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9月13日訊】我已經很多年不信馬列了——由一個篤信者變成了不信者。後來之所以不再相信，倒不是因為出於私人感情的甚麼因素，而是完全看透了它的來龍去脈，看到了它的盡頭。這篇文章並不想用雄辯的方式把辯證唯物論駁倒，也無心展開一場殺氣騰騰的批判。我只是想平靜而理性的反思這個影響了我很多年的哲學。初次接觸「馬列」，即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大約二十多年前，我上中學的時候。那時候我讀了一本《通俗哲學》，當時很欣賞和認同書中的理念。在這個基礎上，我繼續讀了不少的相關的書籍，並經常聯繫實際深入思考，逐漸掌握了這門哲學裡面的各種基本原則和思想方法，我認定自己為一個「徹底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然而，再後來，經歷了大約二十年思想的積澱與不斷反思，我否定了當初篤信的理念，從我今天的認知看來，這套理論，看來是錯的。當然，質疑辯證唯物論這套東西，它不可能是一個小的話題，畢竟這是一套不斷修訂了數十年的學說。我們只能抽絲剝繭的把各個方面逐漸展開來分析，以便看到其中的問題。
國內流傳的辯證唯物論，又稱馬列毛思想，是一個由部份正確的理論為基礎，推導出錯誤的結論，又把這種錯誤結論作為核心精神的理論。例如它認為，「世界是物質構成的，物質的本質就是客觀實在性」。這個基礎論點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它由此闡述：「物質決定意識」、「神是不存在的」，這就出現了問題。首先，物質為甚麼要「決定」意識呢？憑甚麼說前者決定後者呢？物質和意識原本就是一個東西，這樣不可以嗎？無論是一些宗教的典籍也好，還是很多其它的哲學，認為「萬事萬物皆有意識」，只是說，不同的物質、生命，它們的意識的展現形式差異十分巨大而已。原本一切物質皆有靈性，任何物質都存在著廣義的意識。辯證唯物論卻一定要從概念上割裂出「物質」和「意識」兩個東西，同時一定要用狹隘意義上的人類的大腦思維活動方式去衡量其它的物質運動，從而否定其它與人類方式不同的意識的存在。
意識依賴於人類大腦而存在，這個結論本身就是一個武斷的結論——這一點哪怕是對於人類自身，也是如此。有很多有巨大成就的科學家，以及長期修行的人，他們對自己的意識活動的體察比普通人要細微的多，這些人發現，當他們在思考很深的問題的時候，他們的大腦思維反而是非常平靜的，他們卻經常感覺自己的精神其實是聚集在心臟位置，是在這個地方，微妙的發出了原始的意識，包括靈感；自己真正的思維，是在這個狀態下進行的——從這個角度看來，大腦，未必是人真正意識的來源，它只是一種翻譯放大設備和信息存儲設備，負責把生命真正原始微妙的意識，在大腦部位的松果體組織中形象化，需要時還會翻譯成為人類語言，類似於電子設備中的「功放」裝置。這樣看來，生物的靈性和意識，並不依賴於大腦等高級神經組織而存在，只是具備複雜大腦的生物，能夠將自己的意識信息加強到有形能存儲的程度，甚至於能夠適應社會化的溝通而已。而意識本身，並非有大腦的生物的專利，甚至於未必是生物的專利。從無機物，到生物界邊緣的病毒，到細菌、單細胞生物，到多細胞生物、植物，然後到動物、高等動物等等，這一切生命體，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識，並沒有截然的分水嶺，怎見得意識非得依賴人腦呢？擴展這種觀點，任何物質都有一定的靈性，只是人類自身的靈性的體現形式，有大腦這種信號處理器官相輔助罷了。
當代唯物論學說說「神是不存在的」，這個結論同樣經不起推敲。首先，人類認識「神」嗎？「神」是人想像的那種樣子嗎？如果存在某種能力遠遠超越於人的帶有靈性的生命體，而其物質存在形式又和人類有巨大的差異，讓人類難以以現有的理念去認知，如果這樣的生命體可以稱為「神」的話，怎見得在浩瀚的宇宙中，他們不存在呢？即便是我們沒有看到「神」，也無法否定「神」在我們身邊，就好比人手掌心中的螞蟻，無法認知它其實是在一個巨大的生命體上行走一樣。在當今中國的很多人心裏，「神」的定義非常的簡陋，甚至於停留在童話故事的水平上，以至於很多影視作品中，神的形象都是情慾俱全的：與其說是神，不如說是帶有特殊功能的人，他們完全沒有神應有的莊嚴聖潔的境界內涵。這樣人為杜撰出來的神，當然不存在，就如人自己杜撰出來的英雄事跡一樣。
「辯證唯物論」認為，「靈魂是不存在的」，這同樣是一個武斷的結論。一個人死了，我們確實可以說這個肉體的人死了，但是並不一定代表這個肉體就構成了他活著的時候的生命體的一切。我們可以假設人的身體的某個層面是中微子構成的，就像人可以穿一件外套，同時還穿著內衣一樣，我們不妨把裡面這層身體稱作「靈魂」。現代科學表明，中微子能毫不費力的穿透很多公里的鉛板，很難與任何物質發生相互作用，具備極小的質量。如果我們的生命的某個層面是這類微粒構成的，那麼它當然很難用普通的物理方式探測到，但是它仍然是客觀存在的，這個假設和實際情況很吻合；如果我們的「靈魂」，或者說「元神」恰好就是這種組成形式，那「靈魂不存在」這個結論豈不是錯的？辯證唯物論怎見得斷定沒有這種可能性呢？實際上，西方很多科學家，早就在著手做這方面的研究。著名的「二十一克」的說法，就是那些科學家所測量出來的靈魂離開肉體後人體失去的重量。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悖論，足以證明靈魂的問題並非那麼簡單：眾所周知，人體是由化學物質構成的；那麼我們不妨假設有一種科學技術，比方說是一種絕對的3D複印技術，能從原子層面複製一個物體——這未必是做不到的，因為原子雖然微小，但人體的原子數量仍然是有限的定數，所以，複製一個人體，是完全可以想像的——當一個人的身體，被這樣複製了一份，那麼，這兩個身體，哪個是他呢？如果是狹隘唯物論者來看，就會出現矛盾，只能說兩者都是這個人；如果是傳統修行人看來，則很清楚的認為，複製出來的那個身體，並非這個人，因為在他們看來，人的肉體，只不過是像一件衣服一樣；去掉這層肉身，人還有更微觀粒子構成的層層身體，即便是旁邊再造出一個一模一樣的肉體，也只不過是一件相同的衣服罷了，卻並非這個人本人，所以這個場景下，只不過相當於這個人穿著一件衣服，而他旁邊還放著一件相同款式的衣服而已。實際上，一個人的真正生命的全部，從他的肉身，到層層更微觀的身體，在宇宙的高度看來是無法複製的，因為它涵蓋了從最表面到宇宙物質的最微觀的結構，同時層層身體的信息中幾乎印記著這個生命自產生以來的全部歷史。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我們經常看到同卵雙胞胎的兄弟、或姐妹兩個，長相完全一樣，基因也幾乎相同，卻性格差異很大。
在我看來，近代的科學是辯證唯物論的皮肉，邏輯則是辯證唯物論的骨骼。辯證唯物論其實是用它的一套邏輯和概念去試圖闡釋一切近代科學，從而又由科學領域轉向社會和歷史領域。如果說，辯證唯物主義是機械唯物論的「發展」的話，但是站在更高的層面去看，兩者也差不太多：辯證唯物論只不過有了一副比前輩更靈動的骨骼關節而已，它的實質，仍然是一個精緻的概念和邏輯模型的機械體——說它精巧，是因為它的奧義也僅止於「精巧」，在真實的生命、宇宙的曼妙精微相面前，它只能歎為觀止。然而，從細節上看，這套精緻的機械玩具卻頗不簡單，它包含了「對立統一」、「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等所謂的「三大規律」，稱之為「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而其中每一規律，都自有一套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在我看來，這些所謂的「辯證法的基本定理」本身並沒有太大問題，它們在一定的層次上揭示了客觀世界運行規律。但是問題在於，這些具有一定層次的基本規律，其根本來源實際上是脫胎於早已有之的傳統哲學、宗教、乃至修煉中的法理。唯物辯證法之於後者，並未做到其鼓吹所說的「飛躍」或「科學化」，而只是抽取出了其普世能理解的表層那部份道理，將其邏輯化、概念化、有形化，並形成體系，便成為今天的樣子：「對立統一規律」及其高級發展產物「矛盾論」，不過來源於傳統典籍中的太極、陰陽、相生相剋之道；「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兩者也仍然是傳統思想中事物發展的盈虧之理、因果輪迴之道的邏輯化描述——前者之於後者，並不能稱其為「進一步發展」，也談不上「昇華與飛躍」，恰當的說，是用那種概念加邏輯的語言表達方式，將傳統哲學中簡潔的語言背後的內涵的較表層含義，從新闡述成為有形的語言描述罷了。之所以不能稱之為飛躍，是因為傳統文化中的這些東西，除了表層的道理之外，還有更高更玄妙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可能需要人經歷修行，才能體悟到，而這些則是辯證唯物論所企及不到的。
