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2月01日訊】有大陸朋友來信說，近日在大陸學界一些人中在爭論究竟如何理解革命還是戰爭問題。一些人推崇革命，甚至以為是目的，由此而推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那些所謂革命；一些人推崇戰爭，為此而為掌權者們的為了政治目的，以及對於異己力量運用戰爭鼓吹。究竟如何評價時下這個對於革命和戰爭的爭論，朋友希望聽聽我的看法。
二十世紀被稱為是「極權主義的世紀」，而這兩個概念，革命與戰爭，恰和我正在研究的極權主義問題密切相關。這兩個概念與兩個極權主義政權的產生和發展都有著密切的關係。事實上還不僅如此，在關於極權主義的文化社會學的研究中，這兩個概念還有這更深刻的歷史、哲學，以及文化根源，所以它們才從十八世紀末期後，也就是法國革命後逐漸對最近一百年的歷史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但是，儘管對於革命和戰爭問題的討論，當人類經歷了兩次大戰以及兩個極權主義的災難後，人們越來越感到研究它，弄清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但是，這兩個問題在大陸知識界的討論卻可以說直到如今也沒有進入到學術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過。因為儘管從八十年代中期後一些人看到了國際思想界對此的討論的隻言片語，但是談到革命和戰爭，就如八十年代初期他們談到啟蒙一樣，永遠是在和現實政治利益緊密相連的意識形態領域。為此衍生出來的討論也是完全意識形態化，以論帶史式的討論，或者是些下意識的望文生義的反應。
看清這點並不難，只要看他們引用或涉及的文獻，就可以知道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否瞭解，而觀念領先，意識形態化的所謂討論是不需要瞭解這些的。
就我對革命和戰爭的理解，戰爭和革命無論在哪一個社會和時代都是手段。在尋找一個更好的世界的現代化中，如何評價這兩個手段，則更多地是根據它的價值前提。例如以一個階級或者以一個種族為最高訴求，而引起或者運用的無論革命還是戰爭手段在當代都已經逐漸被當作反人類罪而譴責。
在另外一面，以人權、人道為訴求的革命，乃至戰爭卻基本上是肯定的，很多時候甚至被認為是無法避免的，如羅馬尼亞八九年的抗暴革命，九十年代對於南斯拉夫等問題的國際干預。當然即便如此，暴力革命導致的犧牲由於與人道、人權，人的生命的最高觀念相矛盾，還是被認為是有很大的負面性。相反在顛覆民主的蘇聯革命、意大利法西斯革命及德國希特勒革命被徹底否定之後，推翻專制的和平革命是完全被推崇肯定的。
但是對於「革命」，如果推到另外一個層次，也就是另外一個文化文明史，就是另外一個意義了。
「革命」在中文本意中，也就是在中國文化歷史傳統中完全是另外一個意思。此「革命」並非彼「revolution」，不過是在翻譯中借用了這個原來的中文字詞來表達西文的「revolution」。而西文的「revolution」的使用，十年前筆者曾經在文章中談過，它是在哥白尼之後才被如此使用的。
「革命」二字本來的中文意思是要把違背天命，違背倫理的事情或人結束換掉，即便這個人是最高的統治者天子。這個革命不意味著根本性的形而上學前提的改變。用陳寅恪的話說，三綱六紀的改變。革命之中文所指沒有價值或者制度改變的意思，而更多的是保守、捍衛，返回。這就是中國幾千年社會穩定不變的根本原因。由於它是建立在倫理基礎上的社會及文化，因此沒有根本改變它，徹底改變它的那種西方式的思維方式，及它所帶來的革命衝動和要求。
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來說，越是革命，已經設立的形而上學前提越是穩定。但是，這對西方就不是如此，哥白尼革命是徹底推翻了對天認識的觀念；政教分離是徹底改變了社會的形而上學前提。無產階級革命和法西斯、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國家主義革命都是再次徹底地改變了現代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和形而上學前提。
而西方之所以會不斷產生這種改變價值和形而上學前提的革命，是因為其根本的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一神論的思想基礎上，這種一神論思想根本的認識論基礎是二元論，也就是思想方法是二元論的，結果就導致這種對立和變換。任何對立和變換，對這種認識論來說，只要符合它的形而上學前提就無論革命還是戰爭都是合法的，甚至進步的，如法國大革命和蘇聯及希特勒的革命，都宣佈自己代表了進步。而這也就導致了和中國傳統的另外一個不同，中國文化傳統從來不推崇以戰爭的手段取得的成功：不戰而屈人之兵，攻心為上。即便戰勝也不認為這是正當的，和最好的方法。
