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愚公移沙——兼談 上海是三峽工程的最大受害者

王維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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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8月22日訊】3000年前,上海的市中心區浦西、浦東和其他一些區域還處在海平面之下。得助於長江的泥沙淤高了海灘,這才有了上海。三峽大壩攔截泥沙,減少了長江口的泥沙量,將使上海每年減少造陸面積在3平方公里以上。對寸土寸金的上海來說,將失去未來發展的土地資源潛力,損失遠超過三峽工程的發電收益。

一、陳國階提出「上海是三峽工程的最大受害者」

198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組織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主任的陳國階是受邀參加的412名專家之一。三峽工程論證分為14個專業組,其中一組為生態環境組,組長是馬世駿,顧問是侯學煜,馬、侯兩人均為中科院院士、中國最著名的生態環境學家。陳國階是生態環境組的成員。2014年6月14日陳國階在鳳凰網評論頻道與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聯合主辦的「三峽工程、水壩建設與環境研討會」上做了《三峽工程環境影響再認識》的報告,其中談到了一個論點就是「上海是三峽工程的最大受害者」。中國許多媒體跟進做了報導,對社會的震動很大,因為這個信息和老百姓之前聽到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環境是「利大於弊」的結論是截然矛盾的。

二、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環境的影響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1988年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完成,生態環境組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為了緩和和領導的矛盾,馬世駿在弊大於利後面再加上了半句話:但是許多不利影響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侯學煜堅決不同意加這半句,拒絕在生態環境的報告上簽字。沒有簽字的還有北京大學生態學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陳昌篤。小組其他成員在結論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是許多不利影響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生態環境組報告上簽字。但此時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對的三峽工程的生態環境影響「利大於弊」的結論早已形成。

1989年三峽工程反對派因六四事件受到政治誣陷,罪名是反對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動亂做輿論準備等。堅決反對三峽工程的侯學煜也因此受到牽連,從此對三峽工程的生態環境影響至死一言不發。1991年國務院對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進行審查,之前馬世駿和侯學煜先後突然去世。總報告中關於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與生態環境組的結論截然不同,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以生態環境影響報告的提綱事前未通過審查的這個程序錯誤而加以否定,同時任命原生態環境組副組長方子雲為生態環境II組組長,重新編製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報告。1992年1月國務院在沒有有效的生態環境影響報告的情況下批准了三峽工程,2月環保部才審查通過了生態環境II組提交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報告。方子雲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環境的影是利大於弊。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三峽工程,4月全國人大代表在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是利大於弊的信息基礎上也通過了三峽工程。

陳國階以當事人的身份指出,他所簽字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生態環境組的結論是弊大於利,而不是利大於弊。和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而對工程持反對意見的陸欽侃、郭萊喜、陳昌篤等一樣,陳國階也因此沒有被選為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儘管他們的學術水平已經達到或超過了院士的水平。

三、上海是依靠長江等攜帶下來的泥沙形成的

要理解「上海是三峽工程的最大受害者」這個論點,就需要瞭解上海和長江的關係,比如上海是怎麼形成的,上海生存的生態、環境、資源基礎是甚麼,上海未來發展的潛力何在等等。

上海位於長江入海口,是依靠長江等河流攜帶下來的泥沙形成的,其成陸的時代並不長。3000年前,上海的市中心區浦西、浦東和其他一些區域仍處在海平面之下。根據Ren M.和C.Tseng的研究,在過去的2000到3000年中,長江河口增加陸地面積達9300平方公里。長江等河流攜帶下來的泥沙淤高了海灘,逐漸出現了浦西、浦東這樣的陸域,這才有了上海。依靠長江泥沙形成的土地,依靠長江的水,依靠長江的舟楫交通之便,依靠上海人的辛勤努力,上海成為了世界的大都市。因此,沒有長江就沒有上海,沒有長江的泥沙就沒有上海立足的土地。黃萬里這個上海的兒子在《哭三峽大壩開工》一詩中指出(長江)「含泥潤溽灘涂厚」這一自然過程造就了上海、長江三角洲、長江中下游平原。黃萬里生前認為三峽大壩永不可建的理由之一就是:從自然地理觀點,長江大壩攔截水沙流,阻礙長江三角洲入海口處每年數量巨大的造陸運動。

四、三峽工程的得和失

三峽工程是否可行?就看工程的得和失比例如何,這包括經濟、生態環境和社會的所有得失。簡單地說,如果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大,工程是可行的,如果失去的比得到的大,工程就是不可行的。

三峽工程的得講得很多,世界上裝機容量最大的水電樞紐,平均每年840億度的發電量等等。但是失講得很少,淹沒了庫區6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150萬人遷移,涉及諸多稀有物種等等,對上海的損失則根本沒有講到。本文只談三峽工程對上海的未來土地資源的影響。