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家提到傳統哲學，總愛冠之以「樸素」二字，其潛台詞是簡單外加簡陋，殊不知，並非我們的先知先哲語言表達能力差，也並非他們肚子裡沒有料，而是他們的學說，其更高境界的內涵，必須要求人的身心境界不斷提升，才能有層層更高的領悟，而無益於在字面意思上盡言之。這種真正的領悟，是一種「觸電」的感覺，是達到那個境界的思維觸角，和那個境界的法理內涵之間瞬間打通了通道造成的。故而很多傳統的經典，從文字上都極為簡潔，無論是《道德經》，還是《金剛經》都是如此。理解道德經的字面意思並不難，直接對照古文翻譯閱讀即可；然而道德經的終極內涵，延伸至背後的太極的法理，則必須人有身體力行的修行才能逐漸昇華到層層新的高度，真正的理解——玄妙無常的太極拳，正是道家法理在人體修行上的物質體現。當代辯證唯物論，卻遠未觸及到這樣的層面，更有甚者，當代的很多「唯物論哲學家」直接用「唯心」的帽子把這一切都否定了。
但是，如果從世俗常理的角度看這一整套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體系，那麼它真的顯得非常完備：和過去的唯物論相比，它的一切邏輯關節前所未有的精緻與靈活；從所涉及的廣度來看，對現有的人類知識水準而言也幾乎是無所不包。它正是用這種概念化、邏輯化的套路，萃取了一切可能的其它學說中的合理元素，將其變成由「辯證唯物」特色的邏輯描述的道理，進而成為了「辯證唯物」思想體系的一部份，最終形成了涵蓋當代社會各種認知領域的廣度，還起了一個很酷的名字，叫做「自然辯證法」——這也無怪乎它能讓人們真的感覺 「普遍適用」。可惜的是，這種「萃取」，並沒有保留原有學說的靈魂，它只是將其皮殼剝離下來，融入到「辯證唯物哲學體系」的大的皮殼中，成為了一個皮殼的學問——它用它自己特定的邏輯，描述了現今認知的各種事物。
然而「辯證唯物哲學」就像是一襲「鎖子甲」一樣，從微觀上看，它的每一環都像是絕對真理，又由這種剛性的環環相扣的精確概念和邏輯羅織而成一個整體；然而在宏觀上，它卻是柔性而可塑的，它可以任意附和、彎曲、鋪張、包容。它可以被任何勢力穿上，做任何事情，包括最邪惡的事情。在辯論的戰場上，這襲鎖子甲有著嚴密的防護，無論對手從哪個角度攻來，它那環環相扣的邏輯，早已預備在那裏防著，故而它總能進退自如，從容抵擋，無愧於它的「辯證」稱號。但人類生活的主體畢竟不是無休止的辯論，當我們在正常的思維狀態下還穿著這件外套的時候，它會產生一種神奇的鈍化人的感知的作用。穿上這襲「鎖子甲」後，人們很難有耐性把鎖子甲的邏輯關節不斷輕柔細微化，以貼近更精微的客觀現實，相反，人們總是喜歡把原本曲折的原委簡單化，將事實按照自己的好惡刪繁就簡，用削足適履的方式填充到自己的「辯證法」套路中。這種效應在現實中非常典型，那些耳熟能詳的簡單而粗暴的「名句」都由此而來：因為這個人貧窮，所以他必然革命；因為這個人富有，所以他必然腐朽；因為這人是商人，所以他必然唯利是圖；因為這人是資本家出身，所以必然反動；因為這人是「統治階級」，所以他必然鎮壓「被統治階級」；以至於文革時期的千古名句「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文革後的「解放思想」大潮中，有人指出這種簡單粗暴的思想風氣違反了辯證法的原則，但實際上，正是唯物辯證法思維方式這種骨子裡與生俱來的機械基因，導致了其使用者總是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傾向，去試圖「適當刪改簡化」曲折的客觀事實，以附和他們所希望的簡單邏輯，這樣做的後果很簡單——直接導致認知和實際大幅度背離。
辯證唯物論還能強烈的助長人的偏執。在人們認知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有很多人會有意無意的將自己的喜好、感情揉入到對事物的評判原則中；乃至直接歪曲客觀事實本身，以迎合自己的偏好；甚至於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條件反射式的思維：一件事對我有好處，我就認為它對，對我有壞處，我就認為它錯——這是人的一種很典型的認知弱點，它能夠直接阻斷人和真知之間的溝通。辯證唯物論「鎖子甲」厚厚的皮殼恰恰為這種偏執提供了保護，它冠冕堂皇的概念和漂亮的邏輯，使藏在其下的偏執很難被注意到，更難被攻擊到；同時它的爭鬥基因，也強烈的助長著人用偏頗的方式攻擊對手，又極力保護自己的私見。「辯證法」起源於辯論，其基因中有著根深蒂固的爭辯因素，骨子裡不是進攻就是防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並非放下私念和偏見去探尋事物的本來面目。這種基因讓很多辯證唯物論者陷入偏執而不可自拔，遇到不同的觀點，非但不放下自己的偏見冷靜理性的評斷事物的真知，反而搬出種種理由和藉口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又去用似是而非的「雄辯」去壓倒對手。邏輯，已不再是梳理認知脈絡的工具，卻成了保護自己、攻擊對手的武器。這種特質並非對每個人都那麼突出，現實中它只在一部份人中體現的比較明顯。如果是辯證唯物論者具備這種特質，那麼它有可能會變得非常尖銳。有很多人都遭遇過這樣的場景：當他們和馬列毛主義者討論問題時，對方總是避實就虛、顧左右而言他；或者偷換概念、轉移話題；或者強詞奪理、走入情緒化；更有甚者，丟開話題直接質問「你到底是站在誰的立場上？」、「XXX惹著你了嗎，你非要和他過不去？」，全然已不是在探討問題了。有人說，這是一種詭辯的策略，但是在我看來，這更應該是性格本身的缺陷被助長的結果。辯證唯物論這門武功秘籍，讓多少偏執的人感覺，掌握了它就能扭曲一切。他們忘了，一套說辭無論多麼的精巧絕倫，它的作用僅僅是讓認知產生扭曲，卻不可能改變事實和真理本身，因為後者是一種客觀存在。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欺騙別人、矇蔽自己。
這件外套本身還能潛移默化的改變人的是非善惡評判標準。模式化的思維套路，讓人們一進去就偏離了事情本來公正的評判，例如那個著名的口頭禪，所謂的「要辯證的看問題」，就是這類貨色。「辯證的看問題」在現實中極少有真正公平的時候。它往往用偽善去遮蓋真善的光輝，同時卻無數次的讓大奸大惡躲過了尖銳的譴責，為邪惡提供託詞和藉口。普通的罪犯，殺一個人我們就認為他該償命，不管他有過甚麼功勞；而毛澤東本人導致了幾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時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辯證法的論調下，卻是「三七開」，即所謂的「七分功勞三分過錯」——這就是現實中辯證法最常見的功用。
