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顯揚:權貴資本主義,還是權貴社會主義?

——論趙紫陽的「後社會主義」兼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張顯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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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2月28日訊】如果說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社會主義,那麼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貴社會主義」。把這樣一個社會稱為「權貴資本主義」是不對的。即使是法西斯統治的資本主義,統治者的權力也不可能膨脹到如此程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做到這一點。從「自然歷史過程」中產生的資本主義,是從經濟發展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從「人造歷史過程」中產生的社會主義,是由國家政權製造出來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關係,就像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關係一樣。「後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在議會民主制度和混合經濟制度下,為公平正義而奮鬥。現實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的區別,最根本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共產黨一黨專政和議會制民主的區別。

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出生,河南滑縣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六四」民運高潮中被非法罷黜,2005年1月17日在軟禁中病逝,享年八十五歲。

趙紫陽一生,經歷了三重轉變:從地方官到中共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從實幹家到政治家;從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到「後社會主義」的探索者。從歷史的角度看,三重轉變中,最重要的,當屬從社會主義到「後社會主義」的轉變。

「後社會主義」是他一生經歷、事業和思考的總結,是他思想境界的巔峰,雖然不能說已經形成完整的理論,但已經勾畫出一個清晰可見的輪廓。他是當代中國當之無愧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留給後人的遺產,除了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為堅持民主和法治理念而不惜犧牲一切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和超凡脫俗的人格魅力,最重要的,就是這份「後社會主義」思想。

一、 宏大的理論架構,豐富的思想內涵

趙紫陽的「後社會主義」觀,是一種新的社會政治理念,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架構,思想內涵極為豐富。

「後社會主義」作為社會發展階段,時間上在「社會主義社會」之後,趙紫陽有時稱之為「社會主義後社會」。 作為社會類型或社會結構,它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後社會主義』即『混合經濟』的社會類型。」「後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是多種多樣的,「如同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各有各自的特色,各有各自的不同發展形式,有的是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執政,有的是其他黨派執政或聯合執政」,共產黨如果能改變執政方式,也不是沒有執政的可能。 簡而言之,「後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是議會制民主。

議會制民主,在趙紫陽的「後社會主義」思想中具有核心意義,他下了很大功夫進行研究。他從政治制度的歷史發展中,作了深入的分析、對比和評論。他的結論是,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也存在很多問題,但「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這個結論,使人想起英國首相丘吉爾對民主政治的評論:「若不包括那些已被試過的政體,民主政治便是最糟的政體。」丘吉爾正話反說,肯定民主政治,含蓄而幽默,趙紫陽的結論和他有異曲同工之妙。以下是趙紫陽關於議會制民主的幾段重要的論述:

「1989年我下台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會議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20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日、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20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裏與西方議會制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甚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後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的社會政治理念,但在價值論和社會進步指標方面,吸收了經典社會主義的某些思想元素。趙紫陽認為,「馬克思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所包含的「人的解放」的理念,是應當肯定的。在談到社會進步指標時,他說:「今後對社會進步的指標是否可以生態環境即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即人的素質,生活水準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城鄉差別、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為指標,不以社會制度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界線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社會類型是否可以劃分為發達的社會、欠發達的社會和發展中的社會,或後工業化的社會、工業化的社會、和欠工業化的社會。今後國家類型是否以生產力水準來劃分,即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度發展的國家,與低發展的國家。」

沒有證據表明,趙紫陽在軟禁中接觸過國際上在蘇聯、東歐劇變後迅速升溫的「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研究資料,造訪他的客人,也沒有帶給他這方面的信息。這個概念完全是他獨立提出來的。在缺乏相應資訊的情況下,思想的發展竟能和國際學術界最前沿的研究同步,實屬難能可貴。這與他的睿智和對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深刻把握分不開。

二、 杜漢納和德里克的「後社會主義」

「後社會主義」概念最早是由法國著名左翼社會學家阿蘭•杜漢納(Alain Touraine)提出的。1980年,他出版《後社會主義》一書,宣稱社會主義已經死亡,人類社會正在步入後社會主義階段。杜漢納的後社會主義理論具體包括以下三點:(1)人類社會分「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三個發展階段;工業社會既包括資本主義社會,也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它們都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和表現,並且隨著工業社會的衰退而進入「後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消亡。(2)隨著社會主義進入後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不再是一個獨立的集團,不再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工人運動逐漸衰落。革命的主體變成了由熟練技術人員組成的「新工人階級」,它與婦女運動、地方自治運動、生態運動、反核運動和全球發展運動相結合,逐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建立「公平、正義」,實現後社會主義。(3)後社會主義應以發展人的個性、民主和文化倫理為目標,廢除物對人的奴役,使每個人成為自由的人。 杜漢納的後社會主義理論中既有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元素,也有新馬克思主義的成分,還明顯地受到新社會運動的影響。雖然他宣佈「社會主義已經死亡」,但他實際上還是傳承了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的東西。在這方面,趙紫陽的「後社會主義」和杜漢納的後社會主義,有不少內容不謀而合。

雖然最早提出「後社會主義」概念的是杜漢納,但是真正使後社會主義概念流行起來,成為許多學科廣泛關注的熱點的,是美國杜克大學歷史學教授、著名漢學家、左派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ilik)。德里克的觀點,與杜漢納不同。他並不認為後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死亡的結果,而是現實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以後,不得不轉而和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他認為,在中國,「文革」結束,實行改革開放,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從傳統社會主義進入了後社會主義。

早在1989年,德里克就發表了《後社會主義?——反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力圖「探討從概念上解釋中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德里克注意到,當時的中國,現實狀況與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以至原有的概念,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無法解釋和把握中國的現實,因而用了「後社會主義」這個詞。他說,他用這個詞,「既要認真對待中國的社會主義,又不能迴避由於它與資本主義相結合而產生的問題,同時還不會迫使我們必須在其自我形象(社會主義)與否定其自我形象合理性的另一個形象(資本主義)之間做出意識形態的選擇。」簡單地說,他使用後社會主義這個詞,是試圖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既定概念之外,為這個由二者結合而來的「混血寶寶」設定一個姓氏,以便世人能夠認識它。德里克既不贊成「中國當前的歷史發展道路是資本主義」的說法,也不贊成「中國是一個正在走向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說法。他認為,前者是試圖「塑造現實」,即暗示和誘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後者是「用理論上的套話掩飾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無論用哪個範疇來表達今日中國的現實,都不免陷入空想,從而無法回答由於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而向目前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理論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 的確是這樣,固守現成的概念,是無法把握正在急速變化的現實的。

