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窮節見」「垂丹青」

于謙生平札記(二)

作者﹕劉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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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時宰相」保中原

1.土木驚變

明朝早期,蒙古勢力漸漸分為三大部:一為韃靼部,居住在戈壁大沙漠北部;一為兀良哈部,居住在韃靼部的東南;另一個就是瓦剌部,居大沙漠西面。在永樂年間,這三部懾於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先後對明帝國稱臣。到了正統年間,瓦剌部出了個不甘寂寞的太師--也先,他不但把本部首領弄成了傀儡,而且控制了蒙古其餘兩部,勢力範圍東及朝鮮,西抵中亞細亞,北達西伯利亞,南逼明長城一線,大有恢復大元帝國昔日雄風的勢頭。

此時,明朝的軍政大事,全由王振代理。他不僅胡作非為,殘害忠良,廣植私黨,還通敵走私。他讓黨羽郭敬每年私造鋼箭簇數十甕,用王振名義送給瓦刺,瓦刺則回送他良馬。

明正統三年(1449年),也先以明帝國刁難其貢使為由,興兵南下。長期務農的大同守軍,在太監郭敬節制之下,接連失利。大同總督宋瑛等4萬餘人全軍覆沒。 警訊傳到北京,朝廷震動。其實,也先來勢雖凶,也不過只有三、五萬兵力,和明帝國相比,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明軍如果調度得法,只要派一上將就可擊退也先。可是,王振卻想趁機炫耀自己的威勢,竭力慫恿23歲的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

平心而論,若說王振是瓦剌派來的特務,確實有些冤枉他,按民間俗語來說,這傢伙就是個「不知道自己一頓能吃幾碗乾飯」的草包加混混,可是,看看歷史,再看看我們身邊的事,就不難發現,這樣的草包,其危害性往往比真正的特務要大的多。王振草包偏偏又遇到個不知道自己「飯量」的明英宗,這就成了明帝國的劫數。英宗要親征的消息一經公佈,群臣都吃了一驚,反對之聲迭起,尤以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為甚。可是,英宗已經被王振忽悠的昏了頭,啥也聽不進了,英宗下令由他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自己則湊齊50萬軍隊,即日動身。倉促調來的50萬大軍幾乎沒有後勤準備,為了攜運物資,每3個人配備1頭毛驢,隊伍中人驢參雜,混亂不堪。

王振本以為,50萬大軍的旗號打出去,可以「嚇退瓦剌」。可是,半路上遇到從前線逃回來的同類郭敬,聽完郭敬對瓦剌軍隊凶猛程度的一番描述,王振自己嚇的快尿了褲子。更重要的是,從北京出發後,直到大同,一路上風雨交加,就沒停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是上天的警示,於是,明軍撤退了。八月十四日,明軍撤到懷來東南距城僅20里的土木堡,此地原本有個要塞,後因供水困難而廢棄了,稍有兵家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個險地,可王振讓大伙在此地露營,原來,他沿途搜刮的民財裝了千餘輛輜重車,這些車子落在後邊,王振擔心自己搜刮來的這些東西被人搶劫,需要軍隊保護,50萬明軍竟成了給王振押鏢的。

此時,瓦剌騎兵接踵而至,切斷了土木堡附近唯一的水源,明軍大亂,幾十位文武重臣,連帶明英宗自己都成了俎上魚肉,任人宰割。這一戰,明帝國全軍覆沒, 英宗被俘。唯一能給大明一點安慰的是,護衛將軍樊忠在陣亡之前,揪住王振,大呼:「吾為天下殺此賊。」一錘送他去拜見閻王了。這就是震驚天下的「土木堡之變」。

2.保衛北京

兵敗土木堡的消息一傳出,就不僅僅是朝廷震動,而是舉國震驚了。22歲的郕(音同「成」)王此時沒了主意,立即把留守北京的大臣們召集來,討論對策。侍講徐珵首先發言,他的基本觀點就是一個字──「跑」,把都城遷到南邊去,他說:「驗之星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這個徐珵,是個有些小聰明的人,《明史》上說他,「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這樣的人,如果在今天,確有幾分神秘色彩,然而,在中國古代,《易》為群經之首,是每個儒生的「必讀教材」。而對於「五術」(備註(1))的研究,能夠像孔明,劉伯溫這類學有大成者雖然是鳳毛麟角,但是那些基礎的「科普知識」,販夫走卒也能隨口道來。

