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17日訊】英國《經濟學人》報紙近日在對中國政局的一篇評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知識份子圈子裡正流行閱讀托克維爾的講述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這本書跟中國現狀最有共鳴的是，舊制度在革命中倒下不是因為他們抵制變革，而是他們試圖改革但是打破了他們點燃的期待。如果托克維爾說的是對的，那麼習近平將面臨一個無解的困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成為最大的危險。
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的人口在增長，財富在增加，人們變得更勤奮，更有創造性，國家一派繁榮景象。而在當時歐洲的德國等大部份國家，全都是君主制和農奴制，法國的農民恰恰是這些國家中境況最好的，受到的壓迫也是最輕的。因此托克維爾在書中提出了關鍵的問題：「何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大革命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但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路易十六也絕非暴君。僅從下面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國王的獵物在狩獵區邊緣毀壞了農民的莊稼，國王還表示應該予以賠償。
因此，在路易十六這位開明、民主的國王統治下，社會的不滿情緒卻正在加劇，為甚麼？民眾的仇恨情緒並非只針對國王，而是針對一切舊的制度。
社會的繁榮未必保證社會不會動盪，這也可以從唐朝安史之亂中得到印證。安史之亂前，唐代經濟繁榮到了頂峰，國家倉庫和農戶家中存有大量糧食，但這不妨礙動盪和拐點的到來。對於繁榮何以加速革命的到來，孔子說：「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與法國大革命不同的情況是中國歷史上明朝的滅亡。從表面上看，明朝滅亡的導火索之一是朝廷的一項經濟改革政策：整頓驛站。驛站在古時不僅僅擔負著現代郵政系統的功能，其主要職能是傳遞公文，並為過境的官員提供服務，同時是交通樞紐，起到傳輸軍事物資、傳遞軍事情報、管理國家事務的作用。公元1628年崇禎皇帝即位時，明朝已經風雨飄搖，國內民變四起，國外強敵虎視。內憂外患和連年征戰，耗資巨大，朝廷陷入了財政危機，崇禎便下令在全國整頓驛站，裁撤驛卒，以節省財政支出。於是，一個驛卒失業了，這位國家公務員的名字叫李自成。
在當今的中國，恰恰同時體現了法國大革命前和明朝滅亡前的景象。一方面，中共新領導層試圖通過繼續改革來解決社會矛盾與走出困局；另一方面，中國社會陷入的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危機，積弊難返，其實，無解的難題從江澤民時代已經種下。
就像明朝的滅亡一樣，看起來勵精圖治的崇禎是亡國之君，其實明朝滅亡的種子早已種下：崇禎的祖父萬曆皇帝消極怠工將近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朝政。這一點和中共新領導層面臨的情況頗為相似。
比如，如今阻擋中國社會走向民主憲政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持續了近14年、現在還在進行的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迫害，而這場迫害由江澤民發起，消耗了大量的國家資源。有消息披露，胡錦濤接班後，曾下令成立中央特別調查組對江當政時在鎮壓法輪功上的財政資源投入情況進行了秘密調查，發現鎮壓高峰時期（1999～2002年）的財政資源消耗高達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一半的社會綜合資源，一般時期也使用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國家財力。另有消息透露，比例最高時，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四分之三的資源被用來維持迫害法輪功。一名國務院財政部官員明確說到：「鎮壓政策是錢堆出來的，沒了錢，鎮壓就維持不下去。」這些是造成中國經濟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另一方面講，面對中國經濟、金融等方面的巨大危機和困境，中共新領導人採取的措施和計劃都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金融市場所需要的自由市場的框架與結構，與中共的制度一黨獨裁有著無法調和的衝突矛盾，水火難容。
因此，在中共的體制和統治下，中國社會面臨無解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