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梁君新將軍書《兩岸之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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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1月16日訊】梁君新將軍是徐芳櫨先生一九四九年從江西南渡台灣的袍澤故舊。我有幸一九八九年作為旅歐第一批大陸學人訪問台灣並結識前輩徐芳櫨先生,現在又有幸由徐先生而得以在梁將軍的《兩岸之路》第四版出版之前閱讀此書,並被允作序。為此誠惶誠恐寫下心得,希望不負梁將軍大作對世人,對後輩之望。

一.史料豐富、描述清楚

梁君新將軍的《兩岸之路》記述了台灣和中國大陸兩岸分合的歷史,其條理之清楚,資料之廣泛,理念之明確讓我佩服,且受益匪淺。
我之所以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思想的角度來評述梁先生的著述,因為我的專業是思想史,科學史。在我所有的治學和研究工作中,歷史是一切的基礎。儘管我自以為閱讀過很多歷史典籍,但是閱讀梁君新將軍的《兩岸之路》,我感到,它為我瞭解兩岸關係歷史,中國近百年的發展歷史提供了很多新的知識,以及思考線索。
這是一本大約三百頁的書,但它居然涵蓋了近二百年來涉及中國,以及兩岸關係的幾乎所有的事件。它編年史式地梳理了整個歷史,可說是每一頁、每一段都充滿具體的內容。然而如此一本書讀來你卻不感到擁擠和勞累,這就讓人看到梁君新將軍掌握及駕馭這些材料和文字的能力。
這本書涉及的不僅有正史內容,還有很多在當時是如何報導反映這些事件的報刊內容,民間口傳這些事件的史料,乃至梁將軍本人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親自經歷的,在過去二十多年中親自走訪的見聞。由於所有這些材料都是圍繞歷史而來,所以你讀來不僅沒有覺得繁瑣纍贅,反而增加了歷史的生動。而對於錯綜複雜的歷史數據,由於梁先生在交待這些材料的時候,客觀且清楚、明確,因此也沒有減低這部歷史作品的嚴肅性和可信性。對書中索引的那些議論、見聞,傳說,甚至某些團體展覽的材料,你盡可以在歷史研究中參考、思索,用你自己的頭腦去辨別。
為此,《兩岸之路》不僅為希望統一的人,用何種方式走向統一的人,也為尋求獨立的人,為不同觀點的人,提供了判別和探究的線索和數據。由於任何人都無法繞過這些歷史,和歷史所展示的這些意義。所以這是一本難得的對所有關心這個問題的人來說都值得一讀的書。

