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虛歲）誕辰，大紀元網站從黃花崗雜誌獲得授權，連載《千古聖哲孫中山》，以供讀者瞭解國父的生平事跡。
之二﹕求學
大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現名中山縣）翠亨村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吳相湘先生對孫先生的出生地，滿懷深情地描述道：翠亨村，清時屬廣東香山縣永寧鄉大字都，是珠江三角洲下游的一個小村莊。群山環抱，瀕臨南海。西北距縣城石岐約二十八公里，南行三十七公里即澳門，東南方隔水與香港遙遙相對。當地風景秀麗，離城不遠，交通便利，廣州香港澳門的富商都在翠亨村建築別墅。翠亨村民常常有和外來人接近的機會，使他們的意識和心智都靈敏多多。
孫家數代單傳，人丁不旺。孫中山的父親孫達成，還有兩個叔叔，一個叫孫學成，一個叫孫觀成。不幸兩個叔叔都先後去世，父親一人獨自支撐起孫家的門庭。當時的翠亨村，姓孫的只有六、七戶人家，男丁大多數都出洋謀生。達成公留在故鄉，由他管理孫氏家族的公帳。在「三修翠亨村祖廟碑記」中，記載孫達成當時捐款一元錢，是家族中捐款最少的，由此可見達成公家中生活的窘迫。
孫中山有兩個兄長、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孫先生誕生時，他的長兄在村裡為他人做工，全家都在貧苦中度日。翠亨村的祖廟即「極北殿」，供奉「北帝」。由於他們家先世幾代單傳，次兄及大姐又都早殤，所以孫中山一來到世上，父親便給他取了個乳名叫「帝像」，意在祈求村廟的「北帝」保佑這新生嬰兒茁壯成長，福壽雙全。
孫中山乳名「帝像」，學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後依諧音，改號逸仙，旅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人稱其為中山先生，其後此稱謂便逐漸演化為孫中山，成為後人無限景仰的偉人名號。
幼年時代的孫中山，天真活潑，非常喜愛聽長輩講故事，又喜歡同鄰居家的兒童們一起玩耍。玩耍時，無論是放風箏，還是踢毽子，他總是要大家一起玩得公平。
一八七一年，孫先生六歲，便同二姐妙茜一起上山撿柴、打草，幫助父母。年齡漸長後，就隨同父親下田插秧，或到山上放牛，儘自己的力量與父親一起做農活。有時候也同外祖父一起駕舟出海，感受大海蒼穹遼闊無垠天水一色的自然風光。
翠亨村祖廟，在馮氏宗祠設立有一所村塾。孫先生七歲時，父親原想送他入私塾讀書，但因家境貧困無力敬送束脩而未能如願，只得在楊寶常先生的書房附讀。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入私塾。同學中有一位比孫先生小兩歲的陸皓東（1868─1895），兩人極其友愛，常在一起談論未來。後來陸皓東積極參加孫先生倡導的革命活動。
孫中山在私塾學習了四五年時間，讀過《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以及《四書五經》等。當時的私塾老師，都是只教學生識字、誦讀，並不講解單字及詞句的意義。能熟讀、會背誦就是好學生。滾瓜爛熟，朗朗成誦，卻完全不知道讀的、背的是些甚麼意思，枯燥無味！孫先生曾請求老師講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意義，竟引起了塾師的生氣。
孫中山的大哥德彰先生，忠厚淳樸，勤勞善良。既是一位極力承擔家務的創業型大哥，更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智慧型長兄。大哥大名叫孫眉，德彰是大哥的字。
孫中山家境貧困，父親終年辛勞做工，仍不足以養家餬口，即讓大哥到鄰村程名桂家做長工。為了開創新的生活，一八七一年，孫眉大哥又去海外謀生，跟隨舅父楊文納及程名桂到了檀香山，同行的還有同邑青年鄭強等。孫眉到達檀香山以後，最初和鄭強一起同在一家華僑的菜園做工。每月工資十五元，除食用外，他每月匯寄十元回家。在此工作了十一個月，又轉到夏威夷人設立的牧場做工。這樣工作幾年後，孫眉才到茂宜島去墾荒耕地。通過腳踏實地的勤奮勞做，慢慢地蓄積了一些資金，先後設立了自己的德隆昌米鋪、雜貨店及牧場。埋頭苦幹，堅持不懈，勤勤懇懇，十年奮鬥，孫眉創辦的畜牧場規模日益擴大，土地增加到了六千畝，飼養著大批的牛馬豬羊及家禽，並且釀酒伐木，事業一派興旺。除僱用當地的土著人外，翠亨村楊、陸等姓男丁也先後前去工作。孫家的經濟情況，因此開始逐漸好轉。