2009年,德里克就同一個主題又寫了一篇文章《重訪後社會主義:反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文章認為,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出現了巨大的增長。儘管中國抵制了來自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它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卻在很大程度上把這些政策合法化了。作為融入全球經濟的結果,經濟發展使中國變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動力和倡導者。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工廠』的戰略中心,生產出全球消費的商品,但是它首先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雖然如此,德里克認為,「中國並未放棄它的社會主義信念或者革命的意識形態遺產。對於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後社會主義』是一個恰當的反思起點。按照『後社會主義』的觀念,改革開放是中國對社會主義目標及其實現手段的反思,並不意味著拋棄了社會主義及其對未來的想像,而是意味著以前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已經結束。就未來的想像而言,社會主義仍然是構想多種可能性的源泉;就作為一種社會結構而言,社會主義仍然是可供中國選擇的道路。然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下,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未來,革命的歷史遺產仍然是尋找線索的源泉之一。」

經過二十年的觀察和思考,德里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看法,有了明顯變化。二十年前,他主張不必急於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一個「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結論,現在他下結論了。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現在」這個維度上,是「資本主義」,不僅是資本主義,而且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但就其對「過去」的關係而言,中國並未拋棄「革命的意識形態遺產」;就「未來」的前景而言,中國也沒有拋棄「對未來的想像」,也就是對共產主義的憧憬。德里克非常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極為複雜的矛盾,給它下結論,必須動態地描述,不能把它當作一種固定的狀態,而要把它當作一個流動的過程。因而不能只說一句話,必須說三句話,既要說它「現在」是甚麼,還要說它與「過去」和「未來」的關係怎麼樣。應該說,他的論述是謹慎的,留有餘地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無法迴避這樣一個問題:前有過去的「革命的意識形態遺產」,後有對未來共產主義的「想像」,當下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將何去何從?德里克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他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劃分為三個十年,分別作了描述:「20世紀80年代模稜兩可的開放;90年代的全面開放;最近十年重新擔憂社會主義的未來。」 這實際上含蓄地回答了上面的問題。他的回答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向資本主義猛跑了一陣以後,現在有點回心轉意了。

三、「權貴資本主義」,還是「權貴社會主義」?

德里克教授是著名的漢學家,但畢竟是外國人,觀察中國問題有優勢也有局限。他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析有許多獨到之處,但也有嚴重的誤判。中共黨文化的弔詭,使得外國人有時候很難對中國的事情看得真切,尤其是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時是這樣。甚麼是真正的「意識形態」,不是自欺欺人的謊言,而是真誠的信念;甚麼是虛假的意識形態,是為了維持道統以顯示權力的合法性,而故意重彈的過去的老調,其中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之類,這些是需要聽其言觀其行才能分清楚的。德里克教授沒有分得很清楚,他把這一切都當真的了,因此,好意地作出了「最近十年重新擔憂社會主義的未來」的結論。

實際上,今天的官方社會,早已無人理會「革命的意識形態遺產」和對「未來的想像」了。特別是這十年,不是甚麼「重新擔憂社會主義的未來」,而是十分擔憂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在。至於從社會性質或社會制度上,怎樣給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性,目前還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許多人,尤其持批判態度的人認為,它是「權貴資本主義」,而我則認為,它是「權貴社會主義」。說「權貴」沒有分歧,問題在於,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吳敬璉教授說,他從1998年開始使用「權貴資本主義」的提法。他是用一個假言判斷來表述的:「市場經濟最根本的特點,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換,如果上面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強勢政府強化到主導經濟資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場經濟,而叫權貴資本主義了。」這大概是「權貴資本主義」這個提法最早的出處。我贊成吳敬璉教授和其他學者在「權貴資本主義」概念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作的經濟學批判。但是,我不認為可以用這個提法來界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吳敬璉教授本人好像也沒有這個意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社會制度或社會類型,不能叫「權貴資本主義」,只能叫「權貴社會主義」。「權貴社會主義」的提法,據網上搜索,最早見諸朱中原先生2005年的文章《權貴資本主義和權貴社會主義》。2006年,李銳先生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也用過這個提法。我不完全贊同朱中原先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做的社會學分析,但「權貴社會主義」的提法,卻正可以用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性。從傳統觀點看來,把「權貴」和「社會主義」組成一個概念,似乎有點不倫不類,但它確切地反映了對象的性質。概念是否恰當,在於能否準確地反映對象的本質。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說,沒有比「權貴社會主義」更恰當的概念了。

如果說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即通常所說的傳統社會主義或現實社會主義,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社會主義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貴社會主義。其特點是,權貴集團和暴發戶們憑藉政治權力和從市場化改革中攫取的財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等等名義下,結為生死同盟,壟斷一切資源,控制和掠奪十三億中國人,整個國家成了他們後院的奶牛場。把這樣一個社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是完全不對的。再壞的資本主義,即使是法西斯統治的資本主義,統治者的權力也不可能膨脹到如此程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做到這一點。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特徵是壟斷,不是一般的壟斷,是超級壟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政權高高地凌駕於社會之上,不受監督,沒有制約,壟斷一切,不只是壟斷經濟,而且壟斷政治,壟斷思想。人類社會自有政治國家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國家政權,它真正是霍布斯所說的可怕的「利維坦」了,它的血盆大口吞噬了整個社會。

人們被中共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美醜善惡的宣傳忽悠的時間長了,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似乎好東西一定是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壞東西一定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即使那些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在潛意識裡也不免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褒義詞,把資本主義當作一個貶義詞,因而把目前這個醜陋的社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趙紫陽也認為,「中國目前發展的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筆者本人也曾這樣指稱過它,但這是不正確的。「權貴資本主義」,也有稱「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的,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但沒有揭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經濟性質和社會性質不是一回事。這裡需要弄清楚一個基本的政治哲學問題:社會性質或社會制度是由甚麼決定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哪裏?弄清楚了這個問題,就不會把社會主義說成資本主義了。

四、「自然歷史過程」和「人造歷史過程」

很久以來,許多研究社會政治問題的人認為,社會性質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因而總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上去判定一個社會的性質: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種觀點顯然是受了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誤導,好像社會就是一個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是經濟結構的上層建築,屬於國家的領域,不決定社會的性質。實際上,不同類型的社會有不同情況,不可一概而論。有一類社會,它的性質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有一類社會,它的性質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一個社會的性質,究竟由經濟結構決定,還是由政治制度決定,要看這個社會是從怎樣的歷史背景下走來。

