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0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周慧心綜合報導）今年10月18日，湖南省邵東縣發生一起「未成年人殺死女教師」案件，3名少年到小學宿舍樓搶劫，將一名52歲女教師毆打致死。這3名學生分別為11歲、12歲、13歲，都是留守兒童，其中有一人父母離異，平時由爺爺奶奶監護。這一事件再次引發民眾對留守兒童問題的關注。
10月18日，湖南邵陽邵東縣三名在校學生，入室搶劫當地小學宿舍，持木棒毆打一名看守宿舍的女教師並致其死亡，搶走其手機及2,000元（人民幣，下同）現金。據大陸媒體報導，辦案警察稱其作案手法頗為老道，先是一人將老師引出房間，並襲擊老師頭部，後集體毆打老師，用毛巾摀住老師口鼻，最後將老師屍體藏在臥室床底，且不忘清理現場血跡。案發後，三人並未逃跑，他們拿著搶劫來的錢，到縣城網吧打了一個通宵的遊戲。被捕時一個在上學，而另兩個則仍在網吧玩。
留守兒童犯罪率居高不下
自上世紀8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由於受到戶籍政策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進城務工的農民只能將子女留在老家，「留守兒童」這一特殊人群由此產生。
大陸調查數據顯示，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0多萬，也就意味著每五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是留守兒童。作為留守兒童，他們遭受意外傷害的機率、產生負面情緒的程度都高於非留守兒童。這些孩子大部分都會產生被遺棄感，從而導致心理畸形：自閉、孤獨、心理異常脆弱、怪癖、易走極端。
中共最高法院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率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犯罪率約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還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2015年6月10日下午，湖南省衡陽市衡陽縣一個名為界牌的小鎮上，兩個小姐妹在放學路上被人投毒致死，後經警方調查，凶手是鎮上12歲的留守女孩陳曉雯。
陳曉雯不知道「殺人需要付出代價」，她在交代了自己投毒殺死兩個女孩的過程後，還多次詢問陪同的老師：「我甚麼時候可以回去上學？」
相關警察表示，12歲的孩子對於生命、犯罪、法律全然沒有概念，換言之，在最該被好好教育的年紀，沒有人告訴他們，甚麼是對什麼是錯。
留守兒童也是最大的被傷害人群
留守兒童，這些沒有父母保護的孩子也是被傷害最多的人群。
「你不是我爸爸，我沒有爸爸，你快走吧。」這是8歲的留守女童在見到久未謀面的父親後，說的第一句話。
10月26日，據大陸媒體報導，山東省蒼山縣一8歲女童遭同村一個鰥夫性侵，女孩父親得到消息，放下上海的蔬菜生意匆匆趕回家，見到床上縮成一團的女兒，想靠近抱一下，卻聽到了女兒上面那句「趕他走」的哭喊。絕望的父親拿起農藥灌進嘴裡，所幸被人及時發現，被緊急送醫院搶救過來。
2015年6月9日，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4名兒童在家中疑用農藥自殺身亡。這4個孩子是親兄妹，也是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打工掙錢。家裡沒有大人照顧，13歲的哥哥照看三個妹妹年齡分別為5歲、8歲和9歲。
報導稱，哥哥留下了一張條子，上面寫著：「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這件事情其實計劃了很久，今天是該走的時候了。」
2014年4月21日，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公安分局小吉場派出所接到報案，稱小吉場鎮南豐村發生一起強姦案。民警趕到現場並於當日將嫌疑人黎某抓獲。30歲的黎某是畢節某小學四年級班主任、語文老師。據統計，他強姦了至少12名女學生，最大的12歲，最小的僅8歲。這些受害女孩中有11名是留守兒童。
2012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拾垃圾的老太太發現，5名男童在畢節市七星關區一處拆遷工地旁邊的垃圾箱內死亡。這5名男童最大的13歲，最小的9歲。他們都是留守兒童，因躲在垃圾箱裡生火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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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例的主角都是留守兒童。在6,100多萬這樣的孩子中至少有200萬無大人撫養。他們遭到虐待、販賣或自殺的情況數不勝數。這顯然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偌大一個群體的悲劇。
「留守兒童」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彙，這個是只有在中國大陸才有的特殊人群。隨著這個人群不斷的擴大，相應地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在他們身上發生的傷害與被傷害成為當今最沉重的話題之一。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專家稱，留守兒童缺少父母的關愛，父母在身邊陪伴就可以避免這些悲劇的發生。真的是這樣嗎？
貧富差距、戶籍問題是根源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一位一直在照看5歲孫女和4歲孫子的老人說，自己種的花椒、核桃和玉米一年下來能有1,000元的收入。孩子上學每學期要花1,700元，所以，孩子的父母到江蘇去打工，媽媽在那裡的一個電子器件廠工作，爸爸是一名建築工人。他們每月能寄回家2,000元。她說，自從孩子父母離開後，孩子們就變得很內向。「他們不願跟任何人說話，」老人說，「孩子的父母也想孩子，但是，沒有辦法，這裡太窮他們只能到別的地方打工掙錢。」
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造成了巨大貧富差距，致使數百萬農民工離開農村來到城市。他們無法把自己的孩子帶在身邊。中國的戶籍制度使農民工無法享受部分城市的福利，孩子也是一樣。孩子的教育、醫療都是擺在他們面前無法逾越的難題。他們只好寄錢回家解決孩子的衣食住行，但是，失去他們庇護的孩子，正經歷著比他們更為艱難的童年和青少年。等待這些農民工的往往是一個絕望的循環，他們從留守兒童的父母，變成下一代留守兒童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獨立撰稿人諸葛明陽說，許多人認為，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但事實並非如此。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大批農民進城打工的現象，但他們都是把孩子帶到身邊，安置在他們打工的地方，很少有留守兒童問題。而中共的城鄉戶籍差別，使得農民即使進城打工也還是農民，也得不到城裡人的有限的「福利待遇」。如果把孩子帶到城市，既無法得到照顧，更沒錢上學。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農村孩子根本無法入學。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中寫道：「……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但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急劇擴大，貧富懸殊，農村重新有人成為新地主、新富農。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也就是說，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擴大到3.1比1。」
戰後的日本也曾經面臨著「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和「農民工」轉型問題。但到了80年代，日本每個大都市裡面都看不見「農民工」的身影。1961年日本制定了為「增加從事農業者的收入，使其達到從事其他產業者的生活水平」的《農業基本法》等一系列法規，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日本農民越來越富裕。根據日本政府的調查：1986年農家的每月平均總收入為58萬日圓（約3萬人民幣）、勞工家庭的收入為45萬4千日圓（約2.3萬元人民幣），農家每個月比勞工家庭多賺7,000人民幣。
諸葛明陽認為產生留守兒童的表面原因是大量農民工去遙遠的城市打工，無法回家造成，實際上農村、城鎮的貧富差異、戶籍制度才是造成留守兒童的根本原因。他說：「中共體制根本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因為這個制度充滿死結。留守兒童只是整個兒童問題的一個突出方面，非留守兒童、城裡的孩子同樣存在很大問題，同樣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
責任編輯：李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