一八七七年六月九日，德彰大哥從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結婚，在家居住了三個多月。孫先生從長兄言談中得知海外種種樂趣及許許多多的新鮮事物，內心非常嚮往。幾次請求父母允許他到大哥那裡去。父母疼愛幼子，總不同意。一八七八年，德彰先生派同事鄭強回鄉迎接母親並率領召募的工人赴檀島。孫先生因又乘機再三請求父母，這次幸獲應允。一八七八年五月二日（清光緒四年四月初一），孫先生滿懷興奮喜悅的心情陪侍母親隨同鄭強一行，自澳門啟行，奔赴檀香山。
「在小鄉村度過十二年歲月，耳目所接，範圍非常有限的狹小。現在搭乘二千噸英國輪船，乘風破浪，向南方航行。浩瀚海洋，一望無涯。波濤起伏，氣象萬千。想起翠亨村海邊小木船，還需要人使用木槳划行；如今這龐然巨輪卻可用巧妙『機器』行進自如！尤其貫通這巨輪兩舷的一根大鋼樑，更使孫先生大惑不解：『這樣笨重的鋼樑，是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裝配好的呢』？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1）
經過二十幾天的航行，孫先生一行安全到達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魯魯，華人稱此地為檀香山，這裡四季草木蒼翠，空氣清新。見慈母與胞弟一同到來，德彰大哥非常高興，於是安排店員陪同他們先觀光華僑們所稱呼的「正埠」。
要在檀香山幫助大哥料理一些業務，必須要懂英語，因為在日常的業務往來中，時常要與英、美、日本以及夏威夷人週旋應對。為了使弟弟儘快地適應環境與工作，大哥立即決定送胞弟入校學習。為了加速學習，同時熟悉與外國人相處的種種習俗，德彰先生選擇了由英國聖公會所辦的「意奧蘭尼」男子學校。這所學校不但有寄宿宿舍，而且專收夏威夷人和東亞人。孫先生入學時，已有三名中國學生——鍾宇、唐雄、李弼——在校，都是寄宿。後來又有六名中國學童來學，其中七人寄宿，三人走讀。
「意奧蘭尼」學校，學制是八年，學費每年約需一百五十美元，在當時是相當昂貴的。由此可見長兄悉心培養幼弟的一片深情！
孫先生入學之初，完全不懂英語。教師們就先叫他坐在教室裡安靜地聽和看，用了十天的時間，孫先生於默察中發覺了中英文字的不同：中國文字的特點是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集於一體，天下義理歸於文字，因此每一單字、詞句都必須記熟且明白含義，方能運用；英文則不然，它是一種拼音語言，只要熟悉英文二十六個字母的發音和拼音法，就可觸類旁通。兩相比較，英文比中文較為容易學習。孫先生基於這一認識，遂一心撲在英文的學習上。
「意奧蘭尼」學校，治學嚴肅，管理嚴格，採行英國式教育，教授英國史，而不講述美國史，計數單位都用英制。
孫中山，一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的十三歲的中國鄉童，在大哥的關懷下，在「意奧蘭尼」，經過三年時間的勤奮學習，不僅熟練掌握了英語的說、寫技能，榮獲夏威夷國王親手頒贈的「英文文法」第二名獎，並懂得了西方的禮節和規範。同時對基督教的教義也有了較為深刻的感悟。孫先生在檀香山五年，通過不懈的努力，已開始認識並掌握了學習西方文化的工具和方法。這是他生平轉變的重大關鍵。
孫先生畢業以後，仍然回到了茂宜島，協助大哥料理業務。德彰大哥為了使小弟有恆產，有恆心，向商業方面逐步發展，決定將一部分產業轉到孫先生名下。但是，經過三年的西方新式教育，孫先生耳聞目睹，心智大開，不願再在茂宜島小店做事，懇請大哥允許他繼續升學。德彰先生見胞弟志向遠大，便立即同意小弟的這一正當要求。
一八八三年春，孫先生升入「正埠」相當於高級中學的「阿湖學院」讀書。這是一所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師創辦的學校，該校採用美國學制，其英語與歷史的教學尤為著名，可以說這所學校是預備到美國本土大學求學的進修班。孫先生曾說當時也確有這個志願：「此為島中最高之書院，初擬在此滿業，即前往美國入大書院肄習專門之學」。但是，事情未能如願以償。孫先生在「阿湖學院」僅僅學習了三個月，一八八三年六月，就被大哥強迫返回翠亨村。他自述原因說：「後兄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為（雙）親督責，著令回華，是十八歲時也」。