徐珵在朝堂上談及天象,頗有班門弄斧的味道,而其主張竟是要腳底抹油,自然為大家所不容,「金英叱之」(並非所有的太監都是小人),「胡濴(音同「營」)、陳循咸執不可」,理兵部的于謙更是厲聲斥責:「言南遷者,可斬也。」他接著提醒大家:「京師是天下根本,一旦遷都,大勢去矣,大家忘了宋室南渡的教訓了嗎?(「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話不在多,而在於是否能一語中的,于謙的寥寥數語,決定了明帝國未來的命運, 「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戰略上已經決定堅守了,接下來面臨的,是一個實質而且尖銳的問題,用甚麼守?朱祁鎮這趟出門,把京城「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的主力,明帝國北方精銳以及半個朝廷六十幾位重臣,統統留在土木堡了,可以說,大明幾十年攢的家底基本賠光了。京城周圍則是「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于謙請郕王把各地的預備役(「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甚至後勤部隊(「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都調到北京來了,細心經畫部署,這才「人心稍安」。于謙也不再是代理,而被任命為正式的兵部尚書了。

這真是大明的多事之秋,沒過幾天,朝堂之上又出了亂子。大伙對於造成土木之變的王振恨之入骨,在朝會上,請郕王下旨「族誅王振」。王振的爪牙馬順當時在場,按理說,在這樣群情激憤的場合,他應該悄悄的躲在一邊,惟恐大家注意自己才是,可是這小子竟然不識時務的「輒叱言官」,他大概以為還是王振專權那會兒,給事中王竑(音同「宏」)忍無可忍,衝上去就報以老拳(「廷擊順」),其他大臣也相繼加入了毆打馬順的行列(「眾隨之」)。明清兩代最重「官儀」,上朝面君,廷前奏對,如何邁步,眼睛看哪兒,都是有講究的,誰曾想平時邁方步的斯文大臣們,竟然挽袖子、掄胳膊,打起群架來了--王振專權,殘害忠良,土木驚變,社稷危亡--所有的怒火燒在馬順的身上,一會兒的功夫,馬順去地府和王振會合了。朝堂上亂了,衛兵們也嘈雜一片。面對這一切,郕王害怕了,起身要溜,朱祁鈺若是就這麼走了,掌管東廠的王振餘黨們,鐵定會殺害這些大臣,給馬順報仇。那時候,不必也先來攻,明帝國從內部就崩潰了。此時力挽狂瀾的又是于謙,他從人群縫隙間擠了出來(排眾直前),這番掙扎還真是力氣活,于謙「袍袖為之盡裂」,他拽住郕王,讓朱祁鈺當眾宣佈:「馬順罪有應得,(打死他的事) 不予追究」。有了郕王這番話,王振的餘黨們就不敢亂來了,大臣們也安定下來了。退出朝堂時,吏部尚書王直握住于謙的手感慨連連:「國家就得靠你啊,今天的事,就算有一百個王直也沒用啊!」于謙從此成了大明帝國的主心骨。

接下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擺在了面前,「國不可一日無君」,大明現在面對的局勢比這個更糟,因為那個「君」現在在敵軍手上,不但不能掌管朝政,還成了瓦剌手裡的擋箭牌。於是,大臣們請皇太后立郕王為帝,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面。郕王卻嚇的一再推托(「驚謝至再」),看來,皇帝也不是甚麼搶手的職業,坐在那個位置上是要擔責任的。于謙搬出孟軻老先生「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高聲道:「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為個人打算。」於是,「王乃受命」。于謙固然是為天下計,然而,此舉在明英宗心裏,卻對于謙留下了芥蒂。

是年九月,郕王朱祁鈺登基,後世稱為景帝,尊英宗為太上皇。于謙針對瓦剌的企圖,向景帝陳述了自己的對敵策略,還推薦了一批文武官員,並立下軍令狀-- 「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依明制,兵部尚書不能直接指揮軍隊,為此,十月,景帝下特旨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此時的北京與之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同了。英宗兵敗土木堡的消息剛傳回京城的時候,整個京城自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一片人心惶惶,軍隊完全是一觸即潰的狀態。然而,經過于謙一個多月的精心調度,京城的防務變的條理清晰,雖不能說固若金湯,但足以與也先一戰了,最重要的是,人心安定了,大家現在考慮的不再是如何逃命,而是摩拳擦掌,要給瓦剌入侵者一點顏色看看。

與此同時,也先正得意洋洋的挾持著英宗,攻破紫荊關,直奔北京而來。大將石亨建議收兵固守使敵兵勞累衰竭。于謙不同意,說:「為甚麼要示弱,使敵人更加輕視我(「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

人們驚訝的發現,文職出身的于謙,在軍旅中調度有方,絲毫不亞於古之名將。他調動諸將,率領22萬部隊,列陣於九門之外。于謙自己則和大將石亨,副總兵范廣帶兵守在德勝門外,這裡正面當敵,壓力是最大的(「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也先」)。於尚書的這一系列動作,徹底顛覆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偏見。

于大人還有一個驚人的決定,「悉閉諸城門」,也就是說,要麼得勝凱旋,要麼大家就戰死在北京城外,此舉頗有當年大將軍韓信背水列陣之風。而于謙的另一道軍令,後來差不多成了明軍的鐵律--「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大明守軍嚴陣以待了,瓦剌那邊如何呢?