從沒落的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其性質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資本家所有制的經濟結構在封建社會內部已經成熟,對於未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言,它是原生的、在先的;相應的政治制度是次生的、從屬的,是為適應經濟結構的需要而建立的。建立的途徑或者是和封建統治者妥協,如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或者是推翻封建統治者,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馬克思當年看到的,就是這樣一種「從經濟到政治」的歷史變革順序。他把這個過程稱之為「自然歷史過程」,據此創立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唯物論」,也就是歷史決定論。
然而,從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現實社會主義——直到今天,所有這類社會主義,包括已經垮臺的和尚未垮臺的,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情況正好相反。其變革順序不是「從經濟到政治」,而是「從政治到經濟」。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並未形成「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對於行將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革命勝利後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原生的、在先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無論是「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並存,還是單一的「公有制」,是次生的、從屬的,是由國家政權用「專政」手段對原來的經濟結構加以「改造」的結果。在中國,就是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和馬克思所說的「自然歷史過程」正好相反,姑且稱之為「人造歷史過程」。

從「自然歷史過程」中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從經濟發展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從「人造歷史過程」中產生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由國家政權製造出來的;東歐那些社會主義,還是由外國的國家政權製造出來的呢。說通俗一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是老子,政治制度是兒子;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制度是老子,經濟結構是兒子。這一點,社會主義各國的當權者,不但不諱言,反而把它當作自己最偉大的歷史功績予以宣揚。例如中共當局,就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們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還編成歌曲廣為傳唱。儘管他們常常謊話連篇,這句話卻是絕對符合實際的:「新中國」、「新社會」,的確是共產黨「締造」的。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宣稱自己是歷史決定論的忠實信徒!

歷來所說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經濟結構方面確有區別,特別是在現實社會主義時代是這樣。但是,這並不是兩種社會的根本區別。根本區別在於,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獨特的經濟結構,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獨特的政治制度。二者的區別不在同一個序列上。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之為資本主義,是因為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只是對這個經濟結構起保障作用。社會主義之為社會主義,是因為它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只是對這個政治制度起支撐作用。具體地說,社會主義之為社會主義,是因為有一個共產黨領導、或曰共產黨執政、或曰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

五、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共產黨執政,或曰共產黨領導,或曰共產黨一黨專政,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關係,就像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關係一樣。這個事實反映到社會主義「締造者」們的頭腦裡,就成為一種原則。毛澤東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這句話,道出了社會主義的真諦,同時也把社會主義和封建主義(「封建主義」這個說法不准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皇權專制主義」)的傳承關係暴露無遺。在封建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澤東這句話,從文字到精神,都和封建主義一脈相承。「共產黨領導一切」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皇權專制主義的現代版——黨權專制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本人並不諱言。他常說他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1972年,會見到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時,他連「馬克思」的外衣都脫掉了,直言不諱地說,他就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當然」繼承人。

鄧小平說:「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說得非常準確。堅持共產黨領導,就有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將軍,說得更加直白。20世紀70年代末,他訪問英國。英國的社會狀況,特別是失業工人的生活狀況,令他大為驚奇:「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福利也受到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王震將軍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麼不是,他非常清楚:決定性的條件,是有沒有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執政,反過來說,共產黨執政就是社會主義。所以,那怕當年以波爾布特為頭子的殺人不眨眼的柬埔寨共產黨統治的「紅色高棉」,也是社會主義,即使當時還不是,將來一定是,因而也是「兄弟黨」、「兄弟國家」。為了支持他們不被越南人消滅,鄧小平不惜發動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只可惜,這伙匪徒並沒有將來,現在就被推上了歷史審判台。

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不同的運行機制上,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它們之間的根本區別。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經濟」為中心運行的,確切地說,是以「資本」的保值和增值為中心運行的;政治制度,政權運作,服從於和服務於經濟的需要。只要經濟結構不變,政治制度怎麼改,怎麼變,社會性質都不會變。以聯邦德國為例。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差不多經歷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共和制、法西斯專政,二戰後的西德及東西德統一後的德國又轉回議會制民主,但由於經濟結構沒有改變,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是以「政治」為中心運行的,確切地說,是以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為中心運行的;經濟的形式、經濟的發展,服從於和服務於政權的需要。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這個本質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的:不管是政治運動還是經濟建設,都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更是要對包括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在內的整個社會實行「全面專政」。鄧小平說「穩定壓倒一切」,說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樣。「穩定壓倒一切」,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權的穩定「壓倒一切」。共產黨一黨專政,猶如賈寶玉脖子上那塊石頭,是社會主義的命根子。只要這個政權在,經濟結構怎麼改,怎麼變,社會性質都不會變。而一旦共產黨一黨專政垮臺,人造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便隨之煙消雲散,社會主義就不復存在。20世紀80~90年代之交,蘇聯、東歐就經歷了這樣一場變化。

這就再清楚不過,現實的、作為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是怎麼一回事了。說粗俗一點,社會主義不過是栓在共產黨這根繩子上的螞蚱,繩子一斷,螞蚱就沒有了。明乎此,就再不要離開共產黨去談論社會主義。否則的話,擁護也好,反對也好,都是隔靴撓癢。社會主義的事情,歸根到底,都是共產黨的事情。當今世界,離開共產黨領導、共產黨執政、共產黨一黨專政,無所謂社會主義。認清這一點,對於後改革時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取向,具有極其重要意義。

六、一黨專政的政治吞噬了資本主義的經濟

正因為現實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共產黨執政,所以它並不懼怕經濟改革。相反,為了確保共產黨執政,必須進行經濟改革,否則,這個政權就難乎為繼。經濟改革改變不了社會主義的性質。鄧小平是真正參透了社會主義本質的人。他知道,只要政權在手裡,經濟結構姓「資」姓「社」,都沒有關係,因此他贊成經濟改革,改錯了,改過來就是了。相比之下,陳雲、李先念等人就差遠了,干了大半輩子社會主義,不知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在哪裏。毛澤東雖然深明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卻也把所有制關係看得很嚴重(因為他有一個「大同世界」的烏托邦),誰要動一下他的「公有制」,他是要拚命的。20世紀6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下餓死近四千萬人,毛澤東卻不許搞點單干救救命,認為搞單干就是復辟資本主義。拒絕市場化改革,拒絕所有制改革,認為一改社會主義就完蛋,其實那是杞人憂天,是「意識形態綜合症」的表現。可以斷定,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遲早都會意識到這一點,而走上改革的道路,否則必死無疑。

