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國企竊取家庭財富 再平衡衝擊中共政基

老百姓給壞賬買單 家庭財富佔據GDP的份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

【大紀元2013年09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過去十年,中國國有企業憑藉人為壓低的利率得以存活。但是生產效率低下和壞賬的代價轉移到普通老百姓頭上。家庭收入在GDP當中所佔份額驚人的低。彭博社9月26日發表邁克爾•佩提斯的文章說,中共當局聲稱要調整經濟結構,也就是再平衡,但是國企在這個過程中將受到最大衝擊。學者質疑:共產黨會願意摧毀它的政治基礎嗎?

邁克爾•佩提斯(Michael Pettis)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的高級研究員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本文是他的新書《避免沉淪: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節選。

國營企業負回報

文章說,在瞭解中國增長模式的時候,人們需要記住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的影響。它是中國快速擴張和極度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國營企業,就像其他大型投資者一樣,受益於人為壓低的利率,並且很容易證明,在過去十年裡,他們是大規模的價值破壞者。

由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做的研究表明,在過去十年,超過100%,也許接近200%的中國國營企業的總盈利可以用價格壟斷和直接補貼來解釋。如果沒有這些補貼,根據天則研究所,國營企業獲得的是6~7%負回報率。

價格壟斷和直接補貼代表著收入從家庭領域轉移到經濟活動。價格壟斷通過收取消費者更高的價格實現。直接補貼通過不同的方式實現:比如補貼土地和能源價格是通過不同形式的稅收或通過壓低利率的政府借貸來支付,通過壓低儲蓄利率的方式,它們有效的把成本轉移到家庭。

利率補貼是國企盈利好幾倍

文章說,比上面兩者更重要的是間接補貼。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大型的有政治關係的企業壓低的借貸成本。香港金融管理局屬下一個研究機構在2009年做的研究發現,在過去十年,中國整個國營企業的總盈利可以用隱含國家擔保造成的低至1%的借貸成本來解釋。

由於利率被人為壓低至少5~6個百分點,甚至更多,僅利率補貼這一項就達到國營企業總盈利的好幾倍。這些非常低廉的利率鼓勵對投資的傲慢態度,導致十年前銀行系統顯著的不良貸款,也可能導致今天同樣的情況。

老百姓給壞賬買單

文章說,在上一個銀行危機之後,中國老百姓用兩種方式來給這些壞賬買單:首先和最明顯的是,央行操控的在儲蓄利率和借貸利率之間的相當大的差距保證了銀行領域的可觀利潤。這些利潤允許銀行吸收不良貸款。

更重要的是,通過人為壓低利率到遠遠低於名義GDP增長速度以下,甚至達到負實際利率,過去十年央行每年有效的授予企業大量的債務減免。如果利息設定的足夠低而本金可以不斷滾動的話,破產企業可以輕鬆的繼續還本付息。

家庭收入佔GDP份額非常低

文章說,我們知道家庭為所有這些壞賬買單,因為在經過了20年的快速GDP增長和快速家庭收入增長之後,中國十年前的家庭收入佔據GDP的份額非常低。在2000年,家庭消費佔GDP的46%。

在2000年之後,家庭的財富佔據GDP的份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繼續下降。從2000年到2010年,家庭消費從GDP的46%下降到驚人低的34%。

如果不消除這些補貼——它基本上意味著放棄現有增長模式——它將不可能提高家庭和消費在GDP當中的份額並維持中國的高GDP增長。換句話說,中國必須停止從家庭轉移收入到國家並且實際上必須逆轉這些轉移。隨著中國家庭收入和財富在整體經濟當中的份額提高,中國消費也將提高。

再平衡將讓國營企業受到衝擊

文章說,再平衡的真實代價將落在國營企業身上,當我們考慮中國必須做出的選擇的時候,我們將不得不記住這點。

在過去十年,在迅速擴大的經濟餡餅當中,國家和企業的份額也在擴大,這意味著國營企業和經濟精英控制的資產價值的巨大增長。當然,家庭在擴大的經濟餡餅當中的份額收縮了。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餡餅迅速的擴大還是確保家庭收入增長相當迅速,即使家庭在整體收入當中的份額下降。

當我們逆轉這個過程的時候——如果要再平衡我們必須這樣做——任何GDP增長的減緩可能在家庭領域感受到的是最小的(如果再平衡是得到有序的管理)。但是即使非常高GDP增長的情形也必然帶來國營企業收入和資產增長放緩。當然,如果GDP增長實際上急劇放緩的話,就像我預計的那樣,國營企業資產的價值增長將下降的更加急劇,並可能變成負值。

這是困境所在。國營企業增長速度的改變將幾乎肯定處於北京在未來幾年被迫對付的困難的核心。當國營企業價值以雙位數增長的時候總是很容易讓政治領導人高興,就像過去十年那樣。隨著GDP增長放緩和國營企業放緩的更多,一位數增長甚至收縮,它可能將變得更加困難。

遏制國企等於摧毀共產黨政治基礎

文章說,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說,縮小國營企業的權力「將使得中國經濟遠遠更加有效和充滿活力。」「但是很難想像,一黨專制政權將願意摧毀它的政治基礎。」

當預測中國的未來的時候,太多的分析家們系統地過分強調了中共領導層的意圖。如果政府宣佈,它計劃達到某個特定目標,比如提高消費在GDP當中的份額,或者讓鐵路長度翻番,或者讓家庭收入在未來十年翻番,分析家往往迅速的把這些目標納入他們的預測,即使完全不清楚北京統治者要如何達到它。

佩提斯認為,人們可以盡情討論中共宣稱的計劃,但是它實際上所作的將會受到經濟可能性的限制。裴敏欣說,人們可以盡情討論中共將遵循的經濟政策,但是它實際上所作的將受到政治可能性的限制。如果把裴敏欣的政治局限性加上佩提斯的經濟局限性,人們將得到一個中國將發生甚麼的更加準確的預測。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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