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1月16日訊】2014年1月12日，北師大女附中「老三屆」的二十多名學生與三十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宋彬彬等人當場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
在很多人看來，宋彬彬的道歉具有標誌性意義。因為，她本人就堪稱「文革」標誌之一。
宋彬彬，宋任窮之女，1966年7月底成為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組織領導人。北師大女附中在「紅八月」中打響了頭炮。8月5日，女附中的紅衛兵們瘋狂毆打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等學校負責人，卞仲耘被活活打死。
整個紅八月，北京陷入癲狂狀態。據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報》披露，僅1966年8月20日至9月底的四十天內，被打死的北京市民和教師達1772人，這還僅僅是登記在案的數字，也僅僅是北京市區的數字。
後來，宋彬彬去了美國，但國內對她的譴責從未停息，許多人認為她是毆打卞仲耘致死的第一凶手。她當年的校友、曾撰寫《「文革」受難者》的王友琴女士也曾說宋彬彬從未反省。2012年，宋彬彬曾發表一篇寫於2007年，並於2012年修訂的文章，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表示懺悔，卻引起了又一輪爭議，因為文中表示自己並無打人和暴力行為，僅有的「罪過」是張貼大字報、沒有制止同學們毆打老師，以及沒有能夠及時挽救老師的生命（但仍頂著壓力將老師送往醫院，甚至與不敢救護的醫生發生爭吵）。文中還將各種「文革」著作、中外學者文章中關於她的內容說成是「以訛傳訛，還被不少人添枝加葉，以聳人聽聞的內容在互聯網上傳播」。
有人曾揶揄宋彬彬的這篇「懺悔文章」，認為若真如其所說，那麼她非但不是罪人，簡直是那個時代難得的天使，尤其是為了搶救老師而與醫生爭吵，簡直閃爍著人性光輝。
幾天前的這次道歉，在網絡上也迅速形成了兩極化的評價。因為在她的道歉致辭中，仍表示自己曾兩次阻止同學毆打老師，「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
有人認為，以宋彬彬在「文革」中的「符號意義」，她的道歉意義重大，並以南非的「真相與和解」為例，認為應以寬恕態度相待，鼓勵更多的人站出來懺悔。也有人認為，更重要的應該是搞清真相，還認為宋彬彬的道歉過於輕描淡寫，且有推卸責任之嫌。
此前，已有不少老紅衛兵通過各種途徑向自己在「文革」中所傷害過的人道歉：
比如《南方週末》在2010年時就曾報導，1966年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校的八名學生向已八十多歲的老師程璧道歉。當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亦是紅八月重災區，據載，該校紅衛兵們曾在學校禮堂裡，用木槍、皮帶和自來水管把出身不好的幼兒園女工劉桂蘭活活打死。「牛鬼蛇神」們被強迫抬屍體，程璧和教導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劉桂蘭的一隻腳。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晚先後被五撥紅衛兵毆打，之後在女廁所裡上吊自盡；去年，陳毅之子、粟裕之婿陳小魯也公開道歉，並因其「紅二代」和曾經高官的身份而備受矚目。
但這些道歉、反思與懺悔，都不像宋彬彬這般有巨大爭議。這其中有各種原因，比如時機、動機以及措辭，但在我看來，最大的原因在於：宋彬彬身上有太多未解的謎團。
有謎團的不僅僅是宋彬彬，還有這個國家，從土改到三反五反，再到反右、大饑荒和「文革」，這個國家留下了太多謎團。有些人說要效仿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可真相又在哪裏？
宋彬彬的行為並非孤例，她的道歉也不會是終止。未來還會有人道歉，其中也少不了這類以真相不明為前提的道歉。
很多人樂於見到這一切，因為那個時代的人都已老去，「再不道歉就晚了」。他們還認為，為了鼓勵更多的人站出來道歉，大家應該寬容相待，如果過於苛求歷史、強調對錯，很有可能會使得一些本來有心道歉的人膽怯卻步。
這讓我想到「心靈雞湯」。心靈雞湯多半比較煽情，看似很有哲理，其實經不起推敲，甚至全無邏輯。心靈雞湯之所以盛行，與人文教育和邏輯教育的缺失有很大關係，不具備分辨力的人往往會被似是而非但又煽情的東西所迷惑。
心靈雞湯一向鼓吹所謂的正能量，像「感恩」、「寬容」等都是其常用詞，但因其價值觀往往抹殺是非觀念，趨向極端化，所以「感恩」和「寬容」也變成了帶有麻醉性質的和稀泥。例如建議你不要抱怨、不要指責，凡事都要往好的一面想，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化要求，「凡事」與「文革」時的「兩個凡是」並沒有本質區別，都抹殺了事物的特殊性。比如面對社會不公時，批評指責無疑是應有之道，「感恩」則往往意味著奴才心態，「寬容」更是不負責任。