現在,古巴也開始改革了。決定把五十萬國有企業職工(佔全國勞動人口的十分之一)裁下來,鼓勵和支持他們去當個體戶。朝鮮也在搞經濟開發區,吸引外資,還允許農民做點小買賣。當然,這不只是認識上的變化,首先是迫於形勢:不改革,日子難乎為繼,老向人家伸手,不是長久之計。據《參考消息》2010年10月3日和12月20日先後報導,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說:如果不進行經濟改革,「我們就將跌下懸崖。」看來他是真的覺悟了。不過,勞爾主席和中共一樣,也沒有忘記聲明:「改革不是為了取消社會主義,而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當然是這樣!至於社會主義能否「鞏固」,就看他們有沒有本事把一黨專政堅持下去。

今天的中國,私有經濟早已超過半壁江山,但和毛、鄧時代並無本質不同,一黨專政還是一黨專政,壟斷一切的基本特徵沒有絲毫改變,因而還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不是「掛羊頭,賣狗肉」,而是「掛狗頭,賣狗肉」,貨真價實。我們這樣看,國際社會也是這樣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把中國認作自己的同類。他們知道,只要共產黨一黨專政不變,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據《參考消息》2011年1月7日報導,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五個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迷思》,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理查德•麥格雷戈。他的看法證明我的判斷並非虛妄。

五個「迷思」中的最重要的一個,是說「中國只是名義上的共產主義」。作者斷然予以否定:「錯。如果列寧復活來到21世紀的中國,拋開那些炫目的摩天大樓和消費熱潮,他會立刻發現執政的共產黨正在複製他近一個世紀前為布爾甚維克革命勝利者設計的體制。只要看看這個黨的結構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體制仍然保持著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作者繼續寫道:「當然,中國很早就拋棄了共產主義經濟體制的核心,將嚴格的中央計劃經濟改成了有商業思維的國家企業和繁榮的私營部門並存的形式。不過在解放經濟的同時,中國領導人很小心地掌控著政治上的領導權,方法是牢牢把握三個方面:人事、宣傳和人民解放軍。」

一句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變了,政治未變,還是共產黨掌控一切,因而還是「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這位前駐京記者,真正是中國問題專家,把事情的真相看得那麼透徹!

三十多年來在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號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不但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反而為一黨專政增添了強大的力量。用趙紫陽的話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 過去是又窮又橫,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現在是財大氣粗,「一擲千金」。數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十三億人口的巨大市場,成了當局得心應手的內政外交工具。對內,有不受限制的經費投入,不斷加強「維穩」力度,不斷強化思想控制。對外,想討好誰或誰討好,就給誰大單子;想給誰顏色看或誰不服,就取消誰的訂單!幾個回合下來,國際社會已經深知箇中奧妙,為了這份大單子,道義問題已經不再重要。不過,我認為,國際社會不可能一直這樣迷糊下去,終有一天會醒悟過來。

許多人原以為,資本主義的東西發展了,一黨專政就會發生變化。這仍然是「經濟決定政治」的歷史決定論的思路。蘇聯劇變(東歐也一樣),並不是因為發展了資本主義,那裏根本沒有資本主義。而是因為長達七十多年的一黨專政,使得各種社會矛盾特別是官民矛盾和民族矛盾極端尖銳,人心喪盡。加上當時的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又是個能夠適應世界潮流的民主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拒絕動用武力去應對亂局,結果只能「亡黨亡國」——蘇共解散,蘇聯解體。

中國的經驗表明,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是可以相容的。一黨專政下,任你是甚麼所有制經濟,統統都可以為我所用。這一點,中共當局比許多所謂「自由化分子」覺悟得早,看得真切。「自由化分子」們看到把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寫進憲法,就感到歡欣鼓舞。保護私有財產進憲法,這當然是一個進步,值得慶賀。但是,想從中作出進一步的結論,卻是徒勞的。現在,甚至在文化領域,執政當局也不拒絕私人資本,相反倒是大張旗鼓地號召私人資本進入文化產業。一黨專政的政治吞噬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權貴資本主義成了權貴社會主義的奴僕,這是社會主義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現象,對於中國未來的演變將會有怎樣的影響,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新課題。

七、引進了市場經濟,沒有引進民主政治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結合,是20世紀中葉發端的世界性大趨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迎接這個大趨勢,起自1970年代末,不算太晚,但也不是最早,最早是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當時中共還跟在蘇共屁股後面,參與了把南斯拉夫革出教門的鬥爭,而且調門比蘇共還高。今天的中國,問題成堆,矛盾重重,並不是因為引進了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是因為沒有同時引進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的觀念和制度。這些東西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長髮展起來的,但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同樣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屬於普世價值的範疇。資本主義來到世間,最偉大的貢獻有兩個,一個是市場經濟,一個是民主政治。這兩個東西本質上是互相配套,互為依托的。只引進市場經濟,不引進民主政治,沒有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政治環境,市場經濟就會變質。趙紫陽說:「有了市場經濟這個機遇,大小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都在撈一把;從而產生社會性、體制性的腐敗,使市場經濟向畸形的方向發展,變為腐敗的市場經濟。」 腐敗的市場經濟,反過來又腐蝕一黨專政,使之成為不可救藥的腐敗政權。

現在的情形是,權貴和暴發戶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舉目四望,無處不是權貴和暴發戶疊加在一起的鬼影在晃動,沒有一個權貴背後沒有一個或幾個爆發戶,也沒有一個爆發戶背後沒有一個或幾個權貴。任何一樁稍微大一點的貪贓枉法案子,只要往深裡挖,都會見到權貴和暴發戶聯手的黑幕。如果揭不出這樣的黑幕,那一定有更大更黑的黑幕在掩蓋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弄到這步田地,成果落到少數人手裡,廣大民眾得利甚少,甚至受害,社會兩極分化,公平正義蕩然無存,根子就在這裡。今日中國之矛盾,說一千道一萬,就是廣大民眾與這幫比例不大、人數不少的權貴和暴發戶之間的矛盾。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就取決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弄得不好,血雨腥風。

八、「六四」民運:趙紫陽思想歷程的轉折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包含的內在矛盾,日積月累,逐漸激化,終於在1989年春夏之交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抗議運動。

