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1月22日訊】
兼這學期近現代史課上課情況簡述
2008年6月15日
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形式因和目的因是統一的，形式就是最終的目的。我想，瞭解我從事教育的目的及我的教育理念是解讀我教學方式的唯一途徑，因此，我從我在母校的所有歷程講起。
一，入校時的信念
1994年秋天，我來到了西安礦業學院成為電氣工程系通信工程專業的一名新生（兩個月以後通信系成立）。當時一種可怕的自卑感籠罩在我們周圍，我身邊的同學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礦院的學生，特別是在面對西安那些名校的學生時。我默默的觀察著這一切，想起自己報到那天看見學校大門時的第一感受，那種感受源自心靈乃是如此之真切：「未來的人路過這裡時，一定會說，『惠虎宇當年就是在這個學校畢業的』。」是的，我從來無需自卑，我的坦然、我的自信源自我生命的最真誠和最執著，歲月洗去它的一切浮華，讓真善美的種子在我心中永存，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塊土地，一塊可以提供營養的、讓我棲身讓我生根的土地，而礦院就是這樣一塊土地，我深愛著這裡的一切，這種愛無需動員無需煽情，它是人性的自然狀態，因為我有愛，所以我愛我生長的土地，理由竟是如此簡單。因為愛，我知道，我屬於這裡，我的使命就是讓母校因我而榮。
當身邊的同學還在擔憂一個礦院的牌子會如何影響他在未來找工作時，我已經知道我與他們不一樣，他們只是這裡的過客，他們只會在這裡索取，要優團優干要這個獎項那個證書，而我卻知道我是這裡的主人，我只是關心我如何把自己的書生意氣和少年文章獻給這個屬於我生命的校園。我的大學生活在我們自己營造的藝術家園中度過，我成為那個時代校園文化的開拓者中最著名的幾個學生領袖之一，曾經為我的母校的校園文化締造過輝煌的時代。良好的人文修養與健全的人格是息息相關的，大學生活給我的重要經驗就是：大學是形成性格的最後時期，也是最重要的時期，這種完成後的性格它會決定一個人今後的所有成就，而要使一個人的性格能健全和完善就必須要有優良的人文環境來滋養和熏陶。那個時代，學校的專業設置是單一色的理工科，校園生活的人文環境完全是靠我們這些心底能存留最純真情感的學生堅持不懈的經營、經歷了無數的苦惱和磨礪而開拓出來的，我為我的大學生活而驕傲，它的精彩紛呈已經是那個時代校園文化歷史中的最重要的和最不可磨滅的一頁了。
大學生活的借鑒：當身邊沒有所需要的營養時，沒有所需要的良好環境時，不要自卑，不要失落，自己把它創造出來，因為上帝把創造一切人間美好事物的能力已經完全的賦予了我們。
二，畢業後的選擇
1998年畢業時，通信專業正處於上升時期，我的同學幾乎每個人都抱著五六個單位的資料在精挑細選，畢業時，學校分配給我的工作單位是神華集團神東電力公司，這是陝北最大的最富的企業，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最佳工作選擇，但是，我卻毫不猶豫的放棄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沒有履行過報到手續（後來考研後需要調檔時才發現檔案還在學校），我選擇了漂泊，沒有戶口，沒有檔案，只有依舊燦爛的才華和依舊純真的心靈，在最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引導我走最坦蕩的路，無需迎逢，無需鑽營，用我的純真去察看社會的一切污垢。
半年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我不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才華廉價的出讓給任何一個不值得擁有它的人或者事物，無論是大型國企，還是民營私企的業主，誰都不配擁有我的才華和靈性，我應該站在最高的舞台上，為最大多數的人服務，讓人們脫離情感的空洞（人的情感是自生的，而不是靠他人給予的），理性的貧乏，我應該把自己心底最純真的靈性所激發出的才華奉獻給中華民族的教育事業，為中華民族開啟教育和文化啟蒙的新時代，那才是我站立的地方，那才是我可以無怨無悔奉獻我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地方，於是，我明白了，我應該回到校園。