在德彰大哥的安排下，孫先生雖說回到了雙親的身邊，受到了父母的呵護與關愛，但是開闊視野，放眼世界的求知慾望，在內心深處卻與日俱增。同年（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孫先生即去了香港。到達香港後，即進入「拔萃書院」，該書院是由英國教會設立的。在校只學習了一個月，不知何故而輟學。但是，卻與兒時好友陸皓東一起辦了一件人生大事：即是年（一八八三年）冬，兩人同時在美國綱紀慎會喜嘉禮牧師主持下領洗，正式成為基督教徒，教友登記簿上署名孫日新。
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五日，孫先生轉學香港中央書院。
香港中央書院是香港政府採納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博士的建議而創辦的，書院從倫敦聘請專門人才，來香港主持教務，書院設備完善，教學認真。每天八個學時，上午四個小時教授中文，下午四個小時教授英文，以便使學生兼通兩種語文，企盼實現「溝通中西文化」的宗旨。孫先生除在校按時學習外，每週假日還前往附近道濟會堂聽王煜初牧師講道，力求加深對基督教義的理解。
香港中央書院的學生，並不全是中國人。其他各國少年，如英國、美國、日本、菲律賓籍的學生也不少。入學年齡也沒有嚴格的規定，二十幾歲的人在低年級，十幾歲的在高年級，大家並不以為怪。由於沒有國界、宗教、年齡的分別，大家同處一堂學習，充分顯示「有教無類」、「天下一家」的理念，確實是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這對孫先生人格理想的形成，產生相當的影響。中國現代的很多名人都是出自這所書院：孫先生之前的有胡禮垣、何啟等；同時或稍後的有陳錦濤、王寵惠等。
每一個人在青少年求學時代，對於人生的未來和前途，都是朦朧的，不同時段的所謂志向或志願，大多受主客觀環境變化以及師長指教的影響，因而又多是不確定的。
孫先生在檀香山「意奧蘭尼」求學時，課餘時常常師從杜南先生學習國學，所以在檀香山數年，國學基礎不但沒有退步，而且大有長進。一天，他發現在杜先生的書架上陳列著醫學書籍，感到很奇怪。國學大師還須研讀醫書嗎？杜先生告訴他：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不少人業餘時間多涉獵醫道，日久自然成醫，世稱「儒醫」。當年范仲淹曾有「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名言。師生二人討論往事，探討未來，這可能是「醫學」這個概念第一次進入孫先生的腦海。
孫先生在香港中央書院學習了兩年半的時間，一八八六年，離開書院回到廣州。不知甚麼原因沒有正式領得畢業證書，但是，求學問的工具和方法卻得到了大大地增強。
一八三四年，美國傳教士伯駕醫生到中國，翌年，在廣州創立博濟醫院。博濟醫院是中國和遠東各國西醫西藥的元祖，它的規章中明文規定：醫藥是推行基督教布道事業的良好輔助。一八六六年（孫先生誕生那一年），博濟醫院創設醫校，招收中國學生，培養他們做西方醫藥的工作。
一八八三年，孫先生在香港領洗皈依基督，喜嘉禮牧師深知孫先生無法在香港肄習神學，於是就介紹他回廣州入博濟醫院，使他將來可以藉行醫以傳道。
中國禮教，男女授受不親。博濟醫校招收女生，在中國開創男女同校的先河，可是「產科學習」卻不讓男生參加。孫先生極不以為然，當面向嘉約翰牧師提出申辯：「學生畢業後行醫救人，遇有產科病症也要診治。為了使學生獲得醫學技術，將來對病人負責，應當改變這種不合理的規定」。嘉約翰牧師非常開明，認為這是合理的要求，便採納孫先生的建議。自此以後，男學生便能參加產科的臨床實習。孫先生時常提出疑問，又常對同學們說：「學問、學問，不學不問，怎樣能知」！由於他勤奮用功，言談中顯出知識豐富，同學們很佩服，便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通天曉」。
為了深造，一八八七年十月，孫先生自廣州轉學香港新設立的西醫書院。
香港西醫書院，是雅麗士紀念醫院開設以後所創辦的。創辦人之一是何啟博士。何啟長孫先生七歲，祖籍廣東南海縣，出生於香港。何啟的父親中西學術都有相當功底，何啟自幼深受父親的影響。一八七零年，入香港中央書院，（比孫先生進入該校早十四年）後赴英國留學，先後獲醫學學士及外科碩士兩項學位，同時成為英格蘭皇家外科醫師學會會員。一八八一年又獲林肯四法學院高級「平衡法」學人榮銜。孫先生進入香港西醫書院時，何啟擔任書院名譽秘書，並擔任法醫學及生理學教授。後由師生之宜而成為孫先生的摯友，對孫先生的人生影響頗大。
香港西醫書院的組織，以掌院主持全院事物，下設教務長。教務長一職，先由孟生博士擔任。一八八九年由康得黎博士繼任，擔負全院工作的實際推動責任。西醫書院的各科教師，當時可謂是中英人才薈萃一堂。