這場史稱「六四」的民主運動,主題非常明確,就是反對腐敗,制止官倒,要求政治改革,本來也完全有可能成為促進政治改革,加速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契機。但是,獨裁勢力的倒行逆施,白白地斷送了一個可以使國家和平轉型的良機。「六四」以悲劇告終,成為趙紫陽人生歷程的轉折點,更是他思想歷程的轉折點。被迫下台以後,他在軟禁中經過深刻反思,形成了「後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政治理念。這可以說是對錯失的歷史機遇的一種補償。從「六四」到「後社會主義」,是趙紫陽思想發展的軌跡,也將是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

為了阻止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專制勢力實行鎮壓,製造流血事件,趙紫陽盡了最大的努力。他不贊成人民日報「4.26社論」,更不接受鄧小平戒嚴的決定。為了挽回「4.26社論」造成的嚴重局面,趙紫陽甚至甘願代人受過。他說,只要鄧表態,「說這麼一句話,『4月25日(實際是4月23日——筆者)聽李鵬匯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 趙紫陽這個出於公心的應急建議,遭到李鵬、姚依林的堅決反對。李鵬的理由是:「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 他們把鄧小平的昏話當作「金口玉言」,即使造成嚴重後果,也不能稍有改變。後來,趙紫陽又幾經努力,直接給鄧小平寫信,在常委會上申述自己的意見,表達自己對局勢的憂慮,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徹底失敗。接著,便是靠邊、罷官、定罪、批判、軟禁,進入他人生歷程中最無助,但也最輝煌的年代。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次磨難。不遭此一劫,趙紫陽也許能贏得第幾代領導「核心」之類的封號,但決不能成為一代偉人,成為青史留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民主潮流浩浩蕩蕩的當今世界,能夠在專制制度下「全身而退」的極權人物,在歷史上多半只能留下罵名。相反,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不能見容於這個制度,遭到打擊迫害,卻能贏得民心,確立崇高的歷史地位。

趙紫陽毅然和這個獨裁制度決裂,根本原因,是在兩個重大問題上徹底毀滅了他的信念:一個是在號稱「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人民群眾究竟有沒有民主自由權利,包括遊行示威、表達民意的權利;一個是在號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共產黨內,黨員和黨的領導人究竟有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不同主張的權利。「文革」後、「六四」前,趙紫陽屬於黨內主流派,對於持不同意見者的權利問題,沒有太深的感受;對於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問題,由於從未遇到過這樣大規模的群眾性抗議運動,也沒有感到多麼尖銳。這一次不同了。兩個問題重疊在一起,同時提到他面前,不容他有絲毫遲疑。作為一個具有民主法治意識的中共總書記,他很自然地按照憲法和黨章的條文思考和行動,認為學潮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生有權對執政當局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政治訴求;作為黨的總書記,他只能採取疏導的方針,不能鎮壓學生。然而,以鄧小平和李鵬為代表的專制勢力,不僅用坦克、裝甲車、衝鋒鎗回應了學生和市民的訴求,而且用獨裁者的「一言堂」和幫凶們的起鬨,否定了他的主張,撤了他的職,還把他打成「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人。這對他的傷害實在是太大了。

趙紫陽本來對政治體制改革抱有某種希望。「六四」慘案使他的希望徹底破滅。人的信念,在平常時候,可能幾年、幾十年都沒有多大改變;在非常時期,幾天之內甚至一夜之間,就可能發生巨變。這一次趙紫陽就是這樣。從1989年5月20日鄧小平在家裏開會,決定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到6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對他作出組織處理,前後不過一個月多點時間,他就大徹大悟了:眼前發生的一切,根子全在民主的缺失,既無民主觀念,更無民主制度,黨是這樣,國家也是這樣。雖然以前他對此並非全無認識,但從未像現在這樣刻骨銘心,痛徹肺腑。

就在這個會上,他不管主持人姚依林是否同意,用二十分鐘時間,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有理有據地駁斥了所謂「支持動亂」、「分裂黨」的攻擊和誣陷;同時,大膽地、理直氣壯地表達了自己堅定的民主信念:「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在我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的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問題。」「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 儘管他的這些話是用傳統的黨國語言表達的,而且,為了自我保護,還對「多黨制」作了保留,但意思非常明確而堅定:專制主義沒有出路,我們遲早要走上民主道路。這無異於一篇振聾發聵的民主宣言,使與會者受到極大震撼。聽完他的發言,姚依林一聲不吭,立即宣佈散會。

趙紫陽帶著鬱悶的,同時也是自豪的心情,走出中南海,回到富強胡同6號家裏,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軟禁生活,直到生命的終結。一個受人尊敬的、叱吒風雲的政治家,成了中共黨和國家的「公敵」、不叫囚徒的囚徒。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但獲得了思想自由。他讀書、思考,讓自己的思想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穿梭,在歲月的長河中馳騁。他想得很多很深。中心的問題,當然是社會主義。這是他幾十年來為之奮鬥的目標,也是他從政治生涯的高峰跌落下來的問題所在。

「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好的,但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卻不成功;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無例外地走到了反面,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統治人,違反了馬克思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究竟社會主義理想通過甚麼途徑來實現,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 他這樣提出問題,答案自然不難找到。他很快把思想鎖定在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問題上,並由此拓展開去,涉及了理論和歷史的廣闊領域。最後,作為這一切思考的總結,提出了「後社會主義」概念,並從各個方面作了探討。

在中共黨內,幾十年來從未有過一個領導人像趙紫陽這樣,對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對社會主義,做過如此深刻的批判性思考。憑這一點,趙紫陽就值得在歷史上大書一筆。能夠和他比肩的,也就是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一人而已。陳獨秀經過半生顛簸,最後徹底回歸民主主義,是中共領導人中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迷夢中驚醒過來的第一人。

九、「專政」不棄,民主政治難以實現

「後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終結,它堅決告別了社會主義的制度烏托邦,但就其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而言,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正如死亡是生命的終結,但仍然是生命的一種狀態、一個階段一樣。

現實社會主義的禍根,歸根到底,是理想和制度、目標和手段的分裂。它把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理想與極端反人道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捆綁在一起,用手段扼殺目標。「後社會主義」,把理想和制度、目標和手段統一起來,把無產階級專政從社會主義中剔除出去,代之以議會制民主或曰憲政民主,並把長期被壓抑的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理想拯救出來。這就在制度層面上消除了現實社會主義的禍根,在理想層面上回歸了社會主義的本義。「後社會主義」,就是在議會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混合經濟的經濟制度下,為公平正義的理想目標而奮鬥。