「走了多遠，我已記不清楚……一條光滑的纜繩拋向我母岸的樁」，在漂泊的歲月中，在一無所有、物質條件非常貧乏的狀態中，心靈的純真和幾乎一塵不染的情感讓我進入了真正的詩人的存在狀態，我探索詩歌的秘密，吟唱生活中易感的一切細節，與生命最底層的部份進行最親密的交流，我找到了精神站立的地方，我知道，無論甚麼困難都再也不能打擊我，因為我與我生命的最底核已經完全的結合成一體，形成了強大無比的自我生命體。這是一種真正健全的人格，也襯托出一個真正大寫的人。
漂泊生活的借鑒：最可怕的貧乏常常不在物質條件之內，而在人的心靈之上，換個角度說，心靈的富有與充實才是一個人真正的立足之基。
三，返回學校讀研和畢業留校任教
我選擇考研經歷了從工科轉文科的心路歷程，我相信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當1999年夏天我為學校文學社社刊寫完《印象之美》後，我驚詫於自己的藝術領悟力竟已是如此專業，眼前朦朧的東西忽然透明了，一扇門打開了，我一直尋找的藝術世界和精神境界的樂園終於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知道，我必須走進去，毫不猶豫的。人們總是會通俗的問我，是因為不喜歡學通信嗎？我總會不通俗的回答說：「是因為生命需求的等級提高了！」
一個人的藝術生命必然是在他最熱愛的地方生成的，也必然會在他最熱愛的地方被激發和完善，我最熱愛的地方就是我鍾愛的母校——西安礦業學院。因此，我選擇回到我的母校。
翻開招生簡章，全校唯一的文科碩士點就是那個直到上研很長時間後我才能叫得出全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對於我來說，我考研只看兩個條件：一，母校，二，文科，而這個專業是唯一能滿足我要求的，因此我選擇報考這個專業，理由僅僅如此而已，我並非熱愛馬列主義，亦非贊同馬列主義，更非為了獲得一個碩士文憑，我只是尋求一個回到我最熱愛的地方的機會，在這裡我要完成我精神品格和人文知識的第二階段的自我塑造。說實話，我的眼裡沒有專業這個概念，只有求知的慾望，研究生階段，沒有了考試的壓力，沒有了大學時代那些清規戒律的約束，時間更富餘，上課形式更適合我的性格，於是我自由的翱翔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知識殿堂裡，採擷我所需要的關於歷史和社會的更深刻的不同見解。
我並非大家所通俗理解的是誰誰誰的研究生，那對我的意義不大，我是我自己的研究生。我獨立的做學問，導師說的對的，我贊同，他說的「不對」，我就用我悟出的道理來反駁，三年的師生關係就是這麼過來的，也很和諧，我們堅持著這種平等的探討，結下了深厚的情義。如果說學問的高低可以逐漸變得差距很大以致最初的導師無法再做我學問上的導師，以致於我經常會說（畢業以後的事），我的導師是釋迦牟尼、是老子、是耶穌、是黃帝、是周公、是孔子、是孟子、是王陽明、是孫中山、是蘇格拉底、是巴門尼德、是康德、是黑格爾、是胡塞爾……，但是導師和我像父子一樣的情義卻是無法動搖的，我也尊重我的導師，這就像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的：「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青出於藍勝於藍，這是世間常理，我們毋須諱言，我承認我曾經在導師的門下和指導下學習過，但很顯然我的學問是導師培養不出來的，也根本不是同一個體系的。但是，我承認我是我的母校培養出來的，因為我的根在這裡，在這片土地上生長著，我用自己在這片土地上耕耘出的人文環境培養了我，我的一切屬於西安礦院（現在叫西安科技大學，但是我習慣於叫礦院，因為我和母校的文化聯繫、我的文化的根紮在了西安礦院），並且，我熱愛曾經給予我真正的工程科學知識的通信系，深深懷念那個純真的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獨立的人格是我所一直堅持的，我做學問不為任何政治勢力的干擾所左右，我是一個真正的人文學者，我要為我的母校實現真正自由的人文教育而努力，我不管我有多微小多壯大，我只是存有一顆對母校赤誠的心。