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三「千金小姐」
我的世界（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之二
（接上26）
比我晚一年出世的弟弟京明和我不一樣，從小思想就很獨立。他酷愛自然科學，讀了許多通俗的科學雜誌。儘管這類雜誌和其他出版物一樣不可避免會有政治宣傳，但它們也報導了西方科技進步的情形，這些讓京明印象十分深刻。他完全被這些雜誌所介紹的鐳射、氣墊船、直升機、電子儀器和汽車等圖片所吸引。此外，「參考片」也使他見識到西方科技進步的情形。他開始對學校、新聞媒體和大人所說的資本主義世界是地獄的話表示懷疑。（此處刪去一句）。
由於美國具有最先進的科技，京明就特別注意這個國家。十一歲那年，一天他興奮地在餐桌上向全家描述美國在鐳射方面的新發展，說著說著向父親表示他很崇拜美國。父親一下子茫然以對，不知說什麼才好，看上去非常憂慮。好一會兒，他才摸著京明的腦袋，對母親說：「我們該怎麼辦呢？這孩子長大了一定是右派！」不到十二歲，京明就根據兒童科學書上的圖片，完成了幾項「發明」。其中有一個是他想用來觀察哈雷慧星的望遠鏡和用燈泡的碎玻璃片燒製的顯微鏡。有一天，他想改進一把可連續發射鵝卵石或羅漢果的橡皮筋「槍」。為求逼真的音響效果，他向一位父親是現役軍官的同學討一些子彈殼，以燒制撞擊發聲裝置。這位同學找到一些子彈，拔去彈頭，掏空彈藥，把彈殼給了京明——沒想到雷管還留在裡面。京明用剪碎的牙膏錫管充填到彈殼裡，用火鉗夾著放到廚房的煤爐上烘烤。當時爐上有個水壺，京明把火鉗伸到水壺下面時，突然一聲巨響，壺底炸出一個大洞。大家都跑來看出了什麼事。京明給嚇壞了，倒不是怕爆炸危險，而是怕我父親——父親在我們心目中很嚴厲。
但父親並沒有打京明，甚至沒責備他。他只盯著京明看了一會兒後說，他已經嚇得夠厲害了，應該到外面散散步。京明如釋重負，連蹦帶跳地跑走了。他沒有想到自己能如此輕鬆過關。等他回來後，父親對他說，在沒有大人指導的情況下，不得再做任何實驗。不過父親沒有嚴格約束他，京明很快就又我行我素。
我幫京明做過幾次實驗。有一次，我們做了一個以自來水為動力，可以把粉筆打碎的粉碎機模型。當然這是京明動腦又動手的，我只有三分鐘熱度。京明和我同讀實驗小學。達力先生也教他的班級，他為京明打開了科學世界的大門，京明一直很感謝他。
我的二弟小黑出生於一九五四年，是姥姥的寵兒，但我父母很少關注他，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他已從姥姥處得到不少愛了。他本能地覺得父母不太喜歡自己，所以總在他們面前畏畏縮縮。這使得我父母很煩。特別是父親，他不能忍受照他看來不直接了當的行為。
有時父親被小黑惹火了，就打他一頓。但事後父親又後悔了，有機會就摸摸小黑的頭，說自己不該發脾氣。姥姥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和父親吵，父親又會怪她慣壞了小黑，結果他們之間的關係老是緊繃繃的，姥姥因此更疼小黑。
我父母認為只有兒子可以打罵，對女兒則不能這樣。我姐姐小鴻只挨過兩次打。一次是在五歲時，她非要在飯前吃糖果不可，飯菜端上桌後，由於嘴裡還在嚼水果糖，她又嚷嚷說吃什麼都沒有味道。父親回頭瞪了她一眼說：「叫妳不要吃糖偏不聽。」小鴻一聽覺得挨了罵，哇的一聲就哭了起來，把筷子扔到房間對面。父親一下子火了，隨手給她兩巴掌。她馬上抓起一把雞毛撣子就打父親，他從她手中奪過雞毛撣，小鴻又抓起掃帚。一場混戰後，父親把她鎖進了我們的卧室，嘴裡不停地說：「慣得不成樣子了！真給慣壞了！」我姐姐沒吃成這頓午飯。
我姐姐在她童年時代很任性。不知為什麼，她絕對拒看電影或戲劇，也拒絕旅行。有許多東西她討厭吃。要她喝牛奶、吃牛羊肉，就好像給她灌毒藥似的。我小時候因為跟她學，錯過了許多電影和無數美味佳肴。
