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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戰後「經濟起飛」的領航人尹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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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9月27日訊】(新紀元週刊396期,記者趙芷菱報導)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初,通貨膨脹、物資缺乏、百廢待舉,臺灣正處於盲目無計畫的經濟狀態。此時有一人,集產業、貿易、美援、外匯與金融等所有權柄於一身,並決定由王永慶擔綱投入塑膠產業,造就「臺灣的經營之神」;他蒙陳誠副總統的支持,也獲蔣介石總統的信賴,卻大公無私、兩袖清風,此人即是尹仲容。在短短12年時間,尹仲容引領臺灣經濟,從戰後的瓦礫中掙脫而出,為1950年代以後半世紀的臺灣「經濟起飛」奠下環境基礎。

「經濟起飛」功臣 兼職不兼薪

尹仲容引領臺灣經濟,從戰後的瓦礫中掙脫而出,為1950年代以後半世紀的臺灣「經濟起飛」奠下環境基礎。(中央社)

「經濟起飛」一詞,源自尹仲容,過去中國從未有人講過。由於尹仲容的個性耿直強悍、有幹勁魄力,素有「湖南騾子」的稱號;他終日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能把臺灣的經濟做好。後俟有相當成效時,他開始聲稱,臺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到了。

尹仲容1949年來臺,主持「臺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管理公營事業。後來還兼領中央信託局、經濟安定委員會、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美援運用委員會和臺灣銀行。尹仲容不嫌事多,兼職不兼薪,在對日交涉貿易事務曾獲傭金40餘萬美元,悉數交歸公用。

知錯即改 心正守廉

1950年,尹仲容根據外貿會部屬的簽報知悉,中藥藥材中的甘草,以伊朗價格最低廉;黃花、紅參等,以韓國價格最低廉。為節約外匯計,他立刻訂定了一條中藥限定採購地區的辦法。該辦法公布後,因伊朗與韓國的船期不定,且他們不肯小批出售;然臺灣需求量不大,如果大批採購,勢必增加業者資金與利息的負擔,結果引發買賣雙方僵局,中藥價格因此暴漲。尹仲容發現錯誤之後,在新辦法公布的第3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復舊法,並公開向報界認錯。當時有記者問:「您這不是朝令夕改嗎?」他坦率回答:「知錯了還不改,那還了得!」記者追問:「這豈非有損政府威信嗎?」他說:「知過不改,才真正有損政府威信,而且還可能會害死許多病人。」這就是尹仲容勇於拋棄「面子」,坦然認錯改過的真實故事。

尹仲容是早期臺灣經濟發展的第一大功臣,許多卓越的經濟計劃皆出自他之手。

尹仲容任經濟部長時,還身兼財政部長,同時掌管美援及外匯的分配權,應該算是那時臺灣最有權有勢的財經首長。但宛如財經太上皇的他,卻一直住著一間不到70平方米的破舊房子。

許多商界巨賈,為他購買豪華別墅,他都予以回拒。且每到各地考察,他從不報銷差旅費,說:「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應再報差旅費。」而下屬因祝壽等送來的「紅包」,他都令其祕書原數退回。

謀定而動 獨排眾議

1961年初,為方便市場流通,臺灣銀行準備發行直式百元大鈔。因為1947年大面額金圓券與舊臺幣發行引起通貨膨脹的前車之鑑,這次發行大鈔的預定計劃導致臺灣民眾不安。面對暫緩發行百元新臺幣大鈔的聲浪,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的尹仲容獨排眾議,堅持如期實施。

不久,直式百元大鈔如期發行,在臺銀等機構的監控輔佐下,並未發生原本預期的通貨膨脹。

前經濟部次長汪公紀說:「現在好了,政府重用尹仲容,前途大為看好,只有陳辭修才能用尹仲容這樣的人才。」果不出所料,陳誠、尹仲容二人以雷霆萬鈞之力,把已瀕臨崩潰的財政經濟,給以扭轉,可謂識人矣。