二.史學傳承-文以載道

毋須否認,在我第一遍讀《兩岸之路》的時候有很多困惑,首先就是治史方法的困惑。步入學術研究之路後,我讀的是近代西方先哲們的書,研習的是當代西學的治學方法,因此對於歷史學,我腦子中的框架是當代西方的描述方法,對數據的考究追索,對主客關係以及概念的探尋。梁君新將軍的《兩岸之路》顯然和這些方法有所不同,這讓我深思。然而,這卻的確是一部歷史著述,而且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書。由此,梁君新先生的著述讓我想到中國文化中的治史,中國傳統中的治史方法。
前輩賢人為我們留下的文字傳統是文以載道。這個精神當然也滲透在中國歷代的歷史著述中。中國人推崇文化是因為推崇「道」,推崇文字是因為推崇「道」,也正是這個原因,中國人重視歷史。在中國的文字文獻中最重要的是歷史記述。從戰國以來,無論《左傳》,《戰國策》,乃至《論語》等書,記述論說都離不開史,更不要說《史記》,《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典籍。
細點前人歷史著述,其實很多都和《兩岸之路》類似,記述中正史文字,口述相授,野史見聞,交相出現,然而這種特點絲毫沒有影響到這些史書的價值和永恆性。那些史書也都凸顯著某種道,但是也沒有讓人感到僵硬,專斷。
照說這個「道」,如果對應於今天西方的治史方法很有些令人懷疑的地方。因為一部歷史如果以一個觀念,一種意識形態為目的,那麼這部歷史就一定不是歷史而是一部宣傳品,意識形態的工具。然而在中國文化的歷史以及文獻中,文以載道,以史載道卻不給人這種感覺。梁先生的書讓我思索,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同是因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根本的形而上學前提不同,價值不同,所衍伸的思想框架、學術標準和目的結果也就不同。
西方是二元的,從上帝和人的對立二元,上帝為人立法到人與自然的對立,精神和物質的對立,主客體的對立。但是中國文化卻並非如此,中國人是天地人,天人合一,人神互相滲透,中國文化中的「道」的根本是人的倫理,文化之內化,而非所謂客觀的「法」,規律,絕對化的真理。所以中國文化中的文以載道的道絕非意識形態,它不是西學意味的觀念,而是一種倫理,一種關係。
在這種意義上,梁將軍在這部歷史中宣揚的是一種文化,一種內化之「道」,倫理之「道」,無論你接受與否梁先生的觀點你都可以仔細閱讀本書,就如你讀史記,讀二十四史,你不一定同意記述者的觀點,但是都會有所受益。
在這種意義上,《兩岸之路》有一個非常明確地思想領先,那就是國家的統一,但是它卻絕非是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作品。因為梁君新將軍書中的「國」,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家國」,而既非西方那種種族優秀的「日耳曼之國」,先進階級的「無產階級之國」,也非今天一般現代意義上的那種「國」,而是中國傳統意義的「國家」,或者說「家國」;那種「統」,是文化之統,內化、倫理大道之「統」。所以《兩岸之路》從思想到方法可說是一部真正的中國文化中的歷史著述。

