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4月09日訊】香港新聞界好像有點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跡象。這是「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也是基本矛盾。中央希望招攬港人歸心的時候，比較少強調一國，比較能夠容忍兩制的說法；現在情勢轉變，主要強調一國，對兩制的容忍度愈縮愈小。
說「古」
1980年代第一個派來香港推銷「一國兩制」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暨港澳工委第一把手許家屯，沒想到他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逃往美國。許家屯的回憶錄透露，他的前任王匡報喜不報憂，使北京當局不敢信任，因此經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說項，安排喬宗淮在中大當「訪問學者」，其實是向北京直接匯報的第二條管道。
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出版以前好多年，也就是1996-97年正當香港準備回歸的時候，有一個公開會議的場合，大家圍繞著從新華社副秘書長兼台灣事務部部長職務退下來的黃文放聊天。有人問他，中文大學有沒有地下黨員？他說不知道。「是不知道，還是不能講？」他苦笑說，地下黨員有什麼好害怕，將來害香港人的不是地下黨員，而是那些急於上北京「擦鞋」（拍馬屁）的香港人嘛。
回想起來，他的話有幾分道理。剛剛在北京開過的兩會，那是假戲，但很多香港人去真做，而且很賣力表演。表演最傑出的，一個是李家傑，一個是譚惠珠。我覺得這個基金會應該成立「最高境界馬屁獎」，候選人必定源源不斷。
當年聊天的時候，黃文放還講了一個有關「五十年不變」的掌故。原來鄧小平要香港左派到北京匯報，左派勢力告訴鄧小平，香港人恐懼回歸，對香港前景很有憂慮。鄧小平說，怕什麼呢？十年不變嘛！十年不變不夠的話，那就三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好了。可見五十年不變是歷史的偶然，是權宜的措施。
論「今」
很多大人物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好得很，哪有什麼問題？
《明報》撤換一位勇猛的總編輯，即使繼任者來自外地，也不瞭解香港，但這是正常的商業決定啊。劉進圖一退下《明報》總編輯就遇刺，他自言沒有財務問題，沒有緋聞，相信是因為新聞工作所引致，但警務頭子第一時間跳出來宣佈，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新聞自由有關聯。
李慧玲常常在廣播節目批評梁振英，被商台炒魷魚，但有人歸因於她跟老闆處不好，而不是商台為了牌照續約向當局低頭。還有，施永青的免費報紙，左派財團抽了廣告，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很正常的事呀。
你們說新聞自由倒退，能拿出證據來嗎？
證據
那麼我就來舉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證據吧。根據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報告，2002年香港新聞自由在全世界排第18名，現在退到第61名。上網查看一下，2002年是18名，後來是56，34，51，58，61，51，48，34 ，54，58，61，上下徘徊，反正從沒進入34名以內，何況現在倒退到61名。
你說，唉，這是西方的偏見，別有用心，如何可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做了二十年的民意調查。他的調查顯示，在97年以前，香港人對於北京政府是充滿疑慮的；但97年回歸到2003年期間，發現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相當克制而寬鬆，港人對中央的印象愈來愈趨正面，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也逐漸升高。
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第一次下降是在03年，第二次下降是08年以後，都跟中央積極介入香港事務有密切關係。現在香港人對中央「不信任」的程度又接近1997年的高潮，而自認是「香港人」的比例愈來愈高，認同「中國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相對減低。
前些時，香港地產富二代李家傑，在北京的兩會攻擊鍾庭耀，絕不是事出無因的。蘇鑰機在中文大學做了十多年的記者調查，記者們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斷倒退，難道都是別有用心之徒？
眾生相
還有林行止，《信報》的創辦人。為了響應左派對他的惡意攻擊，林行止在去年8月28日寫了一文章，還引述了我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的一段話。
我的學術研究喜歡看改朝換代的眾生相，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個人在關鍵時刻怎麼抉擇與變化無不原形畢露。我在文章中分析當年《大公報》王芸生、蕭干，還有《文匯報》徐鑄成，如何在香港接受地下黨的安排，坐外國船喬裝北上天津，轉去北平去參加新政協。
其中，王芸生在國共內戰時對兩邊各打五十板，後來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他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不料毛澤東給他寫一封親筆信，害他興奮得幾個晚上睡不著，趕緊前去「投降」（王芸生自己的話）。
他很快就跟上了新形勢，上綱上線，把自己和《大公報》罵得一文不值，晚年又後悔一些違心之論。其他幾位自由報人都有類似的遭遇和扭曲，我浩歎：「這難道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