計劃自由經濟 公開圖利特定業者

1950年代,由於資源有限,產業政策都屬「計劃經濟路線」。該發展哪些產業?如何發展?全由政府決定。然而,尹仲容認為,應該由政府先發展工業,再把初具規模的工業轉為民營,這樣就形成了「有計劃的自由經濟」。一旦確定,政府即投入稀貴資源,協助特定業者。照現在的說法,當時的政府,可謂「以公開政策,圖利特定業者」。當然,這種「圖利」行為,為助日後的經濟發展。王永慶,就是這種特定圖利政策的受益者。

臺塑王永慶可謂當年受政府「圖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業。(AFP)

當年,美援協助臺灣建立PVC塑膠工業,這是塊肥肉,政府中很多人認為應由國營,但尹仲容力主交由民營。據前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回憶,他們原屬意永豐餘系統的何義,但後因PVC國際價格跌落,何義不願承辦。尹仲容就請臺灣銀行查看何人在臺銀存款最多,結果發現嘉義分行有位米商存款800萬元,於是找他來建廠,此人就是王永慶。

尹仲容根本不知王永慶為何許人,若這項新興工業弄砸了,他要負擔多大的政治責任和輿論壓力,但為了臺灣的發展,他只能認清目標而行。

當年,尹仲容輔導私人企業的做法,被一部分人認為有扶植財團的嫌疑,不過總體而言,其市場經濟與發展本土企業的理念,頗能適應於以外貿為主的臺灣。

除了臺塑王永慶,當年受政府「圖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業,可謂不知凡幾。有如:裕隆嚴、遠東徐、太平洋焦、大同林、水泥辜、國際洪、新光吳、國泰蔡、味全黃、力霸王、聲寶陳等,不勝枚舉。

這些企業家族第2代、第3代,在2000年後,已嶄露頭角,繼續穩當臺灣的貴族。至於昔年超級財經大員,後代子弟現在或教書,或當律師,各行各業都有,鮮見家財萬貫者,也鮮見靠著父親當年權柄,發財致富者。

推「外銷市場」改革「外匯貿易」

尹仲容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最大的貢獻是「外匯貿易改革」,刺激「出口」生產事業以及整個經濟的繁榮,開創了往後數十年內臺灣「出口貿易」及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央社檔案照片)

尹仲容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最大的貢獻是「外匯貿易改革」。1958年尹仲容時任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著手推動一系列外匯貿易改革措施,一則減少對外經濟活動所受的行政約束,再則也使臺幣內外幣值差額趨於平衡;因而刺激了「出口」生產事業以及整個經濟的繁榮,開創了往後數十年內臺灣「出口貿易」及經濟的快速成長。

尹仲容的經濟思想主張,首重經濟的全面改革與發展,認為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在其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推動下,經濟已漸趨穩定,通貨膨脹已基本解除,但若想再進一步發展,則受臺灣市場較小所限,欲突破這一艱難瓶頸,唯有打開「外銷市場」一途,及改革「外匯貿易」政策。

為此,尹仲容審時度勢大膽地進行了3個十分重大、充滿風險的改革。一是逐步建立「自由貿易制度」,取消數量管制和復式匯率,恢復價格機能;再者「調整匯率」,部分採取有彈性的機動靈活的模式,取消對進口物資不必要的變相補貼,及取消對出口物資的變相課稅;最後採取「鼓勵出口」的強力措施,刺激臺灣內部經濟的迅速發展。

由於早年服務於上海財團,尹仲容極度相信「計畫經濟」的重要性。在此理念下,除了加強「民間競爭力」與「進口替代」之外,他一向極力主張「計劃型的自由貿易」可促進經濟成長。而這項被學者認定正確的政策,卻因他辭去經濟部長後,不再成為經濟政策主流。一般認為,尹仲容的「自由貿易政策」的不再施行,也間接造成臺灣於1980年代末期因外匯存底過高而導致的泡沫經濟現象。

代紡代織 出口取代進口

1954年,尹仲容接任經濟部長,他管制日本布料進口,改進口棉花,扶植國內紡織業的發展。當時,尹仲容提出「進口布不如進口紗,進口紗不如進口棉」的主張,以及「代紡代織」的方法,推動發展本土的紡織工業。