這也難怪當今那幫政治家們是如此的能言善辯，他們無論做了甚麼事情，都總能找出相應的辯解理由來。世上所謂的「障眼法」，其原理就是把一個百般精巧的物件擺在人們面前，人們便無從留意到這個物件的背後有甚麼。可悲的是，現實中，「唯物辯證法」這套東西，便淪落成為這樣一種「障眼法」。無論穿著這件衣服的是甚麼，人們所看到的總是局部所現的「合理」、「正確」，甚至於成了所謂的「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卻再也難看到鎖子甲裡面那個東西的真相，正如唯物辯證法的高手是左右逢源的高手——無論他把一件事情往哪個方向說，他都說的頭頭是道。這種人，並非他天生善辯，而是說他得到了「唯物辯證法」的真諦：這個東西，原本就是幹這個用的。故而，「辯證唯物論」給了奸人一個靈巧的舌頭，卻給了善良人一雙模糊的眼鏡。
從我的經驗看來，辯證唯物論在實際中更善於用邏輯描述事物，它的最大能耐，也僅限於此，它往往並無益於事物的實踐。「辯證唯物論」的邏輯的確能夠普遍的套用到各種事情中——前提是那個事情已經呈現出來，原本它就是一個話語邏輯體系。然而，很多人發現，用它預知事物發展、指導實踐卻並不太靈光：它用著無可辯駁無懈可擊的雄辯達成了對某個事物的推導，然而遺憾的是，客觀事物的實際發展卻似乎根本不理這種「雄辯」，「老天爺」根本不講邏輯，事情發展每每出乎「講哲學」人的預料。我中學時代的教科書以不可辯駁的邏輯，證明了資本主義必將腐朽和滅亡，社會主義很快就要取代之，到目前為止，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們所看到的現實是，資本主義日臻完善和繁榮，社會主義卻面目全非、日漸衰微。在我看來，是辯證唯物論精巧的概念和邏輯，把人們本來的智慧和眼光遮擋了，使得人們光去注意這個華麗的外衣，卻忽視了看似黯淡的真理本身。很多真實的高妙的事情，往往徹底顛覆邏輯，成為各個領域中的「道」，在這些領域的高境界中，辯證唯物論那套東西，完全使不上力氣，卻成為思維的纍贅。
如果馬列哲學這件「鎖子甲」僅僅是屏障了人的思維和才華，那事情還不算最壞。然而可悲的是，這件「鎖子甲」同時還會屏蔽人的所有與生俱來的所有感知能力：當辯證唯物哲學邏輯比較強勢的成為一個頭腦中的思維方式的時候，它的粗顆粒會起到對人一切細膩的直接感知能力的隔絕效應，這其中包含直覺、良知、憐憫、廉恥等等。原本人的這些感知是敏銳而靈動的：一個思想真正純樸的人，他對各種事情自然有一個原始而智慧的判斷，他的直覺，也同時自然的維繫著他的品格和道德，如果讓他說謊，他會非常直接的感受到一種不適；當他看到了別人的痛苦，一股憐憫之心也會油然而生；他看妒忌，則會感覺是一種心智上的病態；讓他行淫亂，他更會感覺一種強烈的自責，認為是對親人和倫常的背叛。當這個人的思維徹底的「唯物辯證邏輯化」的時候，上述這各種自然的行為規範，都會被不同程度的弱化，進而導致信奉者的行為發生變異。各種在人倫看來非常醜惡的現象，在辯證唯物者的圈子裡普遍尖銳和突出，其中有四種現象最為典型。它們雖然未必覆蓋這個意識形態群體的所有人，但其呈現的概率和程度相比普通人群都非常顯著（這個規律同時也適用於部份徹底不信神的人，這些人沒有讀過馬列的典籍，但是其思維狀態和唯物論者很接近）：
其一，憐憫心徹底泯滅，冷酷無情。這一點，首先我是從自己的經歷體驗到的。高中期間，是我最為信奉馬列理論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我雖然面對高考的壓力，但是我仍然會抽出很多時間去閱讀馬哲相關的書籍，並盡我最大的努力去試圖消化唯物辯證法中的看上去很高深的道理，我的整套思維也時常沉浸在辯證法的新穎思維中。然而，我內心的最深處，察覺到自己的善良和憐憫在褪去，同時私心迅速膨脹。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感覺越來越明顯。然而在很長時間，我沒有把這種現象同我思想的「辯證唯物化」關聯起來。到了大學時期，由於知識閱歷的大幅度增長，以及接觸了傳統修行文化，我開始反思自己以前的思想歷程，並開始從更高的境界從新認識這一切，我終於逐漸察覺到這其中的關聯。我發現先前在馬列哲學書籍裡面發掘出來的那些像寶一樣的邏輯體系，在頭腦中的真實作用卻是一種笨重的包袱。當我開始丟棄沉重的邏輯框架，回歸用原始直接的方式看待和思考事物時，我發現那種久違了的發自內心的善良、憐憫又自然而然的恢復了起來。我這才認識到，我所長期倚重的這種思想體系，竟能夠直接影響自己的人格。在不斷的進一步思考中，我查閱了大量的史料書籍，發現當代史中政界的很多鐵桿「馬列主義者」和我有類似的現象，只是他們很多人並沒有機緣在餘生中反思這件事。以毛澤東為例，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描述：
就我所知，毛對第一次見面的人雖很親切，其實是鐵石心腸，感受不到一絲愛或友情的溫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雜技團表演「人梯」，頂上的一名幼童失手，頭朝下跌到地板上。這是舞池，沒有任何保護設施。轟隆一聲巨響，大家都驚叫起來。孩子的母親也是雜技團演員，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時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場一片鬧烘烘時，毛與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團員仍在說說笑笑，喝著茶，似乎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事後毛未過問幼童的情況。
我始終無法瞭解毛的冷漠，也許他曾目睹過多死亡，因此對人類的苦痛變得無動於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楊開慧及兩個弟弟毛澤民、毛澤覃都被國民黨處死，大兒子毛岸英死於朝鮮戰爭中，他有數名子女在長征時夭折或是失散，永無下落。但我從未見他為失去這些親人表露過任何情感。事實上，由於他一再逃過這些劫難，似乎只讓他更相信自己會長命百歲，對那些死去的親人，他只淡淡的說：「為了革命理想，總有人得犧牲。」
目前還能看到很多其它史料，它們記載著不少中共起家早期那些共產黨人的事跡，在很多事情中，我們能驚詫的瞥見這些人的極端冷酷的一面。再看周恩來，在「顧順章滅門案」中，顧順章作為中共要員投奔了國民黨，結果周恩來親自帶隊，來到顧家，以組織分別找他們談話為由，一個一個地將他們叫進屋裡用繩子勒死，將顧一家老小，包括顧的岳父、岳母、老婆、小姨子、僕人及顧的幾個孩子等十幾人全部幹掉，屍體埋進地裡，用水泥抹好。後來參與行動的一個人員被捕後交代了經過，於是法租界巡捕挖出了被綁縛的具具屍體，在報紙上刊登，一時震驚中外。在所謂「土改」運動中，共產黨人殺死地主及其家人，手段相當殘忍，甚至於由於槍支的缺乏，直接拿石頭砸頭來處決地主。劉少奇，雖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但他和太太所炮製的「四清」、「桃園經驗」等運動中，同樣也是以迫害人為快意。這一系列事實，除了「蛇蠍心腸」、「政治的險惡」等公論之外，在我看來，它有更深的思維層面的因素影響——是他們信奉的哲學，導致了他們這樣的人格。辯證唯物哲學這類東西，隔絕了人的直覺感知，建立在這種直覺感知基礎上的人生俱來的憐憫、善良，被高度鈍化。