林行止引述這句話以後說：「筆者可算是個自由知識人，但絕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人行徑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辦的報紙及同事拖下水！」他說他寧可不寫，也不會糟蹋自己。這些事，這些變化，想起來令人痛心不止。
分水嶺
劉銳紹講過，香港的上市公司中，中資已經佔到57%（回歸時只佔20%），所以要撤廣告是很輕而易舉的事。威脅利誘，還有自我檢查，一點一滴，明明擺在眼前。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
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唯其因為長期悲觀，才會隨時戒慎恐懼，努力維護核心價值；但短期一定是樂觀，否者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我不是鼓吹盲目的樂觀。我們樂觀的基礎何在？我認為，香港畢竟是一個開放社會，沒有新聞是壓得下去的。只要有心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提高警覺，爭取充分的、普遍的新聞自由，聚沙成塔，猶如魯迅說的「於無聲處聽驚雷」，必可從各角落彙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
例如，劉銳紹跟程翔他們組織了一個「獨立評論人協會」，這是個非常有意義、有啟發性的開端。萬一主流媒體一家一家被收買，我們還有新媒體。我們不要太天真，以至於把新媒體浪漫化。因為我們固然可以用新媒體，大公司、中資或對新聞自由有敵意的人，也會用新媒體。然而，兩者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在於有無公信力。
獨立寫作人必須建立社會公信。他們是一個鬆懈的自由人團體，自由人本來就是不受控制的，言論不一定要統一，也不應該統一，但可以和而不同，每篇文章都是經過努力思考、理性分析，擲地有聲，即使讀者不同意某個觀點或論述，也會報以敬意。
新媒體需要的資本少，發揮的空間大，只要建立起公信，獨立的意見和自由的報導不但不可能淹沒，而且還會開展一片廣大的天地。我相信，在開放社會，新聞自由不會走到窮途末路。台灣千辛萬苦爭取到新聞自由，但一些媚俗甚至「染紅」的表現卻令人失望，有心之士也在網上做類似的嘗試，雖然還太早，困難也可能不少，但這條路無論如何是值得一試的。
只要整個香港社會有這種共識，一同支持這種獨立、自由的傳媒人，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絕對不會沉淪的。
作者註：
【1】《許家屯回憶錄》中，許講到一件「組織原則上很特別的事情」：「諾獎得主楊振寧很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趙紫陽反映，香港有些人對新華社分 社不滿，楊建議：另設管道。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個訪問學者，此人可直接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見。胡耀邦同意，由萬里（副總理）選了喬宗淮。（喬早許三個月 赴港。）喬來港後，通過中大校長馬臨，認識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許到港接管了喬直通中央的這條線，隨即在馬臨的校長別墅會見鍾士元等三人。」按：喬宗 淮是喬冠華之子，後來出任駐外大使。
【2】梁慕嫻在香港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著有《我與香港地下黨》，推測彼時競選人之一梁振英為地下黨員，引起爭議。
【3】 李家傑在今年兩會上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經常在關鍵時刻發佈對港府或中央不利的民意調查」。他建議香港幾個壟斷地產霸權的家族出資，請中文大 學和科技大學做民意調查，和鍾庭耀打擂台。其言下之意，民意調查的結果彷彿是可以隨著支持調查的機構的指揮棒而改變的。譚惠珠向全國政協委員長張德江報 告，港區的政協委員和《明報》協力合作，宣傳國情，很有效果，但經《明報》矢口否認。
【4】鍾庭耀負責的香港大學民意調研網站（Public Opinion Programme）：http://hkupop.hku.hk/chinese/
【5】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蘇鑰機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表示：「雖然不完全認同李家傑的言論，但他認為民調沒有專利，任何組織都可以做，問題是做出來的調查是否有公信 力。」他又指出：「港大每個月均會公佈民調結果，並非是因應某些時候才發表，而鍾庭耀過往亦不時面對批評，相信他不會有太大壓力。」
【6】黃文放（1931——2000），人稱「放叔」，18歲進入香港新華社工作，1992年從台灣事務部長位上退休。其後任時事評論員，對台灣問題多有自己的見解，在香港左派中也是一個異類。
【7】關於《大公報》王芸生等人，除了《報人報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一書以外，讀者可以參閱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8】 劉銳紹自1972年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於89民運期間任香港親中共報章《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六四事件爆發前夕， 1989年5月21日，《文匯報》社論以「痛心疾首」四個字開天窗，表示抗議。
（作者：李金銓，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轉自BBC，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