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7月11日訊】絕處逃生
1936年9月，斯大林決定經外蒙向中共提供600噸軍用物資，中共隨即制定寧夏戰役計劃以接取軍援，但因國軍圍堵，至10月下旬計劃失敗，紅軍幾近彈盡糧絕急電共產國際求援。11月共產國際決定援助55萬美元，12月初第一筆25萬到達上海，由宋慶齡交潘漢年轉送陝北。12日西安事變爆發，紅軍絕處逃生。
鎮反運動
1950年～53年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據官方統計，共逮捕262萬餘人，殺71.2萬餘人，關129萬餘人，管制120萬餘人。運動中各地為完成處決人犯占總人口0.5‰～1‰的指標，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如辛亥革命元勳鄧玉麟、北伐抗日將領周址、金庸之父查樞卿、朱自清長子朱邁先等皆被殺。鎮反運動中，各地為了完成運動指標，大批國軍起義投誠人員被打成反革命，成了「殺」、「關」、「管」的重點對象，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官方數據，僅在80年代摘去歷史反革命帽子的國軍起義投誠人員就有15萬人。
60年大同礦難
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礦發生煤塵爆炸，共造成682人死亡，事故發生後又掀起了一場「反事故抓敵人運動」，批鬥709人，撤換幹部398人，調離「不純」人員462人，而礦難詳情被列為絕密檔案封存。直到1992年，這起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煤礦礦難事故才由《中國煤炭報》首次對外公開披露。
公安六條
196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公安六條」，這一臨時性規定沒有通過任何立法程序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依此規定，68～69年「清階」揪出各類階級敵人3,000萬；70年「一打三反」有15萬人因言因思獲罪被槍決；70～74年「清查516分子」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群眾蒙冤遭難。
「壞分子」
1960年4月，青海省互助縣丹麻公社紅山生產隊隊長戚元法眼見全隊117名社員餓死51人，帶領身體尚能動彈的7個社員，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連夜偷著煮熟，挨家挨戶送到社員家裏，天還沒亮，被大隊幹部發現，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將戚元法帶到縣城集訓隊集訓3個月。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
黑戶犯
1960年全國公安機關為了「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層層揪「小彭德懷」，捕人時沒有任何程序，很多人稀里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青海浩門農場800多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何送來勞改，不知道判了多少年刑，統統成了無期徒刑犯。——安徽省公安廳原副廳長尹曙生
尹曙生1960年代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他記述：1960年青海省逮捕了18,177人，完全採取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甚至連檔案都沒有，被拘捕後死了，連死者姓名都不知道。
活體解剖
1940～41年間我陪陳郁參觀延安和平醫院，一間大廳的大槽內浸泡著一具男屍，年約30餘歲，護士長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峰與谷：師哲回憶錄》
通渭問題
1959～61年甘肅通渭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被稱為「通渭問題」。65年7月通渭縣委報告稱：「全縣死亡60,210人，死絕2,168戶，1,221個孩子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縣老幹部座談會上，親歷者說當年上報的數是縮小的，實際餓死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大量屍體沒人掩埋。
人相食
1959冬～1960年夏，安徽太和縣宮集區趙寺大隊因飢餓非正常死亡極為嚴重，全大隊共死1,709人，占原有人口的36.3%，中青壯年占41%。全大隊29個自然村，26個村發生過人吃人的現象。嚴重的韓小村，全村18戶，85人，吃過人肉的有13戶，55人，佔全村人口的65%。——《炎黃春秋》2012年1月。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自1959年，共發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發生302起，蚌埠專區發生721起，蕪湖專區發生55起，六安專區發生8起，安慶專區發生2起，合肥市發生201起。
董時進
農業經濟學家，曾在49年致信毛澤東反對土改並預言大饑荒的發生。他在《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中對土改政策有精闢的論述：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將富人的土地和生產工具等奪過來交給農民，叫他們利用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產。總而言之，共產黨是要用富人的錢和物，用貧民的力和命，去幫他們打天下。
枯井
「1944年初，押送到陝甘寧邊區四名嫌疑犯外國人，他們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區去南洋謀生，先是一直被關押，胡宗南軍攻延安，又把包括這四名外國人在內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後方永坪一帶，康生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昧一起處決了，處決後把全部屍體都塞進一口枯井裡。」——《峰與谷：師哲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