研究生畢業選擇工作時，我毫不猶豫的選擇留校，我對同宿舍的機械學院的舍友說：「因為我對這個學校懷著深厚的感情，我要讓我的母校因我而榮耀。」舍友當時鼓勵說：「哎呀，你把你的想法給學校領導說說，領導一定會很賞識你的。」我笑道：「領導5年換一茬，就像過眼雲煙一樣，唯有母校在我心中才是永恆的。」是的，我對母校的愛不需要領導去賞識，也不是為了讓領導去賞識，我為心中的愛而選擇，而投入，至於物質條件是怎麼樣，我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今天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作證，我從來沒有抱怨過工資收入的問題，我總是樂於和他們清談學術的問題，雖然，我講的他們大多都是無法理解的，甚至會用他們那套狹隘的馬列主義世界觀說我思想不正確，讓他們去說吧，真理的東西無需證明，它本身就是真理，它不需要投票表決，它對一個人的顯現的程度需要這個人的悟性和學問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才能交匯為一體，才能在這個人心中自明起來。
研究生生活的借鑒：獨立的人格、自由的學術、開放的信息環境，這是一個學者成材的三要素，缺一不可。缺了第一項，培養出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缺了第二項，所學到的是「政治」（這個詞在這裡是個很狹隘的用法），而不是學問；缺少第三項，所看到將是謊言，而不是事實。
我三樣具備，因此，我是一個可以看到事實、掌握了真正的人文學問的學者和高級人才，是母校的驕傲。
四，教學工作中的坎坷
在學生時代，我有同仁，那些同樣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們，那些和我一樣執著於真善美情感與性靈追求的同學，我們志趣相投，一起從事於校園文化的開拓和創造，我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友誼，也在某些領域達到了後人很難超越的高度。
我懷著同樣的熱情走上了工作崗位，在讀研究生期間，很多老師已經熟知了這個酷愛清談，一旦相遇就爭論學術問題的研究生。在工作的初期，我保持著這種習慣，在校車上、在辦公室裡、在校園中，在任何相遇的地方，我抓住一切機會談學問、講學術，我在努力開拓一種學術氣氛，也在尋找著志同道合的同仁，一如學生時代的熱忱和執著，從未改變。
但是，我慢慢的發現，在中共統治下，人們已經很難保持那種青年學生時代的純真的真度和火熱的熱度，人們習慣於匍匐在統治者權力的淫威下苟且的生活，而不問甚麼真理和價值，不問甚麼社會公義，更不問真正的民生民情。那些共產黨員只會像機器似的服從上級，而不管上級的命令是對是錯，他們很少再有他們的前輩中曾經有過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豪邁氣概，他們在一種人人都必須學會無條件的自律、內心中充滿恐懼、害怕觸犯上級的政治空氣中奴隸般的生活著，人性的自由完全讓位於黨性的嚴厲束縛。很多人會說，人在社會中當然要有束縛，我說，這沒錯，但是正如黑格爾所說，真正的束縛來自對自由的追求，是人們根據自由精神的原則外化出來的法律形式（大意如此），這種正常的社會約束是保護人性自由的法律約束，而不是壓制人性的黑社會幫規，歷史上的蘇維埃式的組織，它的組織原則是反人性的，今天已經在俄羅斯以及東歐被全面的否定，自由的三色旗，俄羅斯第二共和的旗幟今天正飄揚在這個古老民族的蔚藍色天空中，那麼的明澈，那般的輕靈，代表著這個民族堅強不屈的意志。今天去過俄羅斯留學的學生對於民主的俄羅斯的切身感受已無需我多言。
在這種鐵桶般的政治控制中，我努力的開拓著自由教育的一絲神聖的領地，為我們學校的人文教育贏取應有的尊嚴。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反黨（這個黨我根本就不屑於去反），那就讓它去認為吧，我不諱言，我會在我的教學中一一指出黨的很多錯誤和謬論，從理論到治國的實踐，黨的所有一切都得接受一個學者自由眼光的嚴格評判。我的眼中沒有黨，只有真理和理性的原則，且它們在我的學術活動中最大。