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是，這樣的對戰爭和暴力的認識，不僅是一種長遠戰略，而且是建立在中國文化的前提基礎上的，也就是對天地人的認識，對生命倫理的最高推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最根本的基礎之上的。沒了這個前提「不戰而屈人之兵」、「攻心為上」也失去了它的最根本的意義。
因為沒有中國這種倫理基礎，以西方，即便以現代化的人權觀念為前提和基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一句沒有血肉的口號，它所意味著的內容和中國傳統的人情世故不可同日而語。西方人過去在上帝面前，現在在法律面前，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個人之間的關係冷淡而疏遠，以上帝教條或者法律判據為間離。為此即便兄弟，乃至父母子女之間都是獨立個體。中國則是血脈相連，家族相連，生命相連。而這也是現在西方人在生活及社會中常常在不同方面感到非常痛苦但卻無法解脫的一個問題。當然，這個文化差異實在說改變起來很難，因為形而上學前提不一樣，改變的可能只有也必須漸變，無法一下子徹底改變。因為非理性的文化前提及其思想方法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一下子改變就一定是一場具有很強的毀滅性的「文化革命」。
所以回到你最初的問題，戰爭在人類社會中，無論哪個傳統、哪個時期都有。但是把戰爭作為目的和價值來討論要麼是荒謬的、要麼它是在二元論的思想中和信仰、價值或者說形而上學前提聯繫在了一起的看法。而這就意味著把戰爭作為一種必要，乃至最高手段的討論也只有在時下西方歷史中，以及時下全盤西化和現代化中，也就是在這種西方文化思想中才可能出現。因為只有在西方，才有為了一種信仰或思想，利用戰爭消滅或削弱對手，擴張自己。這在二元的思想方法上是一個常態，如在中世紀有十字軍東征，在當代有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乃至南斯拉夫、伊拉克戰爭。而也就是因為這點導致了西方百年前開始產生兩個極權主義，兩次大戰，其後儘管代表正義與寬容自由的一方取勝，甚至在八九年似乎取得徹底勝利，但是依然也沒有持續的和平和穩定，依然是恐怖主義肆生，戰亂不斷，極端分子讓人們應接不暇，反人類罪行不絕。
這樣一種黨同伐異在中國文化傳統是被徹底否定的。因為宗教信仰而十字軍東征，因為思想認識、階級、種族而消滅一個族群都是西方的一神論思想下產生的二元論思想的產物。在中國傳統中沒有這類東西。崇尚倫理和生命的中國人是有教無類，不分階級、種族、思想，重要的是你接受「文」化。
談到戰爭，在這裡還要插一句，在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中，尤其是涉及共產黨極權主義的發展和擴張，和戰爭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甚至一些專家，如德國極權主義問題文化社會學專家邁爾（Hans Maier），著名自由主義政治學者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都認為，是一次大戰，及一次大戰後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使他們得以取得大發展；是二次大戰及戰後西方無能也無力繼續對抗他們，才造成了世界分裂割據，長達幾乎半個世紀的冷戰。
為此，我認為，西方的文化造成了今天人類物質的進步，並且在本身的文化中儘可能地改善了社會結構，但是卻也帶來不可解決的悖論，甚至在我看來已經步入了一條二元論走不出來的死巷。所以於我看，或許套用卡爾•波普最後一本書的題目《尋找一個更好的世界》，對此的尋求讓現在西方很多人已經意識到是：是尋找一個更好的信仰，一個更加包容、和平、共存，並且和自然和諧相處的形而上學前提，對生命的一個新認識的時刻了。或許在這個意義上，東方不僅提供了歷史傳統可為借鑒，而且也開始在現實中提供了一個選擇。這就是達賴喇嘛時下對於世界的影響為甚麼在慢慢擴大的原因；這也同樣是，時下另外一個中國民眾群體追尋的真善忍的生活方法，對生命的認識和信仰所展示的更深遠的意義。他們向世界再次提供了另外一種方向的人生，另外一類社會及其生活的可能。
2014-11-24 德國•埃森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