也先原以為土木一戰,明朝君臣一定嚇破了膽,北京城完全是囊中之物了。誰知到了這兒才發現,大明守軍正磨刀霍霍等著他呢,本來信心滿滿的也先,有點洩氣了 (「意稍沮」)。這時候,有個叛變的宦官喜寧給也先出了個餿主意,讓他「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說白了,就是把英宗當肉票,讓家屬拿錢來換人質,又邀于謙及王直、胡濴等出城談判,景帝不准。也先的信心又受了一次打擊(「也先氣益沮」)。

「每況愈下」這個詞,簡直就是為此時的也先量身打造的。庚申日,也先部隊窺伺德勝門,發現幾個神色慌亂,裝備不整的明軍騎兵在晃悠,也先的結論是,明軍沒準備好,於是,他出動了一萬騎兵想趁虛而入,帶隊的是也先的弟弟,號稱「鐵頸元帥」的孛羅茂洛海。然而,也先可憐的信心再次受到了重創。

副總兵范廣帶著神機營留守京城的部隊,正埋伏在沿路的民居中(「設伏空舍」)。大明帝國的火器可不是蓋的,19世紀70年代,清末名臣左宗棠出師西征,在陝西鳳翔發現明制的「開花炮彈」,不禁感慨道:「利器之入中國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於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土木堡一戰,完全是 因為王振「外行領導內行」,神機營才未顯出神威。此刻,神機營要一雪前恥了。一時槍炮齊鳴,「伏起齊擊之」,「鐵頸元帥」變成了「斷頭將軍」(「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砲死」)。

北京城有九個門,在德勝門損兵折將,不能就這麼算了,也先想撈回點本兒來。於是,「寇轉至西直門」,在這裡負責「歡迎」他的是都督孫堂,孫都督的歡迎方式就是手持大刀,身先士卒(「斬其前鋒數人」),這時候,石亨的援軍趕到了,如此規模的「歡迎儀式」,讓也先感覺特別不適應,他掉頭就走(「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在彰義門,瓦剌兵受到了差不多的待遇(「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總之,也先碰了一鼻子又一鼻子灰,估計快出鼻血了,他只好撤退到土城。

這裡同樣不歡迎也先,居民們爬上屋頂,磚頭瓦塊,可能還夾帶著夜壺之類的,雨點一樣的砸向瓦剌兵,同時還用嗓子配以音響效果(「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嘩聲動天」),明將王竑和福壽也帶著追兵趕到了,也先只剩一條路了--跑吧。

相持了五天,也先要談判沒人搭理,在戰場上又挨揍,這份沮喪真是難以言表。那感覺,就像正在做一個美夢,在夢裡大元帝國就要復興了,這時,突然有人在耳邊喊:「也先,起床,要尿炕了。」而這個喊醒他的人,就是于謙。不過,現實連沮喪的時間也不肯給也先,探馬來報,大明各路勤王的部隊正在紛紛開赴京城,也先知道,再耽擱下去,自己的性命多半也要交代在這兒,只好帶著明英宗「由良鄉西去」。于謙卻不肯這麼放他走,「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于謙的《出塞》詩記錄了這場保衛戰的勝利:

 

健兒馬上吹鬍笳,旌旗五色如雲霞。

      紫髯將軍掛金印,意氣平吞瓦剌家。
 
      瓦剌窮胡真犬豕,敢向邊疆撓赤子。

      狼貪鼠竊去復來,不解偷生求速死。

      將軍出塞整戎行,十萬戈矛映雪霜。

      左將才看收部落,前軍又報縛戎王。

      羽書捷奏上神州,喜動天顏寵數優。

      不願千金萬戶侯,凱歌但願早回頭。


  
瓦剌兵退,京城解了圍,「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于謙卻說:「仗都打到家門口了,這是卿大夫的恥辱,我怎麼還能邀功請賞呢!」因而「固辭」,可是景帝不答應,非賞不可。自此,直至景泰8年正月英宗復辟前,于謙在朝中始終一言九鼎。