其二，畸形強盛的妒忌心。無論是我過去見過的一些人，還是翻閱一些史料，我發現有為數眾多的馬列人士都有著強盛的妒忌心，其心胸也非常狹小。我自身的工作經歷中，遇到過多個年紀較大，思想覺悟很高，但是業務能力很平庸，卻專門破壞別人美事的人。父輩講述的在六七十年代工作單位的故事中，也有類似的場景：每當一件比較美滿的事情要落到某個人頭上的時候，總是有那麼一個「老書記」冒了出來，偏偏從中作梗，破人之美，而這些「老書記」們往往都是學馬列學得最好的人。政治場上，江青作為一個鐵桿唯物論者，自稱「具有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其妒忌心也強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文革中她把當年電影界在自己之上優秀同儕統統打倒；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很難說沒有妒忌劉少奇在國家治理方面的才華的因素；毛澤東對周恩來，則是另一種不同的妒忌，源自歷史上很長時期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比他高，因而建國後，毛對周的態度一直尖酸刻薄，不屑一顧，似乎是在報仇（周在毛面前卑躬屈膝的樣子，在很多書籍中都有披露，包括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和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等）。
其三，說假話成為習慣。單單看當今黨政界的狀態，便足以印證這一點。當今從政，必須首先學會馬列的那套話語體系，然後就是學會披著馬列邏輯的外衣扯謊，並美其名曰「講政治」。思想淳樸的人，無論是在何種情況下扯謊，都是會感到渾身不自在的，可是那些辯證唯物論者在扯謊的時候，不僅堂而皇之，而且還給自己編一個快意的理由：這是為了XXX事業的需要。很多生活中的「書記」們，也並不介意自己扯謊，用他們的話講，叫做「善意的謊言」。
其四，私生活的放蕩。無論是建國前黨內的「革命者」們在革命中，還是建國後，很多具有「無產階級覺悟」的人的私生活卻非常放蕩，特別是某些位高權重的人尤其突出。這裡且不說早期「為黨的事業捐軀」的那些中共創始人，還是當時的共產國際駐華人士，以及後來生存下來的毛澤東、賀龍、江青等領袖，還有以丁玲為代表的紅色文藝人士，就連《紅巖》小說中的光輝形象江姐，其原型人物江竹筠，不僅在生活中充當別人的第三者，學生時代她還曾放出話，說和她睡覺的人就得入黨。至於說今天的當政界，那更不必多說了。
——和第一點相彷，後面三點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我看來仍然是辯證唯物論這層厚重而不透明的外套，將人的細緻入微的直覺感知同自然、倫常、宇宙隔開所造成的。並非人們天生道德低下，並非他們天生恬不知恥，也並非他們天生鐵石心腸，一切的源頭，是他們聽信了說理而淡忘了直覺，從而讓自己和一切原生態的感知斷絕，才做變成了這種狀態。當我們在整個思想中，破除了這種厚重的邏輯的支配，我們將會發現一切美好又回歸原位。
從更進一步來講，邏輯，包括其衍生方法：推理、證明、反證、證偽等等，它們有助於我們理解現有的真理、科學，但不足以用來評判我們現有的認知水平之外的事物，這是因為邏輯本身，是現有認知和人的語言表述達成了平衡的產物，說白了就是，人們在徹底認識了一個事物之後，用一種精確的前因後果的方式將其表述出來，從而產生了邏輯；而人類新的認知和現有的邏輯總是不兼容的。在人類歷史中，每當人的認知有了突破性的新發現後，那麼現有的邏輯就會打破，在這種平衡打破的狀態下，人們自然會做新的歸納，直到形成了兼容最新認知的新的邏輯——人的認知，就是這樣週而復始的不斷擴充。故而，邏輯，是人類已有知識的外衣和容器，它並非知識本身，更不是真理的主體。所以，人如果用諸如「推理」、「證明」、「證偽」等方法去驗證目前還不完全明瞭的領域的真偽，那幾乎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果：在牛頓出現之前，亞里士多德的科學體系從邏輯上來講，十分縝密——那時候誰會認為物體在不受外力的情況下，會一直「動」(保持勻速直線運動)呢？用那時候的邏輯認知去推斷牛頓的新學說，其結論只能是否定的。有人說：「某些東西我不能『證偽』，因而我無法接受」，他忘了「證明」本身並不足以判斷事物的真偽，因為現實中的很多事物，本來就在不停的挑戰我們現有的認知，我們何以用現有認知的邏輯，去評判認知邊緣或以外的事物呢？但是新的認知，並不一定一直處於「難以證明」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更充分證據的出現與重現，新的認知終究會融入在人類知識邏輯體系中，從而新的邏輯也會被修正與之兼容，那麼這部份的真理也自然能夠被「證明」了。而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在當下的使用中，卻將實證的元素單方面強化，甚至直接演化出一種打擊一切事物的棒子，而被打的事物是真是偽已不重要。
辯證唯物論對傳統文化觀念中攻擊最多的，就是因果報應、輪迴轉世和宿命論，究其原因很簡單：它們都不容易被證明。對於因果、輪迴、宿命論，唯物論者說的最多的話就是「迷信」、「唯心」，緊接著扣一個大帽子就是「愚昧」。然而在實際的生活中，哪怕是某個人並不相信這些東西，他的人生經歷中有可能隱約看到一些事情表明這些很可能是對的：無論是報應，還是輪迴轉世，都有大量可信的事件被報導出來；至於宿命論，很多人都有體驗，自己以前曾經夢到過眼前經歷的場景，說明很久前做夢的時候，未來要發生的事情就已經注定存在了，這間接證明了宿命有它的道理。但是，畢竟所有這些證據還過於瑣碎，從發生的比率上又太過微小，所以還不足以嚴密的證明這些所謂的「迷信」。經歷了多年的修行，我發現，因果輪迴、宿命論難以證明的重要原因，是它們境界太高，以至於所覆蓋的時間跨度和空間尺度都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的實驗室的範圍，甚至於超出了一般觀察者的承受極限。試問，有誰能做到跨越人類幾生的時間去追蹤某個觀察對象呢？況且，耗費人力物力而缺乏商業價值的科研項目，在當今社會根本行不通。但是，即便我們單單從最機械的推衍的思維方式去探討這些「迷信」，也同樣能看到它們完全說得通，而絕非憑空臆造。我們不妨一一分析來。
因果報應——類比於物理規律中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個物體對別人施加了某種作用力，那麼它自身也必將承受完全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既然萬事萬物都能分解為不可再分的實體，那麼我們可以說每個實體，也都遵從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規律，這樣一來，當一個事物，針對外界起到了任何作用，那麼絕對相同的反作用也同時作用於它自己，因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等，致使它們的求和也必然相等。只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存在：一個人揮手打了別人一拳，為甚麼並沒有發生在同一時刻他被別人打呢？在我看來，「打人」的反作用力，並非讓當事人立刻被打，而是讓當事人在原本均衡的身體上，瞬間產生了一種衝量的「空缺」，這種「空缺」就像模子一樣具有著「打人」動作的全息影像，而在未來，這個空缺遲早會被填補，而被填補的時候，就是在遭受報應。由於這種「衝量空缺」和「作用力」之間有著很強的「歸零」趨勢，所以在空缺要被填補的時候，對面過來的作用力會去相當程度逼近空缺，致使很多時候報應事件和原行為非常相仿。往往現實中由於報應和原行為並不會完全抵消，總會有點「零頭」，這樣致使如果報應多了，對方以後要把多餘部份還回來；報應少了，以後還得再繼續彌補；這樣可能會造成一種週期震盪，致使一件事情的後效應有時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一切事情都在因果報應之中，而並非僅僅行惡，所以常理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宇宙的物理定律使然，而並非某個神仙在拿著本子記錄人的一舉一動。因果報應不僅是真理，而且是幾乎可以用高等數學的積分公式來表達的精確定量的物理定律。每個生命的軌跡，都是由這種環環相扣的因果報應交織而成。