孫先生自入西醫書院，勤奮學業，努力研讀，各門學科，成績優異。大哥按時匯寄學膳費用，生活安定，更使他集中精力專心向學。孫先生在校學習五年，第二、第三、第四學年，學習成績均列第一，五個學年中，十科成績獲得「榮譽」，畢業名次榮列第一。
康得黎博士是倫敦著名外科醫生，受邀主持香港西醫書院教務工作，一到崗位，即將滿腔熱情傾注在心愛的醫學教育事業上。他在自述中曾說，在這二十四名學生中，孫對我最具吸引力，因為他的品質文雅、勤奮求學；不論在學校或私人生活都表現如紳士般的儀態，他實在是其他同學的模範。康得黎博士深幸獲得如此優異的學生，特於畢業典禮後設宴為孫先生慶祝，邀請五十人作陪。這是非常難得的榮譽。日後隨著歲月的推移，康得黎博士與孫先生逐漸形成了偉大的師生情誼，在中國現代史的開創上，發揮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孫中山先生在西醫書院學習期間，常與尢列、楊鶴齡、陳少白談論國是，有時西醫書院同學關景良也參加。大家一致認為要想改革國家政治，必須要先知歷史，熟悉歷史。研究歷史的方法，就是要系統研讀中國經史。而漢文的經史諸書，經歷朝歷代各家各派註疏，繁瑣晦澀，不易領悟。孫先生在書院圖書館發現收藏有一套英譯《四書五經》。這是由王韜和理雅各先生，先後在香港、倫敦合作翻譯出版的。何啟和胡禮垣二人都主張「復古」，但又都認為《十三經》經漢儒宋學註疏之後，不僅未能表達願意，甚至多有謬誤，提倡學習經史應當「直接古人」，「研讀原著」。王韜富有革命思想，不為前人「註疏」所羈絆，所以他在英譯中，註釋大都顯明切實，沒有前人玄之又玄的疏釋。孫先生認為：這套譯本，釋義顯豁，語義明快，可以作為漢文教本。於是反覆精讀，從而心領神會中國儒學的哲理。孫先生曾回憶說：「我亦嘗效村學生，隨口念過《四書五經》，數年以後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歷史，欲明歷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歷史讀之，居然通矣。」孫先生在閱讀中國經史以外，法國大革命史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諸書更曾精心細讀，對中西文化的異同，多有領悟與啟發。
「香港西醫書院五年，是孫先生生平最關重要的時期。目睹何啟以醫學教師關心國是、嚴正評論的精神，自然大受感動與啟發。尤其認識了「觀察和實驗」是近代西洋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從此應用於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歸納演繹，因時因地，隨機應變，存乎一心。可說是獲得一開啟學術之門的鑰匙。後來撰述《孫文學說》——知難行易，他所取證的科學論據，大多以在西醫書院所研究的心得做出發點，再加歷年博覽群書擷取新例新義而成。」（2）
一八八八年八月十日，香港西醫書院舉行第一次考試時，考試時間連續四日以上，香港《德臣西報》特發表評述，指陳這次考試的重要性：「我們相信這些學生，必能與英國各大學及內外科專門學校所考的試題完全相等，因為在『考試官處』，不但有英國的考試來指導他們，還有德國醫學的重要制度，也正幫助他們。
「中國學生的程度，足與英國的優異者相等；同時，優異的中國學生，也必能有把握的和英國優異學生爭衡。
「我們曾聽到很多關於在中國北方的醫學教育（按此應指李鴻章在天津設立的西醫學院）。但我們不解，倘沒有一批專門的教授來作專門課程的支柱，是無法把教育制度建立的。這種情形在遠東，只有香港可以辦到。雖然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榮譽給予那些曾在中國教育方面貢獻甚大的醫生們，但每個人縱使時間許可，也不能於教授任何課程都能擅長。遠東醫學教育的遠景，除非有一所專門大學來開始負責外，必須賴藉香港的醫學專家。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一個偉大的將來，同時更自覺該書院工作的負責能力，將會獲得充分的酬償，只要再過幾年以後，造就一批經過適當訓練的醫生，即可使目前中華帝國的混亂和黑暗，進為醫術的和現代科學的時代。」（3）
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香港西醫書院的學生們，沒有辜負《德臣西報》的熱切企望，孫中山先生不僅成為「醫人」的高手，而且成為了「醫國」的傑出領袖。他確實將「中華帝國的混亂和黑暗」加以改變，使她開始走上「民有、民治、民享」的光明前途。