沒有同仁，就讓我一個人去走吧，所有路開始的地方從來都是由它的開拓者親自踏出第一個腳印的。我留在這裡，不是為了找一份工作混一口飯吃，而是為了實現我對母校的愛，我要讓我的母校開出自由學術的花朵，要讓我們的學子們得到正常的人文教育，使他們不至於心胸狹隘和眼光偏見，不至於內心充滿了陰暗暴力和邪惡的念頭，我為這個目標而努力，而默默的奉獻著我的一切。因此，我青春的火焰，它從來沒有黯淡過，反而在這裡燃燒的更亮。
經驗借鑒：自我保護決不是喪失勇氣，更非放棄理想，而是努力開拓自己經營的領地，並使之安全。但是，在沒有自由的環境中贏取一小塊自由的代價常常也是不小的，為此，需要做好各種心理準備。
五，政治還是學術？
在這個統治局面中，常常會有這樣的悖論：我和共產黨員談論學術，他們卻搖搖頭說，咱們不談政治，搞點學術吧，我們不要去關心政治。奇怪，我總是聽到共產黨員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他都是執政黨的一分子了，卻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我一個平民百姓，無黨無派只是踏踏實實的做我的自由的學問，卻總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到底誰在搞政治？甚麼是政治？甚麼是學術？
領導經常問我，你帶的課是甚麼課？並且最後要強調這是政治，不是學術。我就設想，那能不能申請開設一門不是政治課的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政治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按照這個政治的要求去講，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按照學術的原則去講，讓學生學完政治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有了「正確」的世界觀後，再接觸一下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用這個「正確」的世界觀去分析判斷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的不合理部份，以加強學生的學術能力和學術水平？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是不是等學生畢業後，讓他們自己在社會中去重新尋找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那我要問：我們的學校到底是搞學術呢，還是搞政治呢？我的母校到底是學校呢，還是黨校？我們是要把學術教給學生呢？還是要把「政治」：「教」（恐怕用灌輸比教更合適吧）給學生？
是政治壟斷了學術，侵犯了學術的領地？還是學術搞了政治？妨礙了政治的實施？學校到底是幹甚麼的？為甚麼一個號稱是學校的地方不教學術的東西，卻整天要搞政治呢？不要以為我甚麼都不懂，以為我幼稚，我是專門提出這些問題，提供給一些主管部門的領導們去思考，因為，你們現在可以打壓我，可以對我做任何方式的處理，但是當一個自由時代來臨後，我以上的提問就是那個即將到來的時代的人們對於你們的「審判」（就暫時借用一下這個詞吧，以引起各位重視），你們準備如何回答呢？
我必須得告訴各位領導，在一個學者眼中，無論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宗教和信仰的問題……等等，等等，都是學術的問題，一個學者所接觸到的所要鑽研的問題從來都是學術問題。在一個學者眼中，那種獨立於任何批判之外、不允許人們提出異議的、高高在上的「政治」是永遠不存在的。
這就是學者，一種很多人雖然經常掛在口中卻從來沒有親自體驗過的神聖的身份，這個身份的尊貴並不是那些懦弱的人可以隨便玷污和佔有的，它是靠那些忠誠於高貴理念的人們以生命為代價世世代代捍衛出來的，也由它所選擇的勇士們來繼承著和延續著。
六，中華信史制度和史家精神