我卻不任性，還不滿十歲，大人們都說我懂事。我父母從來沒對我動過一根指頭，也沒罵過我。他們難得的批評也很審慎客氣，好像我是個成人，自尊心容易受到傷害。他們給了我很多愛，特別是父親。晚飯後，他常常帶我去散步或去他朋友家拜訪。他最親密的朋友都是些老革命，聰明能幹，而且背景上似乎都有什麼「污點」，因此職位都不高。有一位朋友曾是毛澤東的挑戰者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的軍官；另一位是唐璜似的風流才子，他的妻子——也是位黨的官員，總板著一張冷冰冰的面孔，我父親儘力迴避她。我喜歡這些成人聚會，但更喜歡一個人悄悄呆在一邊讀我喜愛的書。學校放假時，我整天都一邊咬著自己的辮梢，一邊讀書。除了文學和一些較簡單的古詩集外，我還喜歡科幻和探險故事。我記得有一本科幻小說描寫一個人在另一座星球上只呆了幾天，返回地球時，發現已是二十世紀了。所有事物都變了，人們吃裝在膠囊內的食物，乘氣墊船旅行，用電視通話。我渴望能生活在這些擁有神奇發明的世界裡。
童年時代，我急著快點長大，常夢想長大後要做什麼。從開始閱讀、寫字起，我就喜歡看儘是文字的大部頭書，而不喜歡小人書。我也很性急，吃水果糖從來沒耐性慢慢吮，總是一進嘴就幾口嚼了，甚至連喉片也咬碎吞了。
我和弟弟、姐姐相處融洽。按傳統，男孩子和女孩子很少在一塊玩。但我們是好朋友，彼此關心，不會忌妒或競爭，也很少吵嘴。我姐姐一看到我哭，自己也會哭起來；聽到別人表揚我，她會很高興。我們之間的良好關係常被人誇讚，別的孩子家長常請教我父母是怎樣教育孩子的。
父母和姥姥共同營造了一個愛的家庭。我們只看見父母相愛，從沒有見過他們吵架。飢荒年之後，我父母和大多數幹部一樣，不再像五十年代那樣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了，家庭生活占據了較重要的位置，也不再被視為對共產黨不忠誠。我父親這時已四十出頭，人也成熟了，變得和我母親更親近。他們有較多的時間在一起，隨著年紀漸長，我看見他們越來越相愛。
我聽到父親告訴母親，他的一位同事對她的恭維話。這位同事的妻子素有美人之稱。「這是我們倆人的好運氣，老婆這樣出色。」他對我父親說，「看看周圍，她們倆是無人可及的。」我父親很是得意，以一種喜不自勝的表情回想當時的情景。「當然，我客氣地笑了笑，心裡可在想，你老婆怎麼可以跟我老婆比？我老婆才更出色呢！」
有一次，我父親參加了一個為時三星期的招待全國各省宣傳部部長們旅遊全國的觀光團。在父親整個官宦生涯中，這是他唯一的一次旅遊，這個團一路上備受禮遇，還有一位攝影師隨行幫他們拍照留念，但我父親卻覺得若有所失。到了第三個星期，旅遊團到達上海時，他想家想得不得了，借故說不舒服，飛回了成都。從此以後，我母親就叫他「老傻瓜」，你的家飛不了，我也丟不了，就這一星期你都玩不下去？你看你平白失掉了多好的遊覽機會啊！但我能感覺得到，母親其實是蠻高興我父親會如此想家。
我父母最關心小孩的兩件事是：學業和品德。無論工作有多忙，他們常檢查我們的家庭作業，也經常和老師聯繫，希望我們在學業上出人頭地。飢荒年後，他們有較多的空閑時間，對我們的學習情況更加關心。晚上他們輪流給我們做課外輔導。
母親是我們的數學教師，父親輔導我們國文。這些晚上對我們來說是個嚴肅的時刻。我們可以進父親書房去看書，書房裡硬皮精裝書和線裝古書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翻書之前，我們得先洗手。我們讀過大作家魯迅的作品，也讀了唐宋詩詞，有些詩即使是大人也難理解。
父母也十分注重我們的道德教育，父親想讓我們長大後成為誠實而有人格的公民。對他來說，共產主義革命其實說是道德革命。他給每個兒子各取了個能表達他理想的名字：「直」，正直、誠實，給了京明；「朴」，樸實無華，給小黑；「方」，廉正、不圓滑，給了小方。我父親相信這些都是舊中國缺少的品質，共產黨革命就是要復興這些東西。
一次他訓斥京明。原因是他用公家信箋做紙飛機，我們用家裡的電話得先徵求他同意。由於他的工作包括新聞媒體，公家提供給他多份報紙和期刊。他鼓勵我們看，但不許拿出書房。每到月底，他就把它們拿回部裡上交，因為舊報紙都賣給舊貨收購部門，他不要占國家一丁點兒便宜。為了幫他檢查報紙是否齊全，我不知花了多少枯燥的星期日。
父親對我們很嚴格，這使他和姥姥、和我們之間不時關係緊張。一九六五年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帕花公主到成都表演芭蕾舞。這對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社會來說是樁極為新鮮的事，我非常想看演出，由於父親的職務關係，他常有新上演節目的招待票，而且通常是貴賓座。他常帶我去，這一次，他因事不能去，但給了我一張票，不過卻要我不得坐在貴賓座上，得找人換到後排。那天晚上，我手裡拿著票站在劇場門口。觀眾們蜂擁而入，拿的全是招待票，座位好壞視職位高低而定。當演出就要開始時，我仍站在門口，不好意思吆喝換票。入場的人漸漸少了，我急得差點哭出來了，心想要是有個不那麼嚴厲的爸爸就好了。正在這時，我看見一位父親部門裡的青年幹部，就鼓足勇氣，從後面拉了拉他的衣角，懇求他換票。他笑了，立刻同意讓我去坐他的後排位子。他一點兒也不覺得意外，我父親對孩子管教嚴格在省委大院是出名的。