現實中發現，這種因果作用力，不僅能精確到定量的地步，而且能準確的回報到事情的「主因」者身上，絲毫不差。例如刑警為死刑犯執行死刑，刑警並不會由此而遭到報應，這是因為刑警並不是讓人死亡的主因，處決罪犯的主因，是特定司法制度的社會。如果一個社會是「有道之世」，則它能夠最大限度的貼近天道行使因果報應之理，這樣的社會必然長久、繁榮；如果它是「無道之世」，那麼整個社會及其制度本身也同樣會遭到惡報，當這種報應的破壞力積累到一定的地步後，社會很快就會崩塌。因果報應是以結果為導向的，也就是說，只要你是一件事的主因，那麼你就得為這件事的所有結果買單，不管你是以甚麼樣的方式導致的這個結果：對於一個殺人者，無論他是用一句讒言殺人，還是用一把刀殺人，他的報應都是被別人殺。這是因為，報應的「衝量空缺」就像全息影像一樣具備著行為的一切信息，無論你如何變幻作用力的方式，所形成的「衝量空缺」在未來被填補時，你將會遭受導致相同後果的作用力。故而因果報應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論你是否知道你的行為的後果，還是你壓根在毫不知情的狀態下做了一件事，抑或是懷著善意還是惡意做的這件事，只要你是主因，那麼這件事的後果將來必定會絲毫不差的回報到你的身上。所謂「不知者不為過」的道理，並不適用於因果報應的規律。我曾經聽到某個佛教信徒說，「如果是懷著一顆慈悲心做了一件錯事，那麼佛就會原諒他，不會讓他遭報應」。在我看來，這個信徒把這個規律太人情化了，他以為因果報應是一個美好的人事制度，說通融就能通融。豈料它其實乃是一個橫亙整個宇宙的無情的理，其間一切物質和生命都必須絕對的服從於這個理，即便是通過修行達到大智大能的高級生命，也同樣如此——他們只是能更從容的遵循這個規律做事，而絕非超脫了這個規律。現實中，有多少人不自知而行惡，卻又不自知而遭到惡報呢？當他遭受報應之時，他埋怨命運的不公；可是，當無端造業之時，如果有人善意勸阻，他卻以「這與我無關、我不信這一套」為由，選擇了拒絕。人的確有無視自己行為後果的權利，但是你行為後果的回報，會一直在那裏等著你，不管你去面對它，還是不去面對它。
輪迴轉世——它實際和因果報應有著密切的關係。人之所以還能轉世到下一生，是因為他還欠著很多人的，同時還有很多人欠著他的，所以需要重建一個場景，讓這些虧欠的衝量差值儘量歸零，這樣，便促成了新的一生。同時，人的生命結構也能夠這樣做：一個人的內層物質身體脫離肉體後，能夠從新進入胎兒的身體，開始新的一生，只是這個過程很大程度受到因果作用力的影響而進行。脫離了人的物質肉身後，人的內層身體（元神）是由更細膩的物質成分構成的，這個身體也存在記憶，但是這種記憶也像這層身體一樣，是相對輕盈的。當一個人從新投胎後，那麼新的身體的表面記憶就會將元神中的原始的記憶遮蓋下去，有如一幅色彩濃重的圖畫覆蓋在一個色彩很淡的圖畫上一樣，前者會遮擋住後者，所以一般人很難回憶起自己的前生的事情。但是中國民俗鬼神故事中的地獄、閻羅等傳說，並不足以說明那層空間的真實狀態。如果說，人死後會有一段時間魂魄處於自由狀態，那麼當這種魂魄比較多的時候，其勢必會有一種類似社會化的生存狀態。當這種場景通過某些特殊的途徑流傳到人間世界時，它必然會一定程度的受到當時文化的影響，乃至被添油加醋，變成有聲有色的故事。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那些神鬼傳說是如此的戲劇化、故事化而徹底否定它們的存在。
宿命論——當某種智慧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後，這種智慧能夠直觀的推演出某個事物的最終的運行軌跡，這便是所謂的「宿命論」。唯物論者將宿命論說成是「迷信」、「唯心」，是因為他們並沒有見過這種直觀化感知未來的能力展現出來，從而就武斷的斷定，這種對未來的感知能力就一定是憑空臆想。實際上，對宿命的感知，是一種智慧的直覺。當一個人的閱歷逐步豐富到一定的地步，而他又有一定的修為，能夠讓自己的意識非常的平靜而敏銳，當他眼前看到了某種情境後，他的思維中會迅速呈現出未來的情形，這種直覺，便是對宿命的感知。當這種感知強到了一定程度後，它便是一種特異功能，叫做「宿命通」。
——由此看來，辯證唯物論批判了這麼多年的東西，扣上了「迷信」的大帽子的東西，原來都是科學，而且是更高深的科學。它們雖然無法用最精確的物理實驗來證明，但是已經能夠用相當清晰精確的邏輯語言來描述了。
如果說，辯證唯物論是用「迷信」、「唯心」的棒子直接把 「因果報應」等傳統理念消滅了的話，那麼它對待「道德」，採用的則是一種變異。從最開始，它就把「道德」和物質割裂開來，從而造就出一種與一切相剝離的虛無的「道德」——這，也是這門哲學的本質所導致的。因為它否定一切無法實證的東西的客觀存在，所以它便下定義「道德」只是虛無層面的東西，是無形的，而並不是生之於自然、獨立於人的意識的客觀實體存在。因而這樣的邏輯認為，道德就像雞尾酒一樣，可以隨意創造、勾兌和調製。在馬列意識形態在社會確立的初期，有些人便展開了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炮製了一整套「XX主義道德體系」及其具體案例。甚麼黃繼光擋子彈、董存瑞炸碉堡。在這些故事裡，我們很少感受到其中對生命的關愛與慈悲，它所謂的「道德」，除了血腥之外，還讓人感覺有點莫名其妙。這些故事最多不過造成暫時的「感動」，卻無論如何無法造成內心深處的震撼，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實質是假的，是人造的，沒有靈魂，也就無法造成我們生命深處的共鳴，就像人工合成蛋白質試圖堆砌出一個活蹦亂跳的動物一樣根本沒可能。可悲的是，由於國人遭受這種熏染時間太久了，以至於人們幾乎忘了甚麼是真正的道德了，而把這些玩意兒錯當成「道德」。我們來看看當代的「道德」案例：央視得癌症去世的播音員羅京，人稱「好丈夫、好父親、好兒子、好同事、好xxx」，幾乎是哪兒都「好」，就是不招老天爺待見，一定讓他得了癌症，還有人又說「天妒英才」，甚麼「好人沒好報」，甚麼「老天沒眼」，最後他「光輝」的成為了「永恆的楷模」；從所謂的「迷信」的說法解釋，卻清清楚楚：天理報應，絲毫不爽：這個人為迫害人類的的勢力站台，充當代言人，怎會有好的下場呢？既然無數的謊言是從他嘴巴和喉嚨裡出來的，那就讓這個部位得到最直接的報應——羅京病情的後期，口腔及咽喉嚴重潰瘍，時刻遭受劇痛的折磨，連吃飯，都需要用麻醉藥漱口。故而真正的道德，不是政客們的定義，而是出自於自然，發自於內心，因循天理而為的。人的語言學說之於「道德」，前者只能試圖描述後者，而並不能創造後者。其實，道德就在我們身邊，是我們遺忘了它：生活中率真而發的真摯善良，恩情的感知與報答，很多點點滴滴的小事，卻能瞬間引發我們內心最深處的震顫，雖然可能根本是很平凡的事情——這是道德本來面目，它是純天然存在的實體，是真的。
如果說，除去操控它的邪惡因素後，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確還包含一部份合理的道理的話，那麼我需要同時指出，即便是這部份合理成分，也仍然是比較笨的。這種邏輯繁重的思維模式，它笨就笨在給人的思維安裝了一個過於沉重的外套，把原本輕靈的人的意識，導入了剛性的軌道。它用精緻的邏輯外表，干擾了人們對客觀現實微妙真像的洞察，使人們不自覺的在認識事物過程中，條件反射式的套用那些有形而沉重的邏輯，甚至於對這個沉重的殼子產生了依賴，對反映事物本質的微妙現象視而不見，而人的思維認知習慣也越來越趨向於有形化；而不是輕裝上陣，破除一切已有觀念的束縛，用我們生命根源中原始具備的智慧去直接感知事物的精微真像，然後再將所看到的真像逐漸有形化，並在現實中找到佐證，從而成為新的發明、發現。突破性的發現永遠都是反邏輯的，而辯證唯物論的每個細胞都是邏輯，這導致這門哲學並不適合指導人們取得突破性的發現；這同時也正是為甚麼取得偉大成就的科學家、企業家、IT精英中，有修行或宗教信仰的比唯物論者要多得多。記得胡適有一句經典名言，叫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便包含了非常合理的求學之道。他所說的「大膽」，並非是讓我們無原則的隨意假設，而是擺脫已有觀念和思維套路的束縛，相信自己的直覺的智慧，相信自己意識微妙處的真知，從而發掘出這種真知，把它從無形昇華為有形。