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zhu)弒其君光。」中國的歷史就是靠這樣的史家精神這麼不畏強權的記載下來的，「春秋筆法」更是震懾亂臣賊子的強大精神武器，維護著社會基本的價值觀。中華五千年的信史制度，從口傳到有文字的記載，到隔代修史的傳統，都是以史家的高尚的道德修養與正義感為核心創造出來的，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後，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史記每篇的結尾都是這樣寫的——「太史公曰」，而不是「漢武帝曰」，他把一個失敗的項羽列在本紀中，給予王者的待遇，這裡面從來沒有「成王敗寇」的那種腐朽狹隘的政治偏見，這就是史家獨立的精神和獨立的評論，是中華士人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是中華民族高貴精神的最好的體現。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中華民族的精神從來都是塑造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的精神傳統，而不是大批量生產奴才的黨文化。
除了24部正史，中國還有大量的野史，今天任何一個做歷史研究的人，都會給予正史和野史同樣重要的地位，他的考證中絕不能丟掉大量的來自民間的野史。野史就是民間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這是我們研究歷史時不可忽略的要素，特別是當一些自稱代表人民利益的組織和團體，他的歷史資料中更應該引述來自民間的聲音。
古代社會皇權、教權、族權三權分立，皇權不下縣，鄉里是宗法自治，皇權受來自儒家正統的文化和道德解釋權的支配，皇帝的行為規範得服從這些自古以來的傳統天道教化的要求，因為他既然是天子，就得服從天道，而天道是甚麼，不是由皇帝自己來解釋的，皇帝的好壞和對錯也是由掌握了道德解釋權的民眾和儒士們說了算，這就是教權（教化的權利，也就是教育權）獨立所帶來的對皇權的制約作用。
這種強大的道德和精神的制約，使每當天災發生時，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都得親自出來承擔第一責任，下罪己詔，並審查冤獄、覆核稅賦、減刑罰、輕徭役、內省修身、明察政務，以調和陰陽、平息上天之怒。在道德解釋權的制約下，皇帝決不會利用天災中人民的苦難去向人民宣傳自己多麼的高度重視、親切關懷，從而逃避人民的問責，豎立自己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從古到今，還從來沒有產生過這麼無恥的皇帝。
道德解釋權的一項重要依托就是歷史，歷史使抽像的道德形象化和具體化，給人們提供借鑒。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不是按照宋朝皇帝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來編寫的，因此，它才具有「通鑒」的作用，不光對宋朝有「通鑒」的作用，對後世的任何朝代都有「通鑒」的作用，這是因為有一種自古以來一以貫之的普遍人性的價值觀貫穿其中，這種價值觀，不屬於個人，不屬於一個團體，更不屬於一個「黨」，而是屬於全部的人類。
七，對待歷史的立場問題
好，那我們就談談對待歷史的立場問題，這也是我上這門課的第一堂所講過的內容。這裡說的立場問題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中國人有衡量歷史的基本價值觀，那就是儒家的忠孝仁義思想，以及仁義禮智信五常，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就是大壞人，為社會所不容，而仁義之士則不會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失去人們的敬仰，縱使敵人也只是消滅對手的抵抗，消滅對手的肉體，而不是消滅對手的精神，因為任何敵對的雙方都遵守著大致相同的價值觀，這反映了人類的天性中具有一種普遍的人性和道德原則。文天祥就義前，對吏卒說：「吾事已畢，心無怍矣。」南向拜而死。在他遺體所著的衣服中，人們發現了他留下的《衣帶讚》：「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朝的統治者讓文天祥留下了千古傳頌的精神和氣節，他們並沒有說文天祥反動，思想有問題! 清朝政府在揚州等地建忠烈祠悼念史可法和各忠勇烈士（而不是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並屢次下令減免揚州嘉定等地的錢糧，並且平反袁崇煥，這是一個新政府對曾經激烈反對自己的前朝敵人（這裡的敵人是指政治立場根本對立的人）的做法。
