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健檢工作坊」的第三天下午，台上正在報告的是「夢想DNA—華語演唱會走向世界之路」的工作團隊。
工作坊老師之一、來自大陸的導演應亮說，他對五月天瞭解有限，但是他要先感謝五月天最近表達支持香港學民思潮的「反洗腦國民教育的運動」。最近有三個香港學民思潮的高中生在宣讀了「絕食宣言」後，展開三天的絕食活動。
我接在應亮導演後面，繼續從香港這個「社會運動」角度，說出我對這部拍攝演唱會的紀錄片的意見。我從絕食宣言中所引用詩人北島的詩說起。北島的詩是這樣寫的：「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 我只想做一個人」。
「夢想DNA」紀錄片中有一段引起了我的興趣。在五月天的演唱會開始前，演唱會的製作人不斷問著阿信一句話：「什麼時候可以放『人』進來？」我們看到，當「人們」從四面八方湧進演唱會場時，被加快速度播放的人們，看起來如螞蟻般的渺小、脆弱。因此我建議導演不妨從這樣的角度去思考：「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只想做個人是什麼意思？人應該有的條件又是什麼？演唱會又能給人帶來什麼鼓舞和撫慰？五月天的自覺和社會關懷，為何不同於其他的藝人和歌手？是一種自我覺醒，或是其他理由？」
我說得有點激動，因為在台北即將有一場由學生們和社運團體發起的大遊行，這幾年這樣的遊行已經很少了，最近朋友們談的，幾乎都是同時發生在香港和台灣的這兩個由年輕人發動的社會運動。於是，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一年冬天，我和幾個電影工作者飛到韓國三十八度線以北的雪嶽山，去尋找有雪景的地方作為下一部電影的拍攝場景。回程時，在首爾碰上了韓國大學生非常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韓國警察刑求一名大學生樸鐘哲致死。那是一九八七年，軍事強人全斗煥獨裁統治著韓國的最後一年。
那個時代，剽悍的韓國大學生總是站在對抗極權統治的第一線，手段相當激烈，終於導致這樣的悲劇。元月七日近中午時分，我們行經南大門，韓國大學生們身上戴著孝，遇到經過的路人便發著印有樸鐘哲遺像的傳單，全副武裝的韓國鎮暴警察毫不留情用催淚瓦斯對付遊行隊伍，連路過的行人也四處躲藏。下午兩點正，經過示威遊行現場的車子一起發出喇叭聲表示聲援學生，我們也被催淚瓦斯噴得蹲在地上想吐，然後也跟著高聲吶喊，像是從台灣趕來參加示威遊行一樣。
回到旅館打開電視機，想看看韓國的媒體如何報導這件事情。有一名外國記者訪問一名韓國公務員，問他為什麼願意為獨裁政權服務，公務員的回答讓我至今難忘—他說，他不是為獨裁政權服務，他是為韓國的未來努力工作。他說，只要大家都肯努力工作，讓韓國成為一個更進步更現代化的國家，獨裁者自然無法立足於這樣的國家，他們遲早會被人民唾棄。
那一年七月，台灣政府也宣佈了解除戒嚴令，台灣社會比韓國更早跨入民主自由的政治，二十六年過去了，韓國果然急起直追，在許多領域大步超前了台灣。我總會想到二十六年前，親眼目睹在催淚瓦斯下繼續勇敢挺進的韓國大學生們，還有韓國公務員那一席動人的談話，這真是一種意志的考驗，也是一種志氣的展現。
「紀錄片健檢工作坊」的第四天下午。正在報告的是「25公尺的泳氣」，三個還在大學讀書的女學生看來有點緊張，她們想知道要如何誘導那些小學生說出更多精采的內容。另一個老師是來自立陶宛的年輕製片人妲內，她建議說：「想要『得』的唯一好方法，就是要能先『給』。」並舉了一個法國導演拍攝關於小孩子紀錄片的例子，她說導演要先花很多時間陪孩子們去看電影、去玩耍，彼此混得很熟，取得信任了，才逐步進行拍攝。
在台北的大遊行已經開始了，朋友用簡訊回報說，人數比預期的多了好幾倍，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學生和年輕人！「年輕人不是好欺負的！」朋友這樣寫著。
韓國社會能有今天的進步，因為大學生總是扮演改革的先鋒；香港社會這次能逼迫原本態度強硬的政府，在國民教育教材上做出重大讓步，學民思潮的青少年們功不可沒。年輕人，當現實社會中大魔頭的腳已經踩在你的臉上時，別以為那是在玩線上遊戲，你要大聲地喊：「痛！」不然大魔頭會用腳踩扁你的臉！@
摘自 《世界雖然殘酷，我們還是……》 圓神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