如果說，辯證唯物論套用在自然科學、理工學科上還有三分道理的話，那麼它用到社會、政治、歷史方面，則完全講不通了。當年馬克思以一本《資本論》，奠定了辯證唯物論在社會和歷史方面的理論基礎，號稱「歷史唯物主義」，同時開創了「階級」這個概念；其後，列寧又推演出了「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的概念；而後毛澤東推出了「矛盾論」、「實踐論」等論述——這幾個節點，大致構成了馬列哲學在歷史、社會領域的發展過程。我可以說，這個過程，從一開始，它就說不通。
馬克思用了很多的筆墨，寫了那麼厚一本《資本論》，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剩餘價值」，說白了就是企業經營過程中，刨除各種人力物力成本後剩下的利潤；他認為，資本家對這部份的利潤的取得，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所在，因而斷定，這個「硬傷」注定了資本主義的滅亡。但是，在歷史又走過了異常豐富曲折一百五十多年後，我們今天再看這個論述馬克思的這種論點，我們能很直覺的感覺到它的偏執：這部份叫做「剩餘價值」的利潤，如果不給資本家，那它還能給誰更好呢？難道均分給企業的每個員工？很明顯這樣做是荒唐的，在現實中完全不合情理，也沒有企業家這樣做。實際上，一個企業，它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並非簡單的一群員工的集合。在這個有機體中，企業的底層員工，是無法和這個企業的老闆對等的，因為企業的老闆，或者說是「資本家」，它是這個企業的首腦，是這個生命體的意識體現，某種程度上，它是這個生命的靈魂。企業所創造出的利潤，是這個生命體在生長過程中積累的能源，當然應該讓這個生命體本身貯存，由它的靈魂——老闆來接納。就像人的身體一樣，人的消化器官產生了人體所需要的所有的營養，然而，這些營養卻並沒有按「勞動比例」大部份的分給消化器官，而是輸送到了身體的其它部位，其中，大腦消耗的營養最多，據說佔了大約四分之一的糖分。面對這個生物學場景，我們沒有人認為它「不公平」，任何正常人都認為這一切理所應當：大腦「不事生產」，卻消耗了很大比例的營養，這是因為大腦為整個身體負責。我們用同樣的邏輯去看待一個企業，也就十分明了了：企業家、資本家，是一廠之尊，他是整個企業的主體，利潤當然應該歸他擁有，因為只有他，才能為整個企業負責：在企業盈利的時候，多餘的財富可以用於拓展業務，或者積蓄下來以便後用；企業虧損的時候，以前積蓄的財富，又可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所以這種自然而然的分配方式，是再合理不過的了。至於說，有的企業家錢多了，就必定生活腐化，導致企業敗落，這其實是一種武斷，這種情況一直只是個案，不會成為普遍狀況，它是整個國家經濟環境中大量企業中必然存在的差異化，而談不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就好比在一大群人中，有少數的人身體營養太多的時候，很多養分物質堆積在大腦血管中，結果得腦溢血一個道理。但是在正常的市場經濟的國家中，部份企業沒落了，必定會被新興的企業所替代，優勝劣汰，自然而然。
辯證唯物論號稱是「承傳了機械唯物論的衣缽卻在後者基礎上有了本質的飛躍」，然而我們如果從更高的境界看它，這種演變仍然沒有超脫其機械的底子，它仍然很機械；與此高度對稱的是另一個事實：「科學社會主義」也號稱是在「空想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有了本質的飛躍，然而，當我們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看，「科學社會主義」及其近代的實踐，也依然還是空想，它同樣沒有擺脫空想的底子。這一點，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能夠典型的體現出來：
「…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這段描述，從文字上看是多麼的和諧而美滿，然而真實的它，卻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一連串巨大的災難。甚麼反右、大躍進、四清、人民公社等等，全都是緣此而來。這些影響深遠的事件，一方面是歷史、政治、人文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的結果，但是是從哲學的因素來分析，它們同樣有著發生的必然。我們說，馬克思唯物論催生出來的「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就具有烏托邦的基因；從更根本上看，辯證唯物論這門哲學，在真實實踐中，就具有空想基因，這是由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這門哲學的根本特性造成的。這門哲學，它將自己的一切能量都注入到了邏輯和概念的定義中，從而將一切內涵都灌注在邏輯和語言的層面上，但是這種外露的色味，卻阻擋了人去進一步感知相對無味的高一層的真理、乃至層層更高的宇宙規律，因而，迷在這種思維方式下的人們，由於這種「遮擋效應」，他們很難看到更高的規律在事物運動發展中的制約作用，而且還會有一種站在了「最高真理」的制高點上的錯覺，又因境界的局限，他們同時也察覺不到自己不斷膨脹的妄念，這種強烈的執著反過來也扭曲著他們的認知，故而導致信奉馬列的人們，在做他們的事業的時候，很容易不知不覺產生出一廂情願、節節升高的幻想，從而構成了這門哲學根深蒂固的幻想基因，用傳統修行的語言說來，這其實是一種「自心生魔」。如果說，馬列哲學的幻想基因影響到科學技術領域，只不過會造成信奉者思維的局限、進步的緩慢、成果的貧乏的話，那麼它通過政治家，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就完全是一場世紀大災難了。
篤信馬列哲學的人，往往容易有一種特殊的「計劃癖」，這同樣也是「遮擋效應」的產物。「計劃癖」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思維方式下，人們欣然癡迷於制定計劃的過程。它的迷人在於，它能提前讓人看到成果，而且這個成果還能夠隨意定義。但是，它卻是非常害人的，是因為事物發展的關鍵是「過程」，而過程之中有著層層規律的多重制約，由於辯證唯物論對人的認知有著「遮擋效應」，「計劃癖」往往無視於高層無形規律的存在，甚至直接將「過程」的細節繞開，單方面以自己最希望的結果為導向制定計劃，往往計劃目標幻想出來的美好圖景，像鴉片煙一樣讓計劃者心醉神迷。只是到了實踐環節，事情的實際發展每每與計劃大相逕庭、南轅北轍，大抵這種情況下，原有的計劃自然也不必再提了。受到這種「計劃癖」影響，唯物論者們往往有著氣吞山河的不切實際的宏圖大志，其「偉大志向」幾乎都遠遠超出其人的能力。我們且不必說馬克思的極度自大、自視為全人類的解放者，毛澤東自以為是全第三世界革命的領導者，單說中國近年網絡上著名的「五道槓」小學生，黃藝博的座右銘，就可見一斑。這位據說從幼兒園時期就主動浸泡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小學生，在微博裡這樣寫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可愛的小孩，我不知道該怎樣評價他的話，他能明白他自己這寥寥幾句話有多重的份量嗎？一個小拇指如果試圖挑起一桶水，那我會說它很有志向；一個小拇指如果說它要挑起一鋼包的鋼水，那我只能拭目以待了。