同樣是政治立場的對立，漢初的蒯通沒有因此而獲罪，卻由於自己的忠義而受到歷史的尊重，留下了千古美談。史料如下：
【韓信將要被斬首時說：「我真後悔沒聽蒯通的建議，卻中了呂稚這樣的女人的計，這難道不是天意嗎？」呂後隨後滅了韓信三族。劉邦討伐陳豨凱旋後回到長安，得知韓信已死，感到慶幸欣喜的同時對韓心懷憐憫，問：「他死時說了甚麼？」呂後說：「韓信說他後悔沒聽蒯通的話。」劉邦說：「這人是齊國的舌辯之士。」於是詔令齊國抓了蒯通。蒯通帶到後，劉邦問：「是你教唆淮陰候謀反的？」蒯通回答：」對，是我教的。可是傻小子不聽我的話，所以才混到如今把命也丟這兒了。如果那傻小子當初聽了我的勸，你又怎麼能殺得了他？」劉邦大怒：「把他扔鼎裡煮了！」蒯通大叫「哎呀！冤死我啦！」劉邦說「你教唆韓信造反，你冤甚麼？」蒯通：「秦朝綱紀崩摧，國勢衰微，崤山以東形勢大亂，各種力量紛紛崛起，英雄像烏雲一樣集中起來。秦丟掉了它的鹿，天下人都在追這只逃跑的鹿，聰明機靈腿腳靈活的人才會先抓到這鹿。盜跖（zhi）的狗衝著堯狂吠，倒不是因為堯不是仁義之人，而是因為仁義的堯不是這狗的主人。就像當時的時候，我只知道個韓信，不知道還有個陛下您。況且當時普天之下緊握手中兵器要干陛下所幹的事業的人太多了，只是能力不夠罷了。您有可能把他們全都扔進鼎裡煮了嗎？」劉邦說「放了他」於是赦免了蒯通的罪。】
這就是一個史載具有地痞流氓性格的皇帝的胸懷，他沒有上過清華北大，也沒有在高級黨校中培訓過，但他在這場人性的檢驗中卻得到歷史的好評，贏得了萬世的尊重。漢朝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朝代，它恢復了源自夏商周的正統禮樂文化（儒家文化）和源自三皇五帝時代的道德修煉文化（道家文化），它秉承天命，遵循天道地德下的普遍人性原則，因此，它的光輝延綿四百年，成為繼夏之後又一個標稱我民族族號的標誌，今天我們叫做漢人就是由於這種博大的胸懷下蘊藏的普遍人性原則（以儒家文化為核心）開拓出來的。
這種普遍人性的原則它衡量歷史人物的好壞，決定歷史人物的命運，漢末呂布驍勇無敵，卻因為出爾反爾，反覆無常，沒有信義而不容於諸侯，最終被殺，這是一個深刻的反面事例。一部《三國演義》，說盡了忠義二字，三國英雄人物為歷史留下了關於忠義的深刻內涵，曹操對關羽仁盡義至（不是憑高官厚祿去利誘，而是靠誠心去感化），卻不能改變關羽對劉備的忠義，這不是政治立場的較量，而是人性的較量。在群雄並起，政權分立，政治立場對立的歷史階段，衡量好壞的標準是甚麼呢？只能是具有穩定性的道德標準，它外化為普遍的人性原則，這就是我們看待歷史的第一個原則，也就是第一個立場——普遍人性的立場。
看待歷史的第二個原則和立場是民族的原則和民族的立場，這個立場是用來衡量歷史人物對民族的有利或者有害的唯一立場和標準。民族的立場超越任何黨派和政府，如果我們站在任何一個政府的立場上來看歷史，那麼歷史上就沒有賣國賊和出賣國家利益這種說法了，因為殺人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解釋殺人總是有理由的，如果這個殺人犯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那麼他們的理由就更充足了。我們是僅僅承認這些理由呢，還是把這些理由放在普遍人性的立場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立場中去衡量它的好壞呢？以愛國和賣國來講，誰在祖國危難的時機挺身而出為我們祖國和民族流血犧牲、浴血奮戰的，就是愛國，就是民族英雄；反過來，誰在我們祖國危難時藉著國難以謀私利，甚至出賣祖國利益通敵叛國，那麼他就是賣國，就是民族敗類。我想這個民族的立場和標準是高於任何黨派和政府的利益的，所有在歷史中活動過的人物、團體、政治組織、政府都應該拿到這個立場中來衡量衡量，看看他們到底是愛國還是賣國，而不是聽他們自己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自己怎麼樣，怎麼樣，說別人怎麼樣怎麼樣。民族的立場還要求我們明夷夏之辨，懂得甚麼是中華民族，甚麼是異族，這樣一部五千年的歷史才能清晰的反映在我們面前。
