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舉措》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又說：「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人才是治國的根本，治國和人才的關係，就像房屋和柱子的關係，人才短缺了，國家也就難以維持。
那麼，甚麼樣的人是人才呢？諸葛亮提出一個重要的標準－－「直士」，認為人才不僅要有學識和專長，還要具有不求名、不避罪、忠貞、誠摯的高貴品德。
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率軍北伐中原之前，他曾上書〈出師表〉給後主劉禪，希望後主能重用郭攸之、費褘、董允、向寵、陳震、張裔、蔣琬等人，說他們都是「貞良死節之臣」，要後主「親之信之」。
他還針對後主的弱點，語重心長的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從這裏可以看出諸葛亮對人才，是何等重視！由於這個奏疏，充滿了諸葛亮對蜀漢的一片忠誠，語言懇切周詳，故為歷代人們所推崇。
諸葛亮深知，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並不容易。作為一個人君，需要深入民間，「必求隱處」的賢才，就像商湯王得到泥瓦匠傅說，周文王得到老漁翁姜子牙那樣，敢於不拘一格地擢拔他們。為此，他提出選拔人才時，要做到「懸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辟四門以興治務，玄纁以聘幽隱。」
由於人的天賦、素質和才力不同，有的人善於宏觀控制，有的人長於微觀管理，有的人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有的人衝鋒陷陣，擒敵首於須臾之間。這就是漢人王充所說：「人才高下，不能均同」的客觀現實。
諸葛亮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強調對不同人才，要善於妥善安排。他說：「潔不必江河，要之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陰察》）為此，他按人才的高下，分成六個等級，即十夫之將、百夫之將、千夫之將、萬夫之將、十萬夫之將和天下之將。
按照他的要求，舉凡高級將帥，絕不能只是魯莽之輩，也不能只有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而應該是一位全才，具備有「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等多方面的智能。
他還說：「仁愛洽於天下，信義服於鄰國，上知天文，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將。」另外，諸葛亮又認為，人的才能並不全憑天賦，而要在實際鍛煉中造就人才，單有書本知識是不行的。
諸葛亮本人就是如此，假若他隱處山林，不事征戰，不務實踐，充其量也只是徒有「臥龍」的雅號而已。這樣，諸葛亮的理想火花只能在嘆息中熄滅；他的鴻鵠志向，也將在哀怨中沉淪。
通過多年的工作實踐，結合前人選拔人才的經驗，諸葛亮總結識別人才的七種方法。
他說：「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 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意謂：在大是大非面前，看他的志向；在山窮水盡時，看他的變通；在各種辦法面前，看他的抉擇；在禍難臨頭時，看他的勇氣；在喝醉酒時，看他的本性；在金錢物質引誘下，看他的清廉；在分派任務後，看他的信用。
值得注意的是，諸葛亮為了充分發揮人才的效用，還創設一個叫「參署」的機構。諸葛亮曾解釋說：「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又說：有了這個機構，「則亮可以少過矣」（《三國志．蜀志．董和傳》）。據此可知，「參署」即為參謀機關。
他的意思是：通過「參署」，可以把各方面的意見，反映上來，然後斟酌增損，集思、廣益、取精，制定出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在 《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視聽》中，諸葛亮還強調指出：「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眾下之言，謀及士庶，則萬物當其目，眾音佐其耳。」諸葛亮創設「參署」的目的和意圖，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諸葛亮的人才觀，是比較客觀和全面的。因此，蜀漢政權下的志士仁人，都紛紛雲集在他的周圍，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集團。@
（事據《三國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