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9月26日訊】針對近期不斷爆出的「官員包養情婦」事件，雲南大學的一位教授分析稱，官員包養情婦的普遍現象是由於官場道德下滑以及官員縱慾享樂的思想所致。為了形象的論證這個聽來頗為符合實際的觀點，他借古喻今，稱「如今包養情人、小三，本質上與古代納妾沒有多少區別」。
儘管「包養情婦」與「納妾」從表面上理解，都呈現出「一個男人與多個女人」這樣一種關係形式，亦或女人在接受「共事一夫」的同時，是出於自身生存以及經濟狀況的考量。但無論怎樣解讀，只要比較二者的歷史成因以及性質、目地，我們就會發現其內涵和意義完全不同。
事實上，很多人在對「納妾」一詞評頭論足之時，往往會與「一夫多妻制」的概念相提並論，進而認為中國古人皆有「一夫多妻」的習俗和偏好。這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錯解和誤讀總是會給「納妾」強加某種男尊女卑、貪戀色慾之類的變異色彩。然而從歷史典籍的記載中，我們不難知曉，中國幾千年來一直秉承的家庭模式並非「一夫多妻制」，嚴格來說應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就是說，正妻只有一人，納妾雖被認可，但妻和妾的身份、地位以及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辜鴻銘曾在他所著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詳細闡述了妻子與妾室在整個家庭以及男人心目中的位置和意義。他指出，納妾之所以在中國的家庭體系中成為一種合乎道德的可能，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妻子對丈夫的忠誠和無私。由於妻子對丈夫那份近乎「自我犧牲」的愛，才能讓另一個或者幾個被視為「手靠」和「眼靠」的侍妾成為丈夫解乏、舒心的精神慰藉。此外，在妻子不能繁衍子嗣的情況下，侍妾也將為整個家庭完成延續後代的責任和使命。儘管納入侍妾的官宦亦或商賈家庭的男人可能擁有私心，但他們至少為那些侍妾提供了棲身之所，且某種意義上還承擔著一種照顧、養育的責任。而頗為難得的是，正室妻子的寬宥與厚德也能讓一個侍妾成群的大家庭共享天倫，相處的其樂融融。
無論辜鴻銘的這番解讀是在還原歷史的真實，還是基於個人的立場和評判，他的話都能讓我們很明顯的感受到，如今的「官員包養」與古時的「納妾」實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首先，官場上那些貪官包養情婦的目地更有可能是出於「色慾」或者「利慾」，在情色交易已然成為中國當下賄賂形式之一的事實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從官員被情婦舉報貪污，或被情婦敲詐勒索以致發生命案的結局和下場中就能看出，男女雙方必定是因利而聚、因色慾而苟合，根本不存在甚麼家庭、社會責任，相反，是在破壞家庭、淪喪道德。
其二，在目前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大環境下，男人在外包養是很難得到妻子首肯的，除非男人強勢，並施以威脅，妻子求全而忍氣吞聲，否則沒有一個女人會違逆社會的主流意識和道德觀念，活在名存實亡的畸形家庭生活之中。
其三，中國的法律也有明確的界定：與合法妻子以外的女人發生事實婚姻關係，則是犯了重婚罪；其四，官員包養情婦的現象已成為普遍存在的事實，且一個官員擁有情婦的數量少則幾十，多則上百，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可見，今時今日的「包養」與古時的「納妾」根本無法相較。
需要指出的是，「官員包養情婦」無論如何追根溯源，都不應歸咎於古代的「納妾」制度，而是應該在官場淫邪之氣成風的現象中找尋根本的原因。仰賴「一黨專政」的中共官員一直都秉承著從西方移植而來的共產主義，以此作為從政的立足點和方向。然而，無論是「共產主義」的開創者，還是藉著「共產主義」空殼竊取政權的中共黨魁，都以無數「淫亂」的醜事被昭告天下而聲名大噪。眾多相關史實早已刊印於書冊之中，在此不必贅述，只看當前無官不貪、無貪官不淫的現狀就足見「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典故如何在中國官場得以印證。
由此可見，雲南教授認為「官員包養情婦是由於官場道德下滑以及官員縱慾享樂的思想所致」是合乎事實的，但這樣的官場亂象與自古以來的「納妾」制度並不可同日而語。而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怎麼偷換概念、指鹿為馬，都無法掩蓋中共統治之下，官場道德盡喪的一派烏煙瘴氣之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