「計劃癖」是馬列哲學催生出的特有的現象，這個基因深刻體現在馬列哲學派生出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無論是建國初期浮躁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還是改革開放相對務實的「分三步走」，都是這類東西。西方經濟學說，是在尊重、發現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順應、利用規律；而馬列政治經濟學，卻是在試圖否定規律，無視規律的存在，同時把「計劃」當做替代規律的終極解決方案。「計劃」原本是一種人類活動中很正常的做事方法，但是這個方法到了唯物論者手中，總是和不切實際的幻想糾纏在一起，無視層層規律的制約，從而根本就成了一種一廂情願不切實際的空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支配一切，去替代行業之道做事，注定一敗塗地——事實完全印證了這一點：迄今為止，「社會主義實踐」中，無論最發達的東德，還是蘇聯，還是中國，以及越南朝鮮，所有的計劃經濟的嚐試都慘敗，以至於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又請回了「市場」這尊神，這才恢復了些元氣；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的成功程度，和該國家拋棄計劃的程度成嚴格的正比，這實在是對「社會主義優越性」說辭的一種絕妙的反諷。為了不至於太尷尬，這些政客們又造出了一個新名詞，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經濟體系講求尊重經濟規律，以自由為基礎，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干預方法，只是他們的干預，是建立在順應規律的基礎之上的，講求「順道而為」。但這個事實，卻又被一幫唯物論學者們說成是資本主義學習了社會主義的部份優點的體現。
然而，畢竟歷史還曾造就了一個蘇聯，它的強大，似乎可以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仍然有它可取之處——其似乎不然，如果仔細回顧這個國家的歷史，我們發現，與其說「社會主義讓蘇聯強大」，不如說是特定歷史過程賦予了這個國家一個強壯的底子，這個底子又被獨裁的政體加強並延續了半個世紀——僅此而已。與之類似的還有希特勒的德國。蘇聯的政治對國力的強化作用，並非由於它採用了馬恩列斯設計出來的「更先進的生產關係」，而是獨裁的高壓和強制性的行政力量對重工業乃至科研實力的催生的結果。這股積蓄已久的內力，相當大的程度是積聚於蘇俄所經歷的漫長的世界大戰，在外在的巨大壓力下其內部積鬱很久的內應力。這股內應力在戰後釋放到了蘇聯的工業建設中，便成就了蘇聯重工業一時的強大，正如中國百姓在建國後承受的漫長的生計壓力和苦難，終於在後來的改革開放中釋放到經濟建設中來，成就了一時的經濟繁榮一樣：因為環境終於有所放鬆，中國人總算是可以沒有顧慮的幹活兒了，於是他們便勤奮到不顧一切的地步。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當「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真正和資本主義經濟面對面的抗衡的時候，才顯出前者如此脆弱：七八十年代蘇美冷戰時期，美國將金融槓桿輕輕一撬，使國際原油價格大幅度下跌，美元升值，立刻導致了蘇聯財政主要支柱石油產業資金鏈斷裂，經濟陷入困境，以至於其後國力迅速衰退，最終解體——原本蘇聯模式的經濟，並非自然的產物，而是一種行政力量驅動的畸形；所謂「更先進的生產關係」一說，幾乎淪為笑談。此期間中國當權者，倒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直接拋棄了計劃，擁抱了市場，才有了後面韜光養晦的機會，此時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早就徒有其名、未見其實。今天中國社會，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貌似只剩下央企，不過明眼人很清楚，央企的崛起是因為壟斷的暴利，而並非真的優越。至於仍舊忠實的執行馬列經濟學說的國家，倒還有一個，就是朝鮮，一個比非洲還窮困的國家——它已經成為了全球公認的奇葩。
在當今的時代，馬列哲學在社會方面的實踐，幾乎可以說是徹底的失敗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成了紅色特權階層占支配地位的瘸腿資本主義，它由破敗不堪的「純社會主義」經過重重曲折修改而來，早已經顧不上和其原始主張面目皆非了，卻美其名曰這個過程乃「摸著石頭過河」。至於這門哲學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更由一門哲學，蛻變成了一種口號和招牌。在實際政治場中，這門哲學基本上都用作一種派系的旗幟，不同的政治勢力在馬列的基礎上由自己的筆桿子團隊敷衍出一套自己的理論，這些理論的具體內容早已不重要，重要的僅僅是名稱，因為根據名稱選擇站隊很關鍵。在官場上，人們研究李宗吾的《厚黑學》比研究馬列經典著作力度大得多，原因很簡單：馬列太過抽像，在實戰中也不靈光。然而，馬列哲學對於大眾而言，無論是體制內大眾，還是體制外大眾，它確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邏輯和話語體系，以至於在長期的浸泡中，人們不得不接受了這些概念和邏輯，最終固化到了自己的思維中。這裡，我不妨將最經典詞彙一一列出，逐個反思。
馬列哲學在社會科學中催生出的第一個詞，叫做「人民」，又稱「人民群眾」、「人民大眾」，它和唯物宇宙觀裡面的「物質」有一種對偶的關係，兩者都代表著一種基礎性的主體，一個是自然，一個是社會：世界是物質的，我們要唯物；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所以我們的「社會實踐」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然而，當我們平靜的體會這個「神聖」的詞彙的時候，卻發覺它其實並非來源於現實世界，而是存在於一種「語義空間」之中。它的形象似乎是類似於以前「大團結」宣傳畫中的各色人物，又像是紀念碑上面的的刻象；它代表身邊的街坊百姓嗎？似乎還有很大距離；它是指國家的公民嗎？感覺明顯也不是；它是指眾多我這樣的打工掙錢的人嗎？更不像了——它所代表的對象，從來沒有具體過，總是高高的懸浮在半空中。就這樣一個陪伴我們度過了大半個世紀的「親切形象」，當我們仔細端詳它的真面目的時候，竟不知它是何方神聖；乃至終於有一天，我們發現它原來是個假貨，是由人的思維定勢堆砌出來的人偶。在這個國家過去的那麼多年中，這個人偶可太有用了，到處都是它的身影，無論是各種國家機關、重要部門的名稱，還是政治家們的話語，還是各種理論、思想，「人民」就像是一個普遍需要的重要角色一樣，哪個地方它都得露一面。它又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像朝鮮這樣極品驕橫跋扈的國家，都能享受它的掩護；當初中共建政的時候，號稱它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又有多少海外有識之士被這個詞彙完全迷惑，從而義無反顧的投奔到中國大陸的懷抱呢。