三.文化靈魂-家國情懷

梁先生的《兩岸之路》一書讓我驚奇和深思的第二點是,治史並非易事,尤其是駕馭史料的思想和精神,也就是一般說的文氣——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
前人蘇轍論「文」曾說:「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梁先生戎馬倥傯一生,晚年書寫歷史,竟能立馬造橋,何來如此內在之氣,跌宕之氣?何以退休後竟然能如此迅速地治出這樣一部清楚明瞭,內容豐富的《兩岸之路》?
如果把這本書只是說成是他退休後的辛勤耕作之力,我是不能夠相信的。
細讀全書,細品梁先生的一生,琢磨梁先生所推崇的文化大道,我恍然大悟。貫穿梁先生《兩岸之路》全書的氣原來就是我上文說的中國文化傳統之氣,中國傳統中的家國情懷。正是這個家國情懷,文化傳統致使梁先生能在二十歲的時候投身軍旅,跟隨一個幾乎無望的「敗軍」走向海角。所以貫穿梁先生《兩岸之路》的浩然之氣,絕非一日、一年之功,而是一生、一世之功。梁先生能在如此眾多的歷史資料中駕輕就熟,隨心所欲,如庖丁解牛,其源頭在六十年前的江西。
讀梁先生的《兩岸之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是圍繞民國以來的歷史發展,是梁先生在這個歷史中為我們展現的源遠流長的傳統的價值與文化基礎。
梁先生在《兩岸之路》中展現的價值和文化基礎,在我來說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在讀中國經典的時候,在傳統的詩詞歌賦中,在戲劇中,在民間傳頌的各種故事中所熟悉的那種「家國」情懷。這種家國情懷,從春秋戰國時的勾踐屈原,到三國兩晉的諸葛亮王猛,從傳說中的楊家將到歷史上的文天祥,充斥在中國文化中的每個角落。
這種家國情懷我在研究當代西方思想史,在研究極權主義共產黨的起源的時候曾經促使我對東西方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概念做過探究。它使我看到,在西文中的「國」一詞是沒有家的意思的。我們中國人錯把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國家」對應了西文的「國」。
研究極權主義文化起源的文化政治社會學家弗格林(E. Voegelin)曾經說過,近代人們從契約等來研究國家的所謂客觀性起源,實際上這種研究忽視了國家產生的形而上學前提,文化基礎。近代西方國家是產生在基督教基礎上,它其實是一種基督教教會制度的演變。離開基督教無法理解解釋現代國家的形式和內容。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國家和社會的產生發展,它的形式一定像一切事物一樣具有形而上學的前提。這就是說,當人們在做一些事情,構成一些關係,產生一些看法的時候,沒有純粹的客觀,它都有一種非理性的前提,形而上學前提。這就是科學哲學中的觀察滲透著理論,沒有中性的現象和客觀。這在社會的發展中當然也是如此。沒有一種國家概念能夠純粹客觀地解釋,現代國家觀念完全是西方的產物,西方在形成這樣的國家的時候自然都滲透著文化和思想的痕跡。而西方文化是人神的分立,人神的對立,傳統基督教社會,神為人立法,現代社會國家為個人立法。你只有對神的服從和義務,神沒有對你的義務和責任,神祇有管理你,教導你,告訴你做甚麼。社會主義者不過是希望國家能採取更公平的方法,建立另外一種秩序。但是與此對比中國社會形成的國家及其觀念就和近代西方國家的觀念不一樣了。
中國社會形成的國家在中國特有的形而上學前提下,特有的對於天地人的關係,人之間的關係的理解下形成的。為此,中國人把一切建立在倫理基礎上。中國的國實際上是「家」和「天」之間的一種形式。前輩賢人曾經強調過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與「天」的區別: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
顧炎武先生的國家絕非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更絕非種族或者狹小地域的絕對化,而是一種聯繫體、承載體。在這種意義上,細考「中國」傳統,從來也沒有過國家至上、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人的倫理至上,更遑論所謂地區至上了。
天下為公,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中國文化真實的核心。因為這個天下是和家庭緊密相連的,和每個人緊密相連的。而這個聯繫又既不是當代西方文化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中,共產黨社會中的所謂「物質」的聯繫,也不是他們所言的那種宗教關係,而是生命的倫理聯繫。
中國文化中的神和天子不僅管理你,而且對你負有責任,天子不是上帝,如果他不盡責,不僅講究倫理就可以以革命推翻它。為此,中國的「國」和「家」和個人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三綱五紀中君臣父子在思想領域中是同等級別的關係。
任何一個對於中西方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能看到,中國歷史中的那種家國情懷,保家衛國的故事,在西方歷史中幾乎不存在,其原因就是因為這兩種文化的價值基礎,形而上學前提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看到,貫穿於梁先生《兩岸之路》的最根本的,讓梁先生引以為使命的正是中國人血液中的這個「天」予之任。