有病時才用的麻醉劑居然成了很多人「唯一指定閱讀」的雞湯，並非無緣無故。這種觀念使用於道歉，與早年的「出身論」、「以階級鬥爭為綱」貌似兩極，卻殊途同歸，其本質都是抹殺是非觀念。僅有的區別在於：「出身論」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是要把你打死，而如今的道歉，則是和稀泥，讓還沒有被打死的你寬容對方，甚至感恩，比如有人就說：「對於當年沒有被打死的老師來說，學生們都道歉了，而且過了這麼多年了，我們要懷著感恩的心迎接更好的將來。」
貌似兩極卻殊途同歸的例子還有很多，與如今的道歉能夠相對應的，還有當年的自污。無論是思想改造還是反右，抑或「文革」，寫個檢查罵罵自己都是很流行的自我批評方式，甚至在很多運動中，你不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就意味著你改造不夠深刻，無法過關。所以，很多人已經習慣自污，將各種罪名安插在自己頭上，甚至不惜牽強附會，比如想吃個蠶豆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作祟，但這事情還得有個度，你要是真吃了，恐怕會挨批鬥，所以還得給這個故事安插一個光明的尾巴，比如「就在想吃的那一刻，毛主席思想武裝了我，讓我拒絕了反動資產階級的誘惑」，想吃是過錯，沒吃是原則。
這種「想吃而未吃」的自我批評，像不像不以真相為前提的道歉？而不以真相為前提的和解，注定是一種「被和解」。
個體的「被和解」，若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注定是歷史的「被消解」——連個體真相都不可得，談何歷史真相？
歷史的「被消解」，意味著某種陰雲始終不會散去。而也正是歷史的「被消解」，反過來又左右著個體。有些年輕人說起「文革」，竟滿心憧憬。他們以為那個時代沒有腐敗，卻不知特權特供在那時極為氾濫；他們以為那個時代是所謂的「大民主」，卻不知個人權利完全被無視，即使你「根正苗紅」，也很有可能因為打碎一個毛像章、錯手塗抹了報紙上的「毛主席」字樣而遭批鬥甚至判刑；他們以為那個時代風氣健康向上，卻不知道有多少女知青為了回城，被迫委身於嘴臉醜惡的村幹部，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以抄家之名劫掠他人財產……
即使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也在這種歷史的「被消解」中不知懺悔，甚至仍像當年一樣認為自己無比正確。
我曾多次寫到代際衝突，中國的代際衝突，集中於40後、50後與他們的子女。他們在經歷和思維上的巨大差異，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極其罕見的，這也使得他們在溝通中很難有所趨同。40後、50後最喜歡掛在嘴邊的話是「現在的年輕人啊」，然後就是各種不屑，他們的後輩則常常感歎，老一輩過於重視權威，但總愛面子不認錯，反而有損權威。
「老子永遠正確」與「不愛認錯」，其實是那個時代遺留的思維。我見過不少對舊時光充滿懷念的紅衛兵一代，有人說，自己當年走起路來昂首挺胸，充滿自信，真有當家作主的感覺，想打誰就打誰，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這種活到六七十歲卻依然法盲，以「永遠正確」武裝自己的群體，很難不淪為近三十年的失意者。甚至還有採訪稱，某些當年在廣西「文革」大屠殺中的殺人、吃人者，仍以「階級鬥爭」為自己辯護，掩飾自己強姦、殺人甚至吃人的暴行。
當然，也有很多人懂得是非對錯，他們知道「文革」不好，打人不對，但他們同樣不願認錯。他們其實是「被和解」的另一方，在他們看來，自己同樣是無辜的，甚至是被耽誤的，為「文革」所愚弄，被大時代所裹挾。
將責任推諉給社會，是這一代人慣用的手段，但這絕不是真正的反思。著名的「槍口抬高一公分」，就是對大時代中個體行為的一種價值評判。任何一個黑暗時代，施暴者與受害者往往都集於一身，體制確實束縛著人們，並讓大眾陷入癲狂，但國家暴力恰恰是由這無數個體組成的，所謂體制，也少不了每個人的參與。道歉離不開真相，反思應有全民性。哈維爾曾於1990年元旦那天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只是受害者，因舊制度是我們大家共同建立起來的。」
在世界範圍內而言，全民反思並非沒有先例，德國便是一例。曾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前西德總理勃蘭特曾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德國人都曾是納粹幫凶」，也成了大多數德國人認同並時刻自省的說法。
尤其重要的是，無論是納粹還是「文革」，因參與者的普遍性，法律無法真正全面追溯，加之體制等因素的限制，個體的良知和真正懺悔，就顯得更為迫切可貴。
在當下所有的道歉中，最值得欽佩的是劉伯勤在《炎黃春秋》雜誌上刊登的道歉，這位老人在短短的道歉中提出了真正的反思：「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行文到最後，突然想到一個值得深思的細節，不得不將之寫出：如今，關於公交車讓座的新聞極多，有老人逼別人讓座甚至大打出手，也有年輕人不肯讓座。其實，如果把時光回溯到如今這些老人們的年輕時代，我們就會發現，讓座在那時也是個熱門話題。因為，當時的青少年們面臨著更為複雜的問題，當他們打算給一個老人讓座時，總要思考對方會不會是階級敵人。
許多道德問題，也許都是未能真正解決的歷史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個體的被和解與歷史的被消解，都是可怕的。
文章來源：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