馬列哲學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第二個經典詞語，就是「階級」。在世界的工業化早期，這個詞尚有一定的現實性，因為那時的社會階層的確比較分明，只是像「階級鬥爭」這樣的概念比較牽強附會，現實中並沒有體現甚麼階層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一切大的變動只是社會的大趨勢催動的，更也談不上甚麼「無產階級最徹底的革命性」。到了當代，「階級」這個詞在現實中徹底淪為笑談。特別是在互聯網IT大潮到來後，很多成功的創業者，由一個普通工程師成長為了身家百億的老闆，而且過程中都是通過自己的打拼，至於共同創業過程中合夥人的貢獻，也完全談不上甚麼「剝削」，都是合乎情理的合作，以及最後分到應有的股份和利益。在這個場景下，階級為何物？白手起家的互聯網創業者算「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那些逍遙自在的Soho一族算甚麼階級？年薪千萬的央企的董事長們，又算甚麼階級？按說國企是全民所有，其利潤也應該歸於全民，可是現實中利益卻歸於了少數的特權階層——這一切完全說不通了。「階級」這個詞，曾經是馬列哲學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核心概念之一，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已經完全失去了適用性。
國內的馬列政客們還有一個經典的詞組，叫做「XXX與XXX相結合」。這個神奇的詞組，原本是個家常用語，卻不厭其煩的出現在官場政客們的嘴巴裡、文章裡，給他們帶來了無數的文采和面子。它的奧妙在於，能夠直接化平庸為奇葩，把兩個背道而馳或毫不相干的東西硬是給「相結合」在一起，從而直接產生了「新生事物」，由此，創新從來沒有變得這麼的容易過：馬列一興，神州遍地都是「新鮮事物」——不管兩個東西多麼平淡無奇，一旦「相結合」，準保就變成了一種「新事物」，甚麼「宏觀調控與微觀調節相結合」，甚麼「民主與專政相結合」，甚麼「把馬列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都是這種東西。「相結合」這個看似平民化的詞彙，其實與馬列辯證法淵源頗深，它根本就是辯證法裡面的萬能無敵至尊神詞——「對立統一」的口語化和潛台詞化，「對立統一」者，何也？乃是任何勢不兩立的東西、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南轅北轍的東西，都能讓它們「對立統一」在一起。也無怪乎「相結合」居然有那麼大的威力：不管「相結合」這個詞在政治家和官員們的筆下多麼的氾濫，它總是毫無懸念的降服了人們的判斷力，「創新」自此層出不窮，人們更鮮少對這個詞感到反感。
「唯物」與「唯心」的概念，也是辯證唯物論在經營自己的話語體系的過程中，造出來的概念，以至於甚至這些概念幾乎形成了條件反射式的潛台詞：「唯心」就是「錯誤」，「唯物」就是「正確」。在我看來，「唯心」是否真的是錯誤，那得看一個人怎麼個「唯」法兒：如果一個人，心猿意馬的胡思亂想，那麼這樣想出來的東西，往往完全脫離實際，與其說是「唯心」，不如說是心入魔道；相反，人本身就是一種物質實體的存在，具備物質運動的一切奧妙，如果人的意識，經過一定的訓練或修煉，能夠達到和身體中精微曼妙的物質運動規律相通的地步，那麼人很可能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由內而外的知曉各種事物運動規律而未必先要去從外界學習相關的知識。並沒有相關的知識，卻完全從自身「直覺」中發現一些全新的科學規律、事物趨勢，這種案例屢見不鮮，這些都可以說是「唯心」，但都是偉大智慧的體現。「唯物者」覺得，任何推斷或觀點必須立即出具有形的「根據」或「證據」，不然他們就說是「唯心」，繼而說錯誤——如果所有人都這樣的話，那麼不知我們會損失多少靈感，少多少發明。「唯物」就一定正確嗎？「唯物」這個詞出現的場景，都是用它去「揭批」一切暫時無法拿出直接證據的理念，包括因果報應、宿命論等。但現實不斷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在捉弄唯物論者一樣，不停的在上演因果報應的例子，可是，唯物論者，一概都說成是「偶然」，實際上就是直接否定他自己不待見或不願面對的客觀規律的存在，這在真正的追求真理的人看來，是一種鴕鳥政策。
「左」與「右」的概念，也是中國當政界、思想界的一對奇妙的詞彙。這對詞究其本意來說，似乎是指國家的意識形態 「馬列化」或「毛化」的程度；在經濟領域，又似乎是指行政指令對經濟活動干預的程度。這個概念，也引申出了當代中國這麼多年來的所謂「左右之爭」。在多年來我對這個概念經歷了反覆的思索，一個隱隱的直覺漸漸浮現在眼前，這個直覺在告訴我：左右相對的概念，其實根本就不存在。這世界上，只有「左」與「正常」的區分，而並沒有甚麼「左」與「右」。在中國道家傳統思想眼光看來，越是高境界的人，越是在做事中體現無為的理念，具體說來，就是在一切事物中體現出「天道」，中國古代的很多君主正是因循了無為之道，才成就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太平盛世，人們把這些君主稱為「有道明君」。無為的重要特徵在於，並非以權勢的威懾力治理國家，而是用規則去治理國家，而這種規則，則是對天道的一種具體解釋。當代很多高度文明的發達國家，也同樣是實踐了這種理念：西方幾個主要的發達國家，其政治無一不建立在「以法治國」的基礎上；美國作為世界經濟最強國，其經濟、金融領域的治理理念，同樣是將「無為」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創造了無數繁榮的理念，一個兩千多年前老祖宗早就已認識到的東西——「無為」，我終於發現它其實就是當今政客們所說的 「右」。如果用這個詞去衡量諸子百家的思想，似乎韓非的法家思想是最「左」，老子的道家思想是最「右」。在這些人看來，「右」便意味著「自由」、「放任」，他們沒有看到還有層層無形的「道」在制約和均衡著一切，更看不到違背了「道」的一切人和勢力都將受到道的懲罰，他們認為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人的干預，如果不干預就必定亂套，因而在「左」與「右」之間，取了一個「中」。殊不知，在這兩者之間我們無論怎麼取，其結果實質上還是「左」。實際上，當我們能做到徹底遵從規律、順應自然、順天道而為去治理這個國家的時候，我們發現，「左」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辯證唯物哲學在未來該何去何從？它作為哲學來講，並非一無是處，只是它不應充當全社會的最高指導思想。如果它現存的毒素能夠被肅清，那麼我們可以讓它回歸其本來的面目——邏輯學。邏輯可以說是語言的骨骼，也可以說是語言的外殼。它是客觀真理在人類有限的認知上的投影。故而，「邏輯」和「語言」一樣，充當的是人類對真理認知的載體。失去了所承載的內容，這些載體框架本身也就成了一對毫無意義的符號和恆等式。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本來面目是一種豐富化了的邏輯學，我們不妨將其作為語言的一部份，它負責描述事物的表面。而真正指導人類實踐和生活的，不應是它，而應是「道」，這個來源於中國傳統道家思想理念的一個詞，這裡代表著宇宙最本質真理的一個詞彙，同時也被我們用來描述各個不同領域，乃至推廣到宇宙的層面的沒有邏輯和概念束縛的真理內涵。在具體的場合，「道」也許是一個看似簡單的人生信條，又可能是某行業內的一種最高境界的規律精神，也可能是佛家道家的聖人度化世人所留下的修行的法門。「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不再是「適用於一切領域的普遍真理」。同時我們的語言也不妨發生革命，我們如果能夠徹底擺脫沉重有形的邏輯概念的束縛，我們承載真理的語言體系也將有質的飛躍：我們語言也將回歸簡潔靈動，能蘊含層層境界的曼妙內涵，就像佛法的語言一樣——如果表述者在那個境界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