可見，看待歷史，無非要堅持兩個鮮明的立場：一是要明是非和善惡，要分清楚好與壞，誰是正義的，誰是邪惡的，涉及正邪的區分，要站在普遍人性的立場上以普遍的道德法則來分析和判斷；二是要明夷夏之辨，要分清楚誰是中國，誰代表中華民族，這個立場就是民族的立場，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要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去思考和分析判斷。
就是說，看歷史絕不能以政治立場來看，一個時代的狹隘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標準，它在漫長的歷史中甚麼都不算，在一個研究歷史的真正的學者眼中也是不存在的。
八，我是如何講授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
一句話的提要：忠實於事實，忠實於歷史，從不偏離課堂主題。
首先講了看待歷史的兩個基本立場，然後簡單講解了中國的由來和演變，由古代史過渡到近現代史。
對晚清的歷史做了較詳細全面的講授，以加深學生對近代史的瞭解，使他們認識中國現代化從甚麼時候開始起步的，所經歷了哪些重要的發展和演化階段。
對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做了較詳細的講授，以使學生對那個時代有一個全面的瞭解。
對抗日戰爭的一些歷史問題進行了歷史辨析的講解，以讓學生瞭解真實的抗戰史，對為我們民族流血犧牲的先輩們充滿敬意和緬懷，以告慰烈士的英靈，延續民族的精神。
對中共為甚麼會戰勝中華民國政府進行了綜合的講解，以使學生掌握歷史的複雜性，而不至於頭腦簡單的就會說一句話——「歷史選擇了共產黨」。那只是政治口號，而不是具體的歷史知識。
對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政治施措進行了初步的講解，讓學生明白前30年中共的計劃經濟和人民公社以及十年動亂等一系列的錯誤是造成我們30年來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本來準備在最後一次課講解，但是被你們取消了，原計劃準備以2003年我的碩士畢業論文中的內容為主要線索來講解。
歷史資料的收集主要來自《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視頻資料選擇了《走向共和》中的片段，以及台灣拍攝的抗戰記錄資料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中的片段，如《淞滬抗戰》等片段，以使學生直觀戰爭的殘酷性，對抗戰有一個全面的瞭解。
講授過程，語氣全部是以一個學者的語氣來講解的，有時候為了照顧一些腦子殭化的學生，也會說幾句以「我黨」開頭的話，所堅持的立場就是我上面解釋過的兩個基本立場。
九，此次事件的實質——（一次重大的校恥）
從50年代的反右到文革，中華民族的師道尊嚴蕩然無存，傳統的儒士階層被連根拔掉，知識份子不是關在牛棚受沒有知識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是被打成反動的學術權威挨批鬥。從那以後學問不再受到尊重，人們習慣於用狹隘的政治標準看待一切，先進與落後、正確與錯誤、愛國還是賣國、甚至怎麼愛國，都是以黨欽定的標準來衡量的，黨儼然成為這個國家永遠正確的「神」。我們傳統文化中神尚且也會犯錯誤，但是黨不會犯錯誤，錯誤都是黨內的一小撮人犯下的，而黨本身是永遠正確的，這個永遠正確的黨就成為我們國家欽定一切學術問題的最高機構，並形成了標準答案層層分發下去，把這套東西從幼兒園開始就不停的給學生灌輸，以至於他們上了大學還不懂得學會運用自己獨立的觀察和分析去看待問題，甚至不知道甚麼是學術，真不知他們上大學是幹甚麼來的？