一九六五年新年，為慰勞教師舉辦了一場特別演出。這次父親帶我去看，但他不讓我和他坐在一起，把我換到最後一排，說我坐在教師前面不合適。結果我幾乎看不見舞台，心裡直氣爸爸。後來我聽老師們讚揚他的周到，教師們看到一些高幹子弟懶散地半躺在前排座位上，感到很刺眼。
縱觀歷史，權貴子弟往往驕橫無禮，令老百姓大為反感。有一次，一位新來的門衛沒認出一個住在大院的女孩，不讓她進來，結果她對他大吼大叫，還用書包打他。有些孩子常粗魯地衝者廚師、司機和其他公務員直呼其名，這樣對長輩是一種大不敬。有一次我目睹一個男孩子把飯菜退回小食堂，指名道姓地說廚師飯菜做得不好吃。那位廚師流露出深受刺傷的眼神，但什麼也沒說，顯然是不想得罪孩子的父親。有些家長對孩子的紈褲作風不以為非，我父親卻非常生氣，「這種幹部怎麼會是共產黨員！」我父母親教我們要懂禮貌、尊重別人，稱服務員「叔叔」、「阿姨」。我們在餐桌上吃完飯後，總把用過的碗筷送回廚房，我父親說這樣做是尊重廚師。這些瑣碎小事使我們贏得大院職工的好感。我們回來遲了，廚師會把飯重新溫熱。花匠給我們花和水果。司機會樂意繞路接送我們——當然是瞞著我父親，因為如果他不在車上，我們不得坐他的車。
我們的現代化公寓在第三層樓上，陽臺面朝大院院牆，牆外是泥巴石子路面小巷，對面是一排穿頭式木板連檐平房，是成都人的典型住所。這些房子都是泥巴地面，沒有廁所或自來水。房子正面是用直立的木板一塊接一塊拼成的，其中兩塊木板構成了門。前面的房間直通裡面一間，這一間又通到另一間，一連幾間就是一戶人家。房子後門通向另一條街道。由於房子兩側的牆與鄰居共有，這些房子都沒有窗戶。居民們為了通氣透光，得讓前、後兩面門敞開著。盛夏夜晚，他們坐在狹窄的街緣上讀書、補衣或聊天。從他們坐的位置可以直接仰視我們寓所亮晶晶的玻璃窗和寬綽的陽台。我父親說不要刺激住在小巷裡的人們，不許我們在陽台上玩。
夏季晚上，小巷裡居住的男孩子常常沿街叫賣蚊香。他們吆喝著一種特別的調子，「蚊香喲蚊香」以吸引買主。我的夜讀就這樣被這種悲傷的調子所縈繞。由於父親的不斷提醒，我明白能在寬敞、涼爽、有嵌木地板和防蚊紗窗的房間裡看書是一種特權。「不要認為你們比那些賣蚊香的孩子高一等」，他說，「你們不過是運氣好。我們為什麼要搞共產主義？就是為了讓每個人都住進像我們這樣的房子，住進更好的房子。」
父親的教誨，使我逐漸對自己的特權感到羞愧，每聽到大院裡一些男孩子，站在陽台上模仿窮孩子叫賣蚊香的小調，我都為他們感到羞恥。當我隨父親乘轎車外出，司機按著喇叭穿過擁擠的人群時，我覺得窘得不得了。人們一往車裡窺視，我就往座位底下滑，以避開他們的目光。
十一、二歲時，我就是這麼一個嚴肅的姑娘。我喜歡獨自沉思，想著那些令我困惑的道德問題。兒童樂園、做遊戲早已引不起我的興趣，和別的女孩子在一起說長道短，我也覺得沒意思。儘管我容易接近，也招人喜歡，但是我和別人之間似乎總有一段距離。在中國，人們相互間很容易熟得不分你我，特別是女人們。但我從孩提時代起，就喜歡獨處。
父親注意到我性格的這一面，曾稱讚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當我的老師要求我要有「集體主義」精神時，父親卻告訴我，過分「甜如蜜」、「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沒什麼好處。父親的教育，實際上就是給我英文所說的privacy與space。這兩個詞中文沒有完全對應的字，但這不等於中國人沒有這類要求。京明也堅持要有自己的生活，不了解他的人以為他孤僻、脾氣古怪。事實上他愛交際，也惹人喜愛。
父親常對我們說，「我覺得你們的母親用『自由放牧』的方式來培養你們，實在是好。」父母讓我們自在生長，任我們保有自己的天空。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