上海是中國房地產價格最高的地方,可謂是寸土寸金。2013年這一年上海土地出讓金的收入2262億元人民幣,而官方公佈的三峽工程總造價是2000億元人民幣;上海每天土地出讓金的收入為6.2億元人民幣,三峽工程平均每天的發電收入為0.81億元。上海市人均耕地僅0.26畝左右,常住人口增長迅速,土地需要用量大,到2020年新增土地需要用量達286平方公里至500平方公里。但潛在土地資源有限。陳國階指出:「在三峽大壩修建之前,上海的陸地面積平均每年要向海洋方向伸出四十米」。這對土地稀少的上海是怎樣的一筆財富!可以說是上海未來發展的潛力所在!假設上海地區造陸的厚度需要4米,泥沙容重為每立方米1.6噸,長江入海泥沙量中的0.2億噸是用於為上海造陸,那麼上海每年新增加的陸地面積就是3.125平方公里。相反,如果長江口入海泥沙量不足,海水運動就會對長江三角洲入海口的陸地發生侵蝕,上海的陸地面積不但不會增多,而且會持續減少,比如每年可能減少3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別在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的狀態下,保證長江口自然狀態下的泥沙入海量對於上海來說就尤為重要。可以看到,僅僅是三峽工程對上海造成的造陸面積的損失就已經超過了三峽工程的全部發電所得。所以三峽工程的損失比所得要大,工程不可行。

五、拆除三峽大壩是最優的選擇

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拆除三峽大壩,讓長江回覆到原來的自然狀態,保障長江口的泥沙來量。理由是,目前三峽水庫中的泥沙還不是很多,大壩還有拆除的技術可能。再過幾年,三峽水庫中的泥沙淤積量增加,要想拆就拆不掉了。那時拆除大壩,三峽水庫中的泥沙就會淹沒大壩下游長江荊江河道,造成江漢平原洪水氾濫。從經濟上來看,三峽工程的百分之八十多的資金來自老百姓繳納的三峽基金和後續的水電基金,一分投資收益未得到。拆除大壩對投資者沒有更大的經濟損失。如果不拆除大壩,老百姓還需繼續繳納的有關基金,因為後三峽工程一期尚未完成,即使完成一期還需要繼續上二期、上三期。最後,三峽工程的每年840億度電有許多替代方案,比如中國家庭使用節電的冰箱、洗衣機、廚房設備,每年起碼可節約兩個三峽工程的發電量。所以拆除三峽大壩是最優的選擇。

六、愚公移沙

如果不拆除三峽大壩,就必須愚公移沙。毛澤東有篇文章叫《愚公移山》,說是兩座大山擋住了愚公家的路,他決心把山挖平。一個「聰明人」笑他太傻,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愚公說:「我死了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子孫孫無窮無盡的,又何必擔心挖不平呢?」愚公的問題是沒有考慮移山對生態環境影響,也沒有考慮移山的成本與所得之間的關係。愚公做對的一點就是把挖山的泥石挑到大海裡去了,而沒有填在河道中。聽說中國現在還成立了愚公移山研究會,毛澤東的孫子出任主席。恐怕將來中國人不是要愚公移山,而是愚公移沙。

未建三峽大壩時,長江三峽河段保持沖淤平衡,通過宜昌站的平均每年泥沙量為5億噸,就是說上游來的泥沙和當地產的泥沙共5億噸全部通過三峽河段下洩,最後經長江口入大海,三峽河段沒有淤積的泥沙。三峽大壩建成後,即使採用「蓄清排渾」措施,每年也約有3億噸泥沙淤積在水庫中。黃萬里先生指出,三峽水庫的礫石淤積問題將更為嚴重。為了防止出現礫石淤積和泥沙淤積,李鵬提出的對策就是在三峽大壩上游建造大壩,阻擋進入三峽水庫的礫石泥沙。比如最近投入發電的金沙江上洛溪渡大壩工程的目標之一就是為三峽工程阻擋三十年的礫石泥沙。在三峽大壩上游建造大壩,阻擋進入三峽水庫的礫石和泥沙,只能把三峽水庫的礫石泥沙淤積問題在時間軸上向後推移,並不能根本解決三峽水庫的淤積問題,更不能解決長江口泥沙量減少帶來的問題。三十年後洛溪渡水庫的庫容被淤滿,需要建新的大壩來接替這個任務,總有一天,長江上可以建設大壩的壩址都建造了大壩,壩後的水庫中都淤滿了礫石泥沙,那時長江的洪水危害不是變小了,而是更大了,被泥沙壅高水位的洪水具有更大的破壞能力。當水庫淤滿了礫石泥沙,大壩也就成為危壩,在洪水的壓力隨時可能潰塌。為了挽救大壩,就必須把水庫中的礫石泥沙挖出來,再想方設法將其送入大海——愚公移沙。「我死了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子孫孫無窮無盡的,又何必擔心水庫中的泥沙礫石挖不出來,送不到大海呢?」關鍵是成本,愚公移沙的成本。現在通過三峽大壩的泥沙每年只有1億多噸,3億多噸淤積在三峽水庫或者上游的水庫中。愚公移沙的平均成本按每噸1千元人民幣計,愚公移沙的每年的成本為3千億元人民幣。而三峽工程的每年發電銷售額不過200多億元。

七、結束語

上海是三峽工程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三峽工程運行百年,上海失去的可以成陸的面積就超過300平方公里,這裡還沒有考慮河口泥沙減少後可能發生的土地被侵蝕現象,沒有考慮受三峽工程影響長江口水量的減少、水質的下降、海水倒灌、長江口攔門沙的形成、上海港航運條件變壞、東海魚群食物量減少等等對上海極為不利的其他影響。

——原載《動向》雜誌2014年8月號(刊出時有刪節)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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