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4月12日訊】近日，中國各地接二連三的曝出了官員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僅4月上旬短短10天，就發生了四起類似的事件。4月1日，湖南長沙就業服務局局長彭學之跳樓身亡；4月4號，在重慶「打黑運動」中立功的渝中區公安分局經偵支隊支隊長周渝在賓館自殺身亡；4月8日，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在辦公室自殺身亡；緊接著第二天4月9日，浙江奉化又傳來了街道建設管理辦公室副主任何高波非正常死亡的消息。
在這些事件中，媒體一如既往的遵循著重大案件均被「統一口徑」的報導原則，比如在新聞中並不公開現場勘查的諸多死亡細節，只草草在結束時斷言「被定為自殺，具體原因還在進一步調查中」，比如在試圖探尋官員為何一時想不開的前因後果時，媒體總能將此前發生的某件引起民怨眾怒的事件與官員自殺建立連接，並且能將最終的原因指向因畏罪而無法承受的心理壓力。儘管從表面看來一切似乎都有理有據，然而我們卻不經意的發現，這些不同官員的「自殺」案件其實都存在著相同的內因和根源。
一項來自《中國青年報》的統計調查顯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間，中國共有54名各級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佈被認定為「自殺死亡」的就有23人，占總數的42.6%。事實上，早在2009年底，就曝出了一個月之內，連續有五位官員自殺的消息。由此可見，無論這類「自殺」是否取決於官員主動而為的決絕選擇，他們最終所釀造的非正常死亡的結局都絕非只是暫時的偶然，或某個特殊時期的產物，而是矛盾激發、無法轉圜的局勢下所促成的某種必然。
我們且從官員是真正出於內心絕望而選擇自殺說起。官員抱著必死之心，在很多人看來是難以想像的。尤其在今日中國特權當道的「官本位」社會中，擁有著享用不盡的權力與財富的官員又怎會想到以自裁的方式來結束這種令慾望得以無限滿足的權貴生活呢？眾多專家在分析時稱，官員的自殺來自於心理上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又源於繁雜的工作以及身兼重負的職責。若說這樣的官員身處在多黨監督以及輿論自由的民主制國家，如此分析無可厚非，他們須對民眾負責的工作本身，或許能使他們因擔心來自外界的非議與不滿而產生無法排解的壓力。
然而，在中國，一黨獨裁的政體直接決定了所謂的「監督機制」形同虛設，而「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官場規則更是促使官員無需在意民眾的所思所想，無需理會輿論的褒獎與批評；自然，對民負責的壓力，中共官員是無法擁有的，至少主動形成的職責壓力是不可能產生的。若一定要說「自殺緣起於壓力」，那麼中國官場芸芸眾官的壓力恐怕就只能來自於上級對自身命運以及生殺大權的牢牢在握了。也就是說，官員的仕途如何，甚至是生死都完全決定於上級的安排。
儘管各路官員都在打著「中共」的這面大旗為壟斷資源、獨享權力而搖旗吶喊，然而，各自為政的局勢以及自私自利的本性又令「鬥爭」二字始終貫穿著利益分割的整台大戲。有鬥爭就會有犧牲，有幕後黑手就會有替罪羔羊，一旦在利益的瓜分中未能佔領高地，定然就會有人被淪為某輪政治博弈的犧牲品；一旦自身的貪腐黑幕被對手搶先獲得，以此來作為打擊對方的名目，那麼眾目睽睽之下，也定然會有人來背上黑鍋，承擔一切罪名。這其中，那些行事風格上稍有一絲心慈手軟，或思想中還抱著對同流合污的憎惡，以及人性深處的良知不時的發揮著效力，甚至只因腦子裡的骯髒內幕儲存太多的官場中人，都會毫無例外的被上級定性為「犧牲品」和「替罪羔羊」。
顯然，這兩類充滿著悲劇色彩的官員是必須以死謝罪、以平眾怒的。如果說，「死」是上級為他們所做的最終必然選擇，那麼力量不足以抗衡的他們是根本無法反抗的。因為反抗之後，結局或許更加悲慘，不但無法改變死亡的宿命，而且很有可能遭到更多的痛楚與折磨，甚至連親人都有可能受到連坐，難逃厄運。因此，服從於上級，以自殺了斷便是這些被打上標籤的中共官員的無奈選擇。只要廓清了這層關係，我們就不難發現，即便是死亡現場的所有證據都指向「自殺」，也無法證實那些官員的死亡是已然拋開了求生的本能，放棄了從善的機會，只求為死而死的主動選擇。從這個角度來說，官員的「自殺」與「被自殺」其實並無實質的差別。
除此而外，還有一些官員在緊隨上級做盡壞事後，才突然發現自己跟錯了方向，並預見到了自己的下場，由此產生的絕望讓他們只能選擇不歸之路。
毫無疑問，這些「自殺」的官員大多符合老百姓所言的「自食惡果」或是「多行不義必自斃」之理，亦彰顯了天理昭昭，然而我們除了明晰他們自身存在的問題的同時，更應看清他們的「惡」與「不義」都與這個體制密切相關，他們非正常死亡的悲慘結局很可能離不開上級的決定、操控以及「丟車保帥」的自私選擇。他們的悲劇無不在向我們昭示，獨裁的體制、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腐敗才是釀造一切惡果與悲劇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