俸祿，華麗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裏又算得上甚麼呢？而有些人因為追求名利、私慾而背棄道義，實在是喪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呢，惟有「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然矣」。
孟子還提出了「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認為人們的差別不在於富貴貧賤，而在於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義利觀，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凝聚成中華民族長盛不衰的浩然正氣，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任何時候都要堅守道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不是陷於個人的利慾之中，把對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甚麼都重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