「知難行易」是《孫文學說》的核心，所以對「知」的要義，孫先生研究的爐火純青。在《上李鴻章書》中曾沉痛地說道：「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孫先生在這裡，既說明了「知」的重要，又說明了「不知」的危害。那麼怎樣才能做到「知」呢？「知」的 源泉，一是學問，一是經驗。而讀書則是集聚知識、學問、經驗最好的途徑。孫先生一生嗜書如命，尤其嗜讀新書。他是舉世皆知的中國革命領袖，新書出版者，大多儘先寄贈孫先生請他指正。他又是幾個外國書店的經常顧客，一有新書出版，書店即會首先與孫先生聯繫郵寄。孫先生一生生活極其簡樸，但購書費用卻極大。後來，當「經史方家」章太炎因學問大而看不起他時，孫先生亦曾笑言：「我也曾讀書破萬卷。」
黃季陸先生（1924年1月曾任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後任孫中山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副委員長）就常常聆聽孫先生教誨，對先生自然而然讀書成癖的習慣感受極深。他在為《孫逸仙先生傳》所作序言中說：凡是知道孫先生的人，都曉得讀書幾乎是他空閒時間一種嗜好，孫先生一生最為同志稱道的有兩件事：一是每遭革命失敗的時候，別人或是沮喪歎氣，或是乞靈於詩詞小說，以作消遣暫時安頓心靈；而孫先生往往在這時，取專門巨著而細讀之，從容一如平時，一點無沮喪悲觀的形象。胡漢民先生每每談及此事，也認為是他生平所見的第一人。二是孫先生每遇挫敗或拂意的事而為他人所不能忍受者，他皆能處之泰然。胡漢民先生認為孫先生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是由於他認革命為當應不斷地進化，在危疑震撼當中，他能縱其全體以為衡量，故對於革命認為只有成功而無所謂失敗。他對革命的此種樂觀態度是由於他對革命之深切認識而來，而此一深切認識則是由於學問與讀書而至；因為讀書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一種修養與造詣，而為他人所不及的。
戴季陶先生常說，孫先生博覽群書而有其特別獨到的觀點：「我們讀書是彎著腰去接近書，中山先生則是挺著胸膛在讀書 ，合於他的需要的便吸收之，不合於他需要的便等閒視之。我們是役於書，而他則是役使著書。」
「夫文字為思想傳授之仲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記四五千年之事翔實而無間者，亦為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4）這就是孫先生教導我們的讀書方法。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邵元沖問孫先生：「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畢竟以何者為專致？」孫答：「餘無所謂專也。」邵問：「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為何種學問耶？」孫答：「餘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餘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5）
讀書，讀古今中外之書，尤其是讀時代新書，是中山先生一生生活內容重要組成部分。古今中外聖賢智者的思想精華，俱在典籍之中，孫先生鍥而不捨，以讀書為樂， 終生不厭。因此，孫中山先生，思想睿智，仁愛滿懷，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社會學家，更是一位偉大的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智慧超凡的學者。＃
註：
（1）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 第二章。
（2）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第三章。
（3）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第三章。
（4）《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孫文學說——行易知難」（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孫中山全集》第五卷「與邵元沖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