尹仲容推動的「代紡代織」措施,讓臺灣的紡織工業不但為國人提供了物美價廉的衣裳,也為臺灣賺取大量外匯,成為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紡織工業大國。(臺灣工業史蹟館檔案照)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闊斧,且眼光過人而長遠,他所參與製定的政策,往往會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無私,雷厲風行。初期,這項「代紡代織」措施引來強烈的質疑與批評,朝野對尹仲容的攻擊之聲甚囂塵上,但尹仲容仍絲毫不為所動,執意推動,數年之內,臺灣的紡織工業不但為國人提供了物美價廉的衣裳,也為臺灣賺取大量外匯,成為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紡織工業大國。

當時,臺灣的紡織業由原來的年「進口」1000餘萬美元,變成「出口」6000萬美元。到1953年政府停止這項政策時,臺灣的紡織業已經進入了穩定階段,為往後10多年的紡織品外銷,打下深根的基礎。

後人總結尹仲容所大力推行的「代紡代織」政策,認為「使紡織業者獲得前所未有的巨額利潤,積累了雄厚的資本」。這些資本轉而投資於其他工業,從而促使臺灣經濟全面飛速發展。臺灣的遠東、裕隆、六和、臺南等大財團,無不得利於尹仲容的紡織政策而起家的。

當為或不為 智勇過人

1960年代初,很多人建議跟進世界上被普遍採用的凱恩斯的以「消費」促進「投資和生產」的理論。尹仲容經過認真研究和科學思考,認為凱恩斯這一理論並不適用於臺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消費」促進「投資和生產」,並非完全是紙上談兵,但當時的臺灣並不具備此條件,而是需用「有限可用資源」去建立強大的生產能力。如果冒險的以增加消費來刺激投資,好比將臺灣十分有限的可用資源消費掉,那還有什麼可供投資的資源呢?

經過科學論證,他堅決主張在臺灣發展經濟的複雜過程中,應當「穩定幣值」,堅決執行「信用膨脹」的政策。在尹仲容的經濟思想指導下,臺灣的投資和生產都有十分穩定和良好的發展。

對於臺灣的電力與交通運輸,為經濟運轉不可或缺的要素,尹仲容更是殫精竭慮。其時,臺灣銀行開出的信用證,國際上已出現拒收的跡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200萬美元的外匯存底購置了大量的發電機,供脆弱的臺灣工業發展之用。

在臺灣最艱困的年代,一群專業廉潔的菁英,協助蔣經國帶領臺灣走出政治、經濟的困頓,俾使臺灣不被赤化,才能有後來的民主自由、經濟繁榮與全民富裕的實現。(攝影/吳柏樺)

夫妻出身官府書香 子女異鄉自立

尹仲容,1903年生,湖南邵陽人,出生官府書香世家,自幼好學不倦,父母督教甚嚴。祖父錫綸公,為清同治舉人,曾任刑部主事、廣西鎮安知府。父光勳公,曾任清末江西南昌計政主管,民國建元後供職內務部及安徽行政專員公署。母石太夫人守箴,為浙江溫州知縣石公玉麒之次女,首創南昌正蒙女校,任校長凡24載,以「開婦女辦學之先河」知名全國,生有4男4女,尹仲容為次男。

尹仲容自幼博覽群書,根植中國傳統文化。後為官極繁忙之餘,仍非常好學,手不釋卷。出身電機工程,對自然科學有深入研究,曾出版頗有影響的《電磁學》、《工程數學》等專著。後來由於工作需要,勤苦自學於經濟學領域,寫過許多經濟論文,有十分獨到精闢的見解。

他的中西學,舊新學根底之深,在當時臺灣的政界乃至學術界都極為罕見。在公餘閒暇,也為《呂氏春秋》作注,編寫《郭嵩燾年譜》。呂不韋是戰國時期的大商人,郭嵩燾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學的倡導者。此2人對尹仲容一生的經濟思想有著極深遠影響。1963年1月24日,因肝癌病逝於臺北,年61歲。有人說:「尹仲容是累死的。」應該很貼切,因為他急公而忘私,從不顧惜自己的身體。