四.傳統中國-分久必合

《兩岸之路》既然是談統一和分裂問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國歷來都不斷遇到的一個大問題,也就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這句話實際上有著一般說者所未曾想到的更為深遠的意義。
如果我們稍加註意世界歷史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併非是一個普遍命題。在西方歷史中就從來不是如此。希臘時代的那種程度的一統,羅馬時代那種規模的統一,在歐洲從來沒有如中國歷史那樣有規律地再次發生過、重複過。歐洲國家一旦分離,很少有重新再合的。事實上還不僅如此,本來如同中國地方語言那樣的同一語種在一旦發生所謂國家分離後甚至變化成格格不入的兩種新的語言,從此更無可能分久必合,例如荷蘭語和德語,荷蘭與德國。
西人學者比我們更敏感地看到這個歷史現象。德國漢堡的一位漢學家在八九年蘇聯以及東歐各國由於民族問題而分崩離析談到兩岸問題時曾經提請西方注意,西方人不必對台海兩岸的分離問題那麼認真,中國獨特的文化決定了中國人的統一性,那種分久必合的特點。
美國中國歷史研究者費正清和賴肖爾在他們著述的中國史中則特別提到,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獨特的特點是,無論發生甚麼大的變化,分裂都是暫時的,最終還是走向統一。他們認為,文字是一個根本的原因。因為無論有多少種地方語言,但是只有一種文字。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象形文字是決定傳統中國社會政治走向統一的根本的原因之一。因為拼音文字很容易造成不同的語言和文化,從而使得社會一旦分離就越走越遠,沒了分久必合的條件。
我以為費正清的這個說法是只見枝葉不見根基。形成中國特有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原因不僅是因為文字,而更多的是因為這句話的形而上學前提——價值前提,也就是文化前提。中國文化是在人的,生命的倫理基礎上,國不過是天地人——天地和人之間關係的產物、聯繫物。天下大勢說的是天之勢,為此天人當然必合了。而西方人對人和世界的認識來說卻並非如此。近代以前的西方,政教合一,「權力」擁有絕對性。近代以後的西方,政教分離,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佔據了傳統教會的位置,它是立法統治的機構,如黑格爾所說,擁有絕對性。這是西方二元文化的一個典型特點。
在西方,不要說國,集團,就是父親、母親和子女在上帝面前也都是平等、各自獨立的,沒有任何責任關係、倫理關係。所以在聖經中耶穌說,「假若任何人到我這裡,而不憎惡他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門徒。」「我來並不是使世界安寧的,而是使它紛擾的;因為我來了將使兒子與他父親不和,女兒與他母親不和,媳婦與他婆婆不和。」所以,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是在中國文化的前提下才存在。在別的前提下,分並不一定會再合。
在中國文化前提下,國之分並不是甚麼嚴重的事情,春秋戰國之分,三國之分,五代十國之分,甚至被不同民族統治都不是問題。所以晚清甚至有漢人儒者,如王國維、梁濟為清廷殉身。梁濟在遺囑中說,「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系殉清而死也。……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倫理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為此,現在讀梁君新將軍的《兩岸之路》,如果你對那種家國情懷,那種深厚的生命倫理的理解,文化使命感不理解,沒有共鳴,你就不會理解那些一生面對槍林彈雨,生死置之度外的奮鬥者為何對於兩岸問題如此執著與投入。這是屈原以降,兩千年的中華文化情懷,人文情懷,家國情懷的結晶。
在這種意義上,對中國人來說,從來的統一意味著的是文化的統一,價值的統一;《兩岸之路》一書展示的也正是這一傳統中的家國情懷,文化情懷!所以才有「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堅持。