現實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的區別,最根本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共產黨一黨專政和議會制民主的區別。這是兩種水火不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趙紫陽說:「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治建設就難以實現。」 因此,他一方面下工夫研究議會制民主,一方面下工夫研究無產階級專政。他研究無產階級專政,重點不在理論本身的梳理,而在歷史背景和社會實踐的考察。這是政治家趙紫陽在這個問題上,和一般理論家最大的不同。

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現實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當然和經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有關。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各國的實踐中表現得如此凶殘和持久,卻是與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面臨的實際任務分不開的。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由於從未在它的本來意義上實行過,正確與否無從判斷,但它的意思是清楚的:第一、它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國家,時間上是短暫的,過渡時期一結束,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後來列寧稱之為「社會主義」),它就消亡了。第二、作為過渡時期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是巴黎公社那樣的以普選制為基礎的民主制度。關於民主制度,恩格斯曾經明確說過:「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可見,在它的創始人那裏,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的意思,是指過渡時期由無產階級執掌國家政權,而不是由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一個政黨或一個領袖,實行長時期的反民主的獨裁統治。20世紀70年代,日共中央書記局長不破哲三,曾經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解讀為「無產階級執政」,許多人認為他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不破哲三的看法,比「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一味強調暴力統治,離馬克思的原意也許要近得多。

趙紫陽指出,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黨專政」和「領袖專政」,是列寧的發明:「馬克思雖然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但這套『領導人就是黨』的學說,是由列寧創立的,並不是馬克思。」 列寧的這個「學說」,就是他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金字塔式的層層管控的理論:「群眾」是分為「階級」的,「階級」由「政黨」領導,「政黨」聽命於「領袖」。毛澤東時代,每當個人迷信升級,就佈置學習列寧這套理論。可見,它的真義,它的「精髓」,確如趙紫陽所說,是「黨專政」、「領袖專政」。把「專政」變成無法無天的暴力統治,當然更是列寧的發明。他的「專政」理論,集中表現在他給「專政」下的定義上:「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和規章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 斯大林把列寧主義界定為主要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一點不錯的。

趙紫陽認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必須徹底摒棄。不過,他並不認為,這套理論是憑空製造出來的,而是也有它非得如此的原因:搞社會主義,客觀上不具備條件,國際環境又險惡,別無選擇,只能實行專政。「列寧在俄國革命勝利後,國內四處發生資產階級(不只是「資產階級」,而且有農民和其他居民階層——筆者)反革命暴亂,要進行革命保衛戰爭;國外則有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干涉、包圍和封鎖。在那極端苛刻困難的條件下,必須集中全國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必須實行高度的集權和集中,才能打破國內外敵人的一切包圍和進攻,從而建立了專制體制。斯大林由於要跟資本主義進行對抗,又用強制高壓的辦法來推行社會主義,更進一步地強化了專制制度。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的發展,也有它的客觀必然性。」 趙紫陽的看法可能比僅僅從理論上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更深刻,更有歷史感,因而更有說服力。

趙紫陽根據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對這種「客觀必然性」作了進一步說明。馬克思說:「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依此為對照,趙紫陽說:「過去我們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所作所為,恰恰是違背了馬克思的這個原理。由於建立社會主義缺乏條件,超越了階段,只是按主觀意志辦事,這自然要靠行政命令來推行,實行強制甚至採用鎮壓的辦法;為了順利起見,自然要製造個人迷信,靠『權威』來駕馭局勢;為了統一意志,必須搞輿論一律,不能允許新聞和言論自由;為了穩定,進行統治,當然不能允許有不同政見者存在,實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更不能允許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這自然走上獨裁專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都變為『馴服工具』的思想專政道路。」 總之,越是「按照主觀意志辦事」,越要實行專政。

趙紫陽結合中國實際,分析「專政」問題,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專政是和烏托邦沆瀣一氣的。他說,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農民的平均思想,在毛澤東的思想裡是根深蒂固的。他是從「農民打天下」、「農民坐天下」出發的。「他要建立農業社會主義,於是走向了烏托邦。凡是反對和不贊成他這個理想抱負的,都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必須不斷地搞群眾運動,予以專政,甚至採用強制手段,不惜用高壓的辦法,提出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執行起來,實際就是用秦始皇的鎮壓手段來推行這個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這走上了如同國民黨一樣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道路。」 又說:「因為是烏托邦,沒有條件,不可能實現,於是就靠高壓強制的辦法,靠權威的辦法,靠個人迷信的辦法,甚至不惜打碎國家機構,並拿起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武器,來對付人民內部乃至黨內部持不同意見者,甚至採取了專政鎮壓的手段來推行。」

趙紫陽的批判,無論對列寧、斯大林,還是對毛澤東,在歷史背景和社會實踐的意義上看,都是正確而深刻的:他們都想實現無法實現的社會目標,因而不得不實行「專政」。但是,它的理論前提,即所謂「超越階段」是非批判的。在他看來,似乎有那麼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到了這個階段,實現社會主義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成為一種「必然性」,因而不再需要「專政」。這是沒有根據的。歷史進程中不存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所謂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只存在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的胎胞裡,歷史本身並未充當接生婆。這一點,下面還要專門加以討論。

趙紫陽批判「無產階級專政」,提出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是互相聯繫的。1993年5月16日,一位朋友和趙紫陽討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談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來龍去脈以後,這位朋友談到民主集中制問題。他說:「中國、蘇聯的經驗教訓是: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實行所謂的民主,實際上都是為了集中;這種集中制原則所稱全黨服從中央,實際上形成了服從一個人。結果是個人說了算,變成個人專政。」趙紫陽表示同意說:「實際上形成了領袖專政。」

的確如此。民主集中制和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同樣的意義:都是自上而下地統治人,不管你是作為黨員,還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一員,都必須被置於嚴密的組織控制之下。民主集中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原則,無產階級專政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並沒有說不要「民主」,他們常常說要「發揚民主」,但從上面予以「發揚」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而是民主集中制,實際上不過是抹了一層民主油彩的專政。有一種意見認為,可以通過黨內民主推動國家民主。作為一個鼓吹民主的話題,未嚐不可,但實際是不可能的。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表明,政權的民主化和執政黨的民主化,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相關的領域,必須同步進行。不摒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摒棄民主集中制。同樣,不摒棄民主集中制,也不能摒棄無產階級專政。而不同時摒棄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民主政治、法治建設就難以實現。

十、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的公平價值取向,告別社會主義的「制度」烏托邦

趙紫陽從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解讀和批判中,悟出一個道理:「無產階級專政」的禍害,源出於社會主義。如果不是對社會主義作烏托邦式的、狂熱的理解和實踐,不會有「無產階級專政」的災難。