自朱元璋罷免胡惟庸,中國再無宰相之位,然而,于謙在景泰年間的地位和影響,乃是事實上的宰相,應驗了當年那位高人「他日救時宰相」的預言。

3.清廉自守

轉眼明英宗在蒙古住了快一年了,這期間,于謙堅持不和瓦剌講和,又設計殺了那個給也先充當狗頭軍師的太監喜寧。也先越發覺的,把英宗留在身邊,討不到半點便宜,還得免費給提供食宿,這買賣虧大了。於是,也先接連派出使者,提出要把英宗送回去。大臣們商量派使者去迎接,景帝不高興了:「我本來不想坐這個位置,是你們把我推上來的。」言外之意是:「我哥哥回來了,我們倆如何相處?」于謙給了他一個定心丸:「皇位已經定了,不能再改,我們得快點把他接回來。」景帝態度馬上變了,連說:「聽你的,聽你的(「從汝」)。」於是,先後派李實、楊善前往把英宗接了回來,安置他住在南宮。所以,《明史》上說,英宗最後能回家,是「謙力也」,然而,于謙從不以此居功(「上皇雖歸,口不言功」)。

土木之變後,明帝國國力大衰,湖廣、貴州、廣西、瑤、侗、苗、僚等處變亂蜂起,調兵遣將,平息叛亂的重責,都擔在于謙一個人肩上。在戰事急迫,瞬息萬變的當口,「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于謙的同僚和下屬「相顧駭服」。

此時的于謙已經位極人臣,然而,他並未得勢忘形,生活依然簡單儉樸,居住的房子僅能遮擋風雨而已。景帝把西華門的一處豪宅賜給他,他推辭說:「國家多難,作臣子的怎麼敢只顧自己享受。」以往皇上賜給他的璽書、袍服、銀錠之類,他也全部封好,寫上說明,只是每年拿出來檢查一下。

有一年,于謙過生日,皇上派人送給他一隻金座玉貓。誰知管家根據于謙的叮屬把送禮的太監拒之門外。太監有點不高興了,就寫了「勞苦功高德望重,日夜辛勞勁不鬆。今日皇上把禮送,拒禮門外情不通。」四句話,叫管家送給于謙。于謙見了,在下面添了四句:「為國辦事心應忠,做官最怕常貪功。辛勞本是分內事,拒禮為開廉潔風。」太監見于謙這樣堅決,無話可說,回去向皇上覆命去了。

景帝深知于謙的為人,因而「所論奏無不從者」,景帝想任用哪個人,總要事先悄悄問問于謙的看法,于謙總是據實以答,「無所隱,不避嫌怨」。這下得罪的人就多了,那些不稱職的人都怨恨他,不像于謙那麼得皇上信任的,也妒嫉他。然而,「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這句話在于謙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驗證,于謙的剛正並未因此而有絲毫改變。

當初那個建議南遷的徐珵托了個熟人,求于謙推薦自己作國子監祭酒,于謙向景帝推薦徐珵,景帝的記性倒是很好,一聽這名就想起來了,原來是那個業餘預測愛好者啊,這人不行啊,會把國子監那些學生帶壞了(「將壞諸生心術」)。徐珵不知道于謙給他說了好話,還以為于謙故意擋他的仕途,「深怨謙」。這小子後來把名字改為徐有貞,可是對于謙的怨恨依然沒改變。

武將石亨,在北京保衛戰之前,本來因為違犯軍法被削了職,是于謙請求景帝重新起用了他,還讓他「總兵十營」,但他因為害怕于謙而不敢放肆,覺的自己總是束手束腳,因此也不喜歡于謙。京師保衛戰中,石亨的功勞並不比于謙大,但是卻得到世襲侯爵,內心覺的不太踏實,於是他上疏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景帝因此下詔讓于冕到京師,于謙推辭不肯:「國家在多事之秋,臣子在道義上不應該顧及個人的恩德。石亨身為大將,沒聽說他舉薦一位隱士,或提拔一個士兵,以補益軍隊國家,而只是推薦了我的兒子,這能得到公眾的認可嗎?我對於軍功,極力杜絕僥倖,絕對不敢讓兒子濫領功勞。」

于謙稱得上是維護中國傳統道德價值觀的典型代表,在傳統的道德價值觀中,善惡是非是有固定的尺度去衡量的,決不會因為某人對自己好,就認為某人好,反 之,也不會因有人對自己不好,而另眼相看,甚至打擊報復。這番話出自于謙之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並非他對石亨有甚麼個人意見。然而,石亨並不是個道德君子,他因此事對于謙怨恨更深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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