尹仲容辭世那年,臺灣的外匯存底已經高達7000萬美元。兩年後美援取消,臺灣的經濟不但沒有衰退,反而加速成長。

尹仲容夫人程湛英1907生,江西新建縣人。她的父親是前清光緒的舉人,做過奉天鳳凰廳的同知和江蘇候補道尹,以詩、書、畫聞名。他的叔父程天放,擔任過駐德大使、立法委員、教育部長等職務。程湛英畢業於江西女子師範。1926年與尹仲容結婚,育有3男2女。長女9歲夭折,一子一女,淪陷大陸。另兒子叫其留在美國自食其力,不准回臺受人好處。兒子終身不辱父命,選擇在一片天地裡自在生活。

尹仲容婚後常年在外,夫婦間聚少離多。但侍奉翁姑、撫育兒女,多是尹夫人的責任。西諺云:「偉人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性。」尹夫人當之無愧,夫妻倆人皆伺親至孝。因先生廉潔自持,在其生前官位顯赫,卻儉樸度日。享年80歲,與先生合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

首位被起訴政務官 無罪還清白

尹仲容的能於擔當、有守有為、特立獨行的作風,仍為老一輩的工商界人士所感念不忘。後來臺灣經濟發展史上有名的人物,像是李國鼎、俞國華、孫運璿、趙耀東等人,全是尹仲容的後輩。在臺灣最艱困的年代,有不少像這樣一群專業廉潔的菁英,戮力為臺灣的未來打拚,協助蔣經國推動10項建設、突破兩次石油危機、對抗通膨、穩定和美國斷交的危局;帶領臺灣走出政治、經濟的困頓,俾使臺灣不被赤化,才能有後來的民主自由、經濟繁榮與全民富裕的實現。

敢為擔當、廉潔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銘「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吾心」。圖為1959年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左)與副主任委員尹仲容(中)、美援公署署長白慎士(Parsons,右)資料照。

李國鼎稱尹仲容是「臺灣經濟的領航人」,王永慶稱他是「民營工業之父」,學者們稱他是「中國的歐哈德(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英國知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而著稱。)」。

李國鼎自認在經濟思想上,追隨尹仲容。1958年,尹仲容時任美援會副主任委員,李國鼎任美援會祕書長,當時就臺灣經濟發展與經濟策略發表論文「計畫式自由經濟思想」。李國鼎說:「以當年強人時代,尹先生的個性,即使是為國家經濟而努力,仍然會遭受嚴重挫折。尹先生不改他的個性,卻能盡力發揮所長。而他的主張和做法,如果沒有得到強人的支持和信任,相信也是落空的。」

李國鼎的「口述歷史」第84頁談到「當然,他(指尹仲容)勇於負責、個性堅強發言直爽,自然得罪不少人,也受了許多打擊。但他始終擇善固執,不達目的不罷休。」尹仲容只重國家利益、不計個人毀譽,一切以完成政府的目標為要務;而他對政策的觀察與決斷力,事後證明確具有卓識與遠見。

前交通部長沈怡也評論尹仲容,說他為人不避鋒芒,但待人寬厚;不肯服輸,卻又從善如流;懂權術,但從不玩弄手段;有高度智慧,卻從不用小聰明的人。

個性剛毅、大破大立的尹仲容,堅持專業理念,敢於向權威說不。但也因此得罪不少人,甚至曾因一件木材公司倒閉的小案子,尹仲容被起訴,他為負起政治責任,同時辭去經濟部長和中央信託局長的職務,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被起訴的政府閣員,也是第一位辭去政務官的內閣閣員,以為樹立政務官的表率。最後獲判無罪,再復職。

那時,臺灣不少政客官僚的心態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尹仲容卻認為:「人民的事,總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有人勸他明哲保身。他一派正氣地說:「你知道責任2字的真意嗎?責字頭部是『主』字,下面是寶貝的『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心態去做事,只有負責任,才能生出寶貝的錢財。如果把責任推給他人,不就變成了『債』字嗎?一個官員對國家負債,國家就要對人民負債了。」這就是敢為擔當、廉潔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銘「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吾心」。斯人已逝精神在,留有丹心照後人。◇

本文轉自第396期【新紀元週刊】「焦點新聞」欄目(201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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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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