20世紀大部份時間裏,在許多地區,特別是在亞洲,有一種帶普遍性的社會思潮,認為落後國家通過一次激烈的革命變革,就可以擺脫可悲的現實,進入理想的社會狀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人是這種思潮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後來加上列寧主義,再後來又加上毛澤東思想)為旗號,利用有利的隨機因素(在俄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是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採用暴力手段,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進而又用「專政」手段,改變原來的經濟結構,變私有制為公有制。他們宣稱,這樣就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變,為國家民族開闢了一條通向美好未來的道路。實際上,他們恰恰把人民投入了萬劫不復的「專政」的災難之中。

落後國家,包括俄國和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皇權專制主義的歷史文化傳統,奪取政權,就是改朝換代,換個名號統治人民。要想在這樣的國家裏,維持一個用暴力奪取的、以實現根本無法實現的目標為宗旨的政權,怎麼可能不以「專政」為手段?「專政」是皇權專制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比皇權專制主義更加殘酷,更加無孔不入。名曰「無產階級專政」,實際跟無產階級沒有關係。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和農民被加冕為「革命的領導力量」和「革命的主力軍」,為革命戰爭提供兵源,提供糧食,提供後勤保障。革命勝利後,他們名義上成了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一切都得聽命於他們的「先鋒隊」共產黨。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軍」、「工農聯盟」中的農民,被認為是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的溫床。毛澤東說「嚴重的問題在教育農民」。「教育農民」,就是改造農民,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去為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效命,稍有差錯便實行「專政」、「割尾巴」。蘇聯的集體化,中國的合作化、公社化,最遭殃的是農民,死人最多的也是農民。

趙紫陽由此得出結論,落後國家革命勝利後,「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他說:「過去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完全違背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不是根據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水平,而是依靠發動群眾,用政治鬥爭手段來推進社會主義,這就必然強調意識形態鬥爭,大力開展階級鬥爭,實行領袖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嚴格的組織紀律,採取高壓的手段甚至鎮壓的辦法。其嚴重後果是,變成畸型的社會主義,成為人民的對立面。」 總之,在落後國家搞社會主義,只能是一種「畸形的社會主義」,一種烏托邦,不但不能實現甚麼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反而與之背道而馳。

關鍵的問題,是要弄清楚甚麼是社會主義。趙紫陽說:「社會主義理想與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是一回事。」 把社會主義「理想」同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道路」區分開來,並予以認真對待,這是趙紫陽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成功地探索「後社會主義」的關鍵。

社會主義本來的意思,就是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一切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和思潮的共同點、最大公約數,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社會主義之為社會主義,不在於對未來社會作這樣那樣的設想,也不在於對如何實現這樣的社會提出這樣那樣的方案,和平的或暴力的,漸進的或激進的,改良的或革命的,而在於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至於甚麼是公平正義,怎樣實現公平正義,不同時代、不同思想家有不同理解。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以前。歷代聖賢和思想家或多或少都和這種理念沾點邊,各種宗教經典中也不乏這種理念。只要社會存在不公正,就會有受到傷害的弱勢群體及其同情者,來對這種不公正表示抗議和對未來公正社會表示追求和憧憬。這種抗議、追求和憧憬的情緒和思潮,及其文字表現,後來被稱之為社會主義。16世紀時,托馬斯•莫爾寫了《烏托邦》以後,私有制被認為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所以,在傳統上,社會主義又和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的主張聯繫在一起。總之,社會主義最初是作為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出現的,是一種獨特的價值取向。只要追求這樣的社會理想,就是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沒有「真假」之分,更沒有「科學和空想」之分,有的只是這種社會主義和那種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古往今來諸多社會主義中的一種,當然是影響最大的一種。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在它的旗幟下建立起來的。所謂「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區分,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而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自認為,只有他們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其他社會主義都是「空想」的,甚至是「反動」的。而當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時,又出現了「真假」社會主義之爭:他們都宣稱自己是真馬克思主義、真社會主義,別人都是假的。今天,儘管「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垮臺二十多年、中國實行改革已經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問題上的這種「真假」之爭、「科學和空想」之爭,仍然盤踞在許多人的頭腦中,成為他們評論社會主義的是非曲直的標準。好像「科學社會主義」、真社會主義是好的、正確的,空想社會主義、假社會主義是壞的、錯誤的。

趙紫陽把這種認識徹底顛覆了。他認為,自稱「科學社會主義」的現實社會主義,是比「空想社會主義」還空想的,是真正的烏托邦,而且不是一般的烏托邦,而是統治人、致人死命的烏托邦。回顧一下社會主義的歷史,可以看出,這個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歷來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儘管沒有實現的可能,是烏托邦,但對社會並無危害。且不說莫爾、康帕內拉、拉伯雷等人的只有美好願景而無實際行動的空想社會主義,對社會沒有危害;就是溫斯坦萊領軍的「掘地派」,摩萊裡、馬布裡的空想共產主義,甚至巴貝夫的「密謀的革命」,也沒有對社會造成傷害。至於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試圖通過「聯合起來,開發地球」的號召,和用「法郎吉」、「新拉納克」、「和諧公社」等示範方式,改變社會,那就更沒有破壞性了,毋寧說還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受到工人和貧苦民眾的歡迎。用現在的話說,因為那是「增量改革」,不是「存量改革」,沒有損害任何人的利益,更沒有害死人。唯有自稱「科學社會主義」的現實社會主義,在不到一個世紀的實踐中造成了驚人的破壞,犯下了滔天大罪。據歐洲委員會估計,社會主義國家,在和平時期被迫害致死的人,總數在一億以上,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人的總和還多,受到牽連的人,更是不計其計數。

趙紫陽對現實社會主義作了深入的回顧和思考之後認為,社會主義理想是好的,必須堅持;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殘忍的,必須告別。這個結論道出了所有關懷人類未來的富有人道精神的人們的共同願望。這個大膽而明智的觀點,雖然無法挽回現實社會主義已經造成的災難,畢竟可以給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人們,以及正在追求公平正義的人們一個警告:社會主義不能靠一次突擊行動來實現,不能靠暴力革命和「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自然演變過程」。

十一、結束舊觀念,開啟社會主義新思維

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自然演變過程」。這是趙紫陽思考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歷史而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想,他對「後社會主義」的探索,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歷來的社會主義,包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前提:認為社會主義是和舊社會相對立的新社會,只有和舊社會徹底決裂,才能建設新社會。「科學社會主義」更認為,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種必然性的根據,被認為存在於生產力的不可遏制的發展中。從這個觀點出發,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在國內需要「推翻」、「打倒」、「專政」;在國際需要和資本主義進行勢不兩立的對抗和競爭。然而,歷史發展的實際表明,這個觀點的思想前提是錯誤的。

