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6月17日訊】 孟姜女哭長城，為後世留下了秦始皇暴政的歷史回音，「暴戾於民」正是秦王朝短命的歷史演繹。網上曝光的一組長城照片，讓人很是感慨，四位八旬老人身穿狀衣，蹬上八達嶺長城喊冤，血淚控訴當朝非法強遷，震驚國內外遊客，這一切都會載入歷史史冊。
話說百姓鳴冤，能跑到當朝主政的京城喊冤的，必是在地方得不到解決的民怨。是冤民無奈之下，或尚存一念到黨媒歌功頌德「偉、光、正」的中央去討個說法。來到北京後，這最後一點希望也就澄清了。上訪無門，管事當官的沒得見，倒是遭到警察便衣、截訪人員們「及時周到」的「圍追堵截」，或被押送到京城特地招待訪民的「黑監獄」，或是被遣送到各地「黑監獄」。到哪說理去？冤情誰聽啊？在從天安門到長城，從撒傳單到穿狀衣，「鳴冤」景觀正成為北京名勝的人文特色。
當局為甚麼不傾聽民聲？百姓在當朝的眼裡到底是啥地位？說的比唱的好聽的那些上鏡的公僕們怎麼「為人民服務」的？八旬老人，應該安享晚年，如今家沒有了。老「無」所養也就算了，僅剩的度晚年的窩，也給人家毀了，無家可歸了，這不是要把人逼到絕路上嗎？憤然之餘，不免想起有關唐王李世民的一段佳話。善惡正邪，歷史為鑒。
某年，唐太宗與長孫皇后、魏徵等一行微服私訪，在南陽由於意外，被百姓知曉皇帝出巡來此。路上，被一老農夫攔駕。太宗請問老人有事上奏？老人卻要求太宗下詔罪己。唐太宗被怔住，不知錯在哪裏？老人指責皇帝出巡會擾民、影響百姓正常生活。太宗忙解釋到微服出巡是為了瞭解百姓疾苦，不會擾民。此地被百姓知道，只是意外。老者卻微詞激昂，被太宗逐出。
魏徵是唐太宗的諫官，馬上進諫道：「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善而從。將進諫之人趕走，天下人會認為陛下拒諫。這樣一來，向您進諫之人將會越來越少。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如無人敢向陛下進諫，陛下將很難瞭解到事情的真相，請陛下明鑒。」
長孫皇后堪稱歷史上的千古賢後。她在一旁說：「雖然老者言語偏激，但他敢於進諫的行為是值得嘉獎的。將他趕出門外，會傷害天下百姓進諫之心。擇善而從之，擇不善而改之，這才是治國之道啊。」
唐太宗不愧為明君聖主，他馬上反省，要去老者家登門道歉。老農夫不敢相信皇上「九五至尊」會向他道歉，太宗表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天下百姓利益，進諫有功，應得賞賜。老者謝絕獎賞，於是太宗賜給他一個「布衣諫官」的匾額，以示嘉獎。
傳統文化中「民為國之基礎，為政者必須以仁民愛民為要務，這是為政的關鍵。」儒家思想認為「為政者仁民愛民」，要站在百姓的立場上，瞭解民心，順應民意，與民同憂樂，愛惜民力，取信於民。唐太宗為政即是「民為邦本」，「立國，先須存民；國家富庶，先須百姓衣食有餘。民怨不除，乃國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可見，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為君之道。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古代的帝王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都要公開向上天及萬民認錯並立即改過下達「罪己」的昭書。唐太宗為政即是從修身做起，作民眾的道德表率，以此成就盛世天朝的千古美譽，開創了「貞觀之治」的輝煌。
歷史記載，唐太宗的大將黨仁弘因貪污被告發，大理寺依法判處死刑。唐太宗覺得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捨不得殺他，於是便下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流放邊疆。事後，唐太宗心裏很不安，覺得自己感情用事，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很不應該。於是他把大臣們召到金殿，沉重地向大臣檢討說：「國家的法律，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出於私念，不受法律制約，失信於民。我袒護黨仁弘，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於是，唐太宗寫了一道《罪己詔》，檢討自己「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讀後，下令立即將他的《罪己詔》向全國的臣民公佈。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盛衰、興亡。唐太宗時期，國家富庶，政治清明，萬國來朝，是與他推崇儒釋道文化，以儒家的仁義治國、道統天下分不開的。
回首短命的秦王朝，統治者嚴刑峻法，暴虐百姓，民眾苦不堪言。民間「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社會道德衰敗，最終百姓揭竿而起。
那麼，當朝中共這個獨裁政權呢？其捧著舶來的共產主義「無神論」「鬥爭哲學」，在歷史中充分演繹「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腥風血雨，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在纍纍血債堆上，它卻從來標榜自己「偉、光、正」，這是何等的暴虐無恥？在顛覆傳統文化後，中共「假、惡、鬥」的黨文化大行其道，最終導致社會陷入「假、惡、鬥」的空前亂象，國家公信力、社會誠信、人間真情隨即坍塌，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中共不講道義、不講人權、不講法律，以何談民生？而今中國到處民怨鼎沸，天怒人怨，中共邪惡政權還夢想苟活？
以史為鑒，中共滅亡還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