不知各位領導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學後，是師從具有獨立人格的真正學者學習歷史上的各種優秀學問的精華，從而能順利走向文明世界呢？還是希望他們繼續享受這套黨文化的香火？從而變成一個不會獨立思考問題、思維極度封閉、眼光極度狹隘的庸人？
對於此次事件，我想請各位思考一個問題：是不是學生告老師，老師就一定錯了？
學生告老師的甚麼呢？老師的學術水平低嗎？老師的教學不認真嗎？老師對待學生的態度不平等嗎？老師對學生進行了性侵犯嗎？老師在課堂上講家務事嗎？老師在課堂上抽煙接電話嗎？老師對學生暴力相向嗎？老師語言不文明嗎？
一個兢兢業業的優秀老師，一個認真負責儘量給他們講授真正學術的優秀老師，他們告甚麼呢？原來是因為他們誤解了我的一句話，以為我讓他們考60分的同學重修，因為他們沒有認真聽過課，對考試題不會下手，因此要把我告倒，這就是西安科技大學的大學生。
告我的唯一罪名就是政治問題，我再次告訴各位領導，我的眼中沒有政治問題，只有學術問題。那些由於政治壓迫而向政治勢力低頭妥協的學術早已經不能再稱其為學術，它們都是政治的附屬品，是政治的奴婢，今天在我們社科系，除了我的學術活動以外，還有沒有人能自豪的宣稱自己寫的東西是真正獨立的學術作品？我的存在，才顯示著一個搞學術的社科系的真正存在，在這個歷史時期，我付出自己的很多利益損失維護了社科系僅有的尊嚴，也為我的母校開創了一塊真正的人文學術領地，它必將會為未來的人們所尊重，成為未來的人在自由的時代為母校重建真正學術的人文學院的光輝人文傳統。我已經把真正的人文精神印在我的母校的這段歷史時期之中，成為我母校迎接未來輝煌歲月的最重要的資本。
每一所名校，它的成長它的聞名，都是因為有著名的學者的自由精神以及他們深厚的學識給它打上了獨特的時代印記而聞名於世的，任何一個大師級的學者必以獨立人格為首要的學術提前，非如此，他們無以成就自己的學問，政治的奴婢從來都不少缺，但獨立人格的大師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無論我的學術水平多高多低，我是我的母校自己培養出來的真正的人文學者，我的學術成就也首先會輝映我的母校、榮耀我的母校，「政治」無法把我的母校建設成具有深遠影響的一流大學，而只有真正的學術才是通向這個目標的唯一道路。現在的問題是：作為領導，你們打算給學術多大的生存空間，這決定著未來的人看待你們的方式。
我希望各位領導能珍惜自己學校產生的真正的人才，多多關愛你們管理下的這片土地上的真正的赤子，而不要僅僅「愛」自己的上級。 因為這是我們的學校，是我的母校，共產黨它只是個歷史現象，而我的母校將會永存，我們才是這裡真正的主人。自由文明的中華即將到來，政治對學術的干涉也即將成為歷史，請你們珍惜這片土地上產生的屬於這片土地榮譽的真正的學術。
如果你們一定要以「政治」來政治我，那麼，我也做好了一切打算。我會告訴大家：我離開，我也必將回來，我永遠是這裡的主人，誰也動不了我甚麼，該是屬於我的東西，我將來一樣不少的都會拿回來的。而那些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人，未來的人們自會用未來的方式對待他們的，也無需我現在說甚麼，說了你們也不一定會懂。
最後，我以北島的詩來作為這份答辯的結語
《回 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為甚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甚麼死海裡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注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惠虎宇）
【編者註：2008年上半年，作者因在西安科技大學的課堂講授中國近現代史真相，而遭本校學生舉報，這篇《如歌的行板》是作者當時被校方要求就此事寫思想認識時遞交的認識材料。這篇文章遞交後，校方解除了作者的教師職務，並停發工資。與此同時，作者在當時的未來中國大學，繼續為翻牆後的大學學子們講授學術的中國近現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