五.《兩岸之路》-勿忘前程

然而,《兩岸之路》描述的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中的統一和分裂問題,全球化、西方化的碰撞壓迫下的統一與分裂問題。為此,這本書描述的這一段歷史所面對的統合問題也就分為兩類問題。
首先,如前所述,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產生的分和統的問題,我們看到的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類統合問題,在最近的歷史中就是辛亥革命後的北洋軍閥割據。這樣的分裂,對中國人來說是毋須憂慮的,因為文化最終將使中國統一。然而,問題在於在梁君新將軍的百年描述中所產生的第二類,也就是北伐其後我們面對的原來越嚴重的分裂和統一問題。這個問題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的分合問題,而是現代化、全球化或者說西化中帶來的分合問題。
我之所以認為這個問題嚴重,因為它一旦分離,就不必然地如同歷史那樣再帶來「分久必合」的結果,而是可能永遠的分裂,像如今的歐洲一樣,不大的地方,雖然語言相近,或者說同種語言基礎,卻分裂成幾十個國家。
我之所以認為這第二類分離嚴重也因為梁君新將軍在書中已經非常明確地、不斷地談到,傳統價值在現代化、西化的衝擊下受到了否定性的乃至滅頂性的重創。這個形而上學前提的毀滅和改變在我看來將導致傳統中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再可能。
對於這種傾向,《兩岸之路》中清楚地記述了這第二類分裂的主要代表首先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誕生的思想基礎就是「無國無家」的馬克思主義。它之所以會如此因為共產黨的思想方法是來自西方的最極端的二元論,並且它不僅二元,而且極為教條、武斷地自以為自己代表絕對真理,代表最高的天。而這就決定了它的第二步,無法無天、無倫理地建立國中之國,並且毫不掩飾地用一個外國名字——「蘇維埃」。它的第三部就是徹底的一元論,一黨的極權主義專制。為此,無論它的來源,產生的基礎,還是它的絕對化的主張決定了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與價值的態度,從而就決定了這種分離是一種徹底告別中國傳統,告別「中華文化」的分離。而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種分離的思想基礎上,即便是「合」到共產黨統治下也意味著未來可能產生不可逆轉的分離。歐洲歷史,羅馬崩潰後的歷史,蘇聯東歐南斯拉夫等國解體的歷史,應該說是這種統合最好的說明。所以在推崇中國文化,天人倫理的統派看來,無論是上個二三十年代的分裂,還是三十年前及現在所宣揚的一統,其實包含著最危險、最嚴重的「分立」的思想文化基礎。
這第二類分離傾向的另外一個代表是今日的台獨,也就是那種絕對的地域主義,絕對的族群思想所產生的傾向。梁君新將軍在書中對此也有清楚的記述。事實上,梁先生描述的台獨運動中可說是一種混雜的產物,既有受近代西方二元意識形態影響的排他的地域主義、族群思想,也有懼怕共產黨帶來的價值和社會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具有傳統中國文化思想的人。這個分離傾向推崇的人和事件早期和共產黨聯繫密切,而這就從另一方面說明這個傾向的未來走向。因為它們其實是一個來源,西風東進造成的。
至於全球化、西化是否帶來新的「統」的衝動,在我看來,實際上西方的近代化中的另外一種傾向,自由寬容的傾向就是一種新的,看到自己文化中的排他性的反省和糾正。這種傾向形成一種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潮流,在思想上批判反省歐洲中心主義,在文化上推崇多元主義。在環境問題上反省人和天的關係。然而在二元論的思想基礎上,尤其是宗教思想上的二元論,這個形而上學前提決定,雖然個人人權思想已經產生和傳播二百多年,但是徹底地眾生平等思想,四海之內皆兄弟思想在這一基礎上推廣還非常困難,所以在上個世紀在西方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兩個極權主義後,依然會發生九一一事件,會出現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實際上,從梁君新將軍的書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五權分立,信仰基督教的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先生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視,都是在這一方向上的努力——力圖拓寬無法抗拒的西方潮流。
為此,梁君新將軍這部書給我最終的啟示,也是給我們民族和文化最終的啟示,我以為就是當年蔣中正先生在金門島上屹立至今的題字:「勿忘在莒」!勿忘我們民族百年來的災難和遭遇!勿忘我們每個家庭的幾代人的犧牲和苦難!勿忘將會影響到我們世世代代的中華文化百年來所遭遇的盛衰!
前輩的題字絕非為一時、一事、一地,而有其深遠意義,那是血和犧牲換來的教訓。忘記它,兩岸、中國不僅不可能走向統一,而且可能會如蘇聯等東歐國家那樣,發生更大的分崩離析!
在我看來,兩岸走向、中國的統合走向並不樂觀!因為它的命運和中國文化的命運繫於一線,所以不要忘記,與百年前辛亥革命時的情況相比,這個世界,時下大陸的文化氣氛都已經不讓我們樂觀!也正是因為此,我深切地感到,梁君新將軍的《兩岸之路》一書帶來的對比、反省思考也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

一部史書不是讓每一個讀者都相信作者的觀點、觀念。如果一部史書能夠提供給你詳實豐富的史料,清楚的看法,讓你能夠從這部書中去對歷史、現實分析思考,從而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不是誑語昏話,欺騙煽動,那這部書就是一部好書,一本能夠在世間留傳,擁有自己地位的好書。為此,我以為,梁君新將軍這本書在兩岸發展走向的歷史中肯定有著自己獨特的地位。因為歷史證明,歷經兩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徹底毀滅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宇宙觀,中國文化的形而上學前提,是無法輕易否定的,所以「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未來或許應該不僅是中國社會,而且應該成為人類社會的走向。在這種意義上仔細閱讀梁君新將軍的《兩岸之路》,閱讀百年來孫中山一代人的努力,梁先生一代人的奮鬥,甚至有著超出中國問題更為深遠的意義!

2013/12/30 德國•埃森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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