首先,生產力的發展並沒有為這種「代替」提供根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其發展高度,絕對超出了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想像的高度。馬克思時代是工業社會早期,現在已經是後工業社會,生產力水平早已不在一個量級上。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發達國家表現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跡象,更不用說「必然性」了。再則,原來被賦予擔當社會變革重任的歷史主體——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人階級,並未感到有這種變革的必要,而且它的規模和力量都在萎縮。相反,落後國家倒曾經一個又一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說明,社會主義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沒有關係,所有現實社會主義,都不是因為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雖然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是,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卻正在那裏變為現實。考察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不管是王震這樣的專制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還是胡績偉這樣的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比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多得多。趙紫陽說:「馬克思主義未能在社會主義國家開花結果;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根了。」 這說明,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正在趨近的前景。社會主義理想不是通過推翻資本主義來實現,而是靠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因素」的逐漸積累來實現。這就是說,落後國家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先進國家不需要「實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可以在某個歷史階段上「實行」的,而是在歷史演變中逐步成為現實的。

趙紫陽關於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自然演變過程」的命題,為上述兩個「出人意料」的事實提供了理論根據。既然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演變過程,——在當代,當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演變,那就不發生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問題。資本主義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會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最終可能變成另一種社會。你可以把它叫做「社會主義」,也可以把它叫做別的甚麼,但它決不是被社會主義代替的,而是資本主義自身發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因素」即公平正義的因素將逐漸積累,逐漸擴大。既然現在「社會主義因素」已經表現得非常強勁,那麼,在資本主義未來的發展中,一定會有更多的積累、更大的發展。如果社會主義是這樣一種情況,那麼推翻、打倒、專政、對抗,就成為多餘的事情了。趙紫陽這個思想,徹底結束了社會主義的舊觀念,開啟了社會主義的新思維。

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物,而是作為前景,包含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之中。既然如此,社會主義理想還有沒有意義呢?趨勢是一種自發的歷史過程,理想是自覺的選擇,具有導向意義。社會主義理想,即公平正義的社會訴求,能夠引領這種趨勢發展得更快更好。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的西歐和北歐各國,與美國、日本等國相比,在社會保障、公平正義等諸多方面都要領先一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裏的社會民主黨堅持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這種社會政策旨在為社會公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爭取權利。

鑒於西歐尤其是北歐令人嚮往的社會狀況,有人主張中國應該用民主社會主義代替現實社會主義。實際上,這是不現實的。今天西歐和北歐的社會民主黨,和當年第二國際時期的社會民主黨不同,他們並不追求和資本主義制度不同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社會民主黨上台或下台,這種社會政策的強化或弱化、實行或取消,肯定對社會的利益格局有影響,但並不改變他們國家的社會制度。社會民主黨奉行的社會主義,是作為社會政策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堅持的作為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完全是兩碼事。理論界的上述主張,在否定的意義上,在批判現實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有積極作用,但實際上沒有可行性。社會民主黨能夠推行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是以民主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現實社會主義實行的是「專政」制度。因此,無論在民主的意義上,還是在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民主社會主義都不可能在現實社會主義的土地上落腳。主張用民主社會主義代替現實社會主義的真正用意,無非是用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

趙紫陽從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自然演變過程」出發,改變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給歷來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劃上了句號。「後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中留下的,只是社會主義的本義,即公平正義的理想。這種理想,實際上是全人類共同的理想。它的根源,不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在經濟類型,而在人類趨向自由平等的本性。但是,公平正義的實現程度,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有關,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水平有關。生產力發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治發展水平越高,公平正義實現的程度就越高。當然,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理想本來就具有超越的意義,只能越來越趨近,不能完全實現。否則,後來人就無事可做,只能望著星空出神了。

傳統社會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理論和實踐,「後社會主義」是超意識形態的。如前所說,在「後社會主義」的理論架構中,判斷社會的先進和落後,不再以社會制度例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為標準,而是以一系列人文指標為標準:生態環境、人的素質、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等社會差別、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等。趙紫陽的「後社會主義」提出的這一套新的社會進步指標,體現了高度的人文關懷:一切都以人的福祉為依歸。在傳統社會主義那裏,人為制度而存在;在「後社會主義」這裡,制度為人而存在。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次大變革。

簡而言之,「後社會主義」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它是一種新的社會政治理念。之所以在概念中還保有「社會主義」的字樣,是因為它是從傳統社會主義的解構和批判中轉化而來的,同時,還保留了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因而可以說,這是它出生的一個政治胎記。

十二、結語

「後社會主義」從制度上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禍害,從價值論上回歸了公平正義的理想,並揭示了這種理想的人道主義本質,這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是,「後社會主義」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尤其在實踐上怎樣從現實社會主義向「後社會主義」轉變,還是一個未知的領域。趙紫陽對此做過一些思考,但基本上沒有超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三十多年來改革的實踐表明,「後社會主義」不可能通過這樣的途徑來實現,而必須另闢蹊徑。

趙紫陽在政治思想上已經超越了馬克思。他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與事實不符,「私有制也能為社會帶來繁榮,這是馬克思所沒能預見到的,但這卻是資本主義的實踐所證明了的事實。而東歐的巨變,蘇聯的瓦解,實際上又是公有制的失敗。所以,『公有』、『私有』的劃分,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形態與資本主義形態的標誌了。」 馬克思的學說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基礎上的,如果承認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事實不符,那就意味著在政治思想上與他分道揚鑣了。

但是,趙紫陽在哲學思想上,特別是在歷史觀上還沒有越出馬克思主義的藩籬。他時不時地用歷史決定論的觀點去觀察和分析問題。例如,他一方面非常正確地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自然演變過程;另一方面卻又常常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為立論根據,去談論社會發展階段,談論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因而不免自相矛盾。所以,無論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批判,還是對「後社會主義」的探索,都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在歷史觀上不能擺脫歷史決定論的束縛,這是趙紫陽那一代人很難克服的局限性,不只是他一人而已。但是,和同代人相比,趙紫陽已經夠先進的了,堪稱我們時代的楷模。

(原題《論趙紫陽的後社會主義——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趙紫陽的道路》,香港晨鐘書局2011年5月版。現經刪節,收入作者:《趨勢與選擇:歷史決定論批判》,香港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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