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弘揚(上)

作者 : 靜遠

(Athos Raschetti –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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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他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從事傳道、授業、解惑,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

孔子的天命觀是以弘揚道義、承繼傳統文化命脈為己任的,認為這是上天賦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須做好,儘管屢遭逆境,也要難行能行,始終堅定「道濟天下」,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大貢獻與影響。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論語.子罕》)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脅的意思,這是孔子率弟子周遊列國弘道途中被困於匡地時所說。

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後,文化典籍不都在我這嗎?天如果要消滅周的文化,那麼我也就不會掌握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滅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孔子從容自信,堅信 「天之未喪斯文」,維護和延續「斯文」,已成為他生命價值的全部。

他拿出琴開始演奏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孔子以仁德之舉扭轉了危局,被稱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繼道統,傳續千古文脈之浩然正氣。孔子對於「斯文」價值的理解與認識,以及他為繼承和傳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想就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一、孔子對文化的傳承

孔子所謂「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 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為能將天文所呈之像明辨清楚,而規範社會道德、個人行為與之相合,已經盡善盡美了,文乃「道之顯者謂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倫理教化,「順天呈像」而化育天下,這也是文化的來歷。

這裏「人文」一詞與「天文」對舉而出現,指人類社會的 運行規則,人間世界的條理和規範,都要遵循天道的規律、宇宙的法則。明確指出文化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

就孔子的時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來,華夏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統。華夏傳統是承天理而來,「道」意味著天道,「德」指人們遵循「道」,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孔子一生 弘道崇德,倡導以道德規範人的思想和行為,鼓勵人修身、知人、知天、成聖,為後世做出了楷模。

孔子認為行「聖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 達到與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稱讚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統,面臨危機。文獻的散佚,更重要的是在人們觀念上出現了蔑視斯文的傾向。

如棘成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論語.顏淵》)認為文的價值已無關緊要。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孔子仍然堅持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詩書禮樂在孔子對傳統文化承傳中的作用,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只是文化的載體,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

孔子所要承傳的「斯文」的實質,是超越文獻器物層面的、體現其載體中的內在文化意義和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具體內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這種文化精神在孔子看來,是從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一脈相承,不曾廢墜,也不可廢墜。孔子實際上把他以前的中華文化做了系統的整理,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使其傳輸後人,使中華文化不僅沒有滅絕、散滅,而且形成一個完整體系,延續了中華文脈,使之薪火相傳。

一個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或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實際上這個民族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文化傳統的繼續,實具有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義。

「斯文」所標示的文化精神價值,是道義而非功利的,只有像孔子這樣視道義至上的人,才能自覺體悟並高揚人文精神的價值,孔子在當時屢遭艱難,原因就在於此,而他同時也贏得了更多人們的尊敬,原因也在於此。

這種強烈的文化生存和承傳意識,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終身不倦地為「斯文」的繼承、傳播而努力,維護了華夏文化的尊嚴。

西周以前的許多文化典籍,經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傳了下來。他棄官辦學,晚年仍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傳授斯文,使傳統的人文精神紮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礎。

他不為名利功利目的而損失絲毫斯文的價值,卻寧可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而樂亦在其中矣」來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為志」,「君子謀道不謀食」,「朝聞道夕死可也」。

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賢者之培養,桃李滿天下,因而被後人尊為萬世師表。《論語》中說:「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傳統文化極為重要組成部份,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人格,中華文化數千年文脈綿延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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