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1月30日訊】（大紀元凌宇比利時採訪報導）楊福熙先生，已經旅居比利時三十五年。他生長在中國最繁華的大上海。父親做珠寶生意，母親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動盪年代，他和家人經受了無盡的苦難，在1980年政治運動剛剛結束不久，人們終於可以開始嚮往美好生活的時候，他卻毅然決然帶著妻兒來到比利時。他說，出國是為了逃命。近日，楊先生以真實身分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是哪年出國的，當年為甚麼要出國？
楊福熙先生（以下簡稱楊）：我是1980年3月來到比利時的，我出國是為了逃命。
改革開放的時候為甚麼要逃命出來？接下來，楊先生講述了他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的那二十年。正是這二十年的苦難，讓他決定出國，也讓他看清了共產黨的本質。
楊先生的父親是做珠寶生意的，但在1949年中共進入上海後，家裡值錢的東西都充了公。父親在1950年就逃亡香港。1956年，14歲的時候，他萌生了想去香港的年頭，父親也希望他去。
記:您想去香港是為了見父親還是為了逃離大陸那個環境？
楊:一方面我不喜歡政治啊甚麼東西。我倆個舅舅沒去，後來就倒霉了，甚麼右派啊、壞分子啊、都挨上了，一直到死他們都是社會的最底層。
最終，楊先生沒能如願去香港，卻在1959年，17歲，高二的時候，被徵召到了安徽。
楊：1959年春天，安徽到我們上海盧灣區來招青年工人。講的很好了，甚麼廠房已好了，就是等人了。結果呢。上當了，到那邊去了甚麼都沒有。」
當時楊先生的弟弟正在北京舞蹈學校，家裡只有母親一人，母親得了糖尿病需要人照顧。姐姐早已定居法國，在姐姐向法國大使館爭取後，他才結束了在安徽淮南一年多的苦日子。但是他的戶口卻留在了那裡，這給他之後的人生帶來了很多苦難。
回到上海後，沒有戶口，沒有工作，也沒有糧食配額。他和母親只能吃一份口糧。排著長長的隊，只能領到一點點糕點的情景，他至今還記憶猶新。
1960年的一天，他在家裡莫名其妙被抓了。
楊：上來八個人，有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有治安保衛員，還有小組長啊，總共八個人，說我們有事情要問，就這樣把我帶去了，家裡就被抄了，沒有甚麼逮捕證啊、搜查證啊，我們那時都不懂，才18歲啊。
記:他們也沒告訴您為甚麼要抓，為甚麼抄家？
楊:甚麼都沒有，就是說有事情要問問你，去就去吧，結果去了公安局一下就拘留，關起來了。大概過了一個星期不到，問我甚麼事情，我甚麼都沒做啊，我在裡面被關了9個月，3個月一次提審。一直到第三次提審我才知道他們真正的目的，後來他們問我寫給我父親的信，說我寫戶口也沒有，糧食也沒有，北站丟小孩子，怎麼怎麼的。我有個習慣，寫了東西喜歡留個底。因為家都抄了，他們得到了底稿。說我寫信啊污蔑社會主義制度，惡毒謾罵共產黨，對現實不滿，還企圖偷越國境。判我強制管制三年，送勞動教養。我1980年被抓，1981年被判刑。
公安和地方官員為甚麼會跟一個18歲的孩子過不去？前因卻是母親的義舉得罪了地方官員。當時，一名中共官員總是調戲婦女，行為極其惡劣，受害人告訴了身為婦女代表的母親，母親就給當時的市長寫信反應情況，市裡派了調查組，此官員之後被判刑。從此母親就成了地方官員的眼中釘，這也為以後母親被判刑埋下了伏筆。
1980年來到比利時後，因為要辦理身分，楊先生對早年的罪名提出了申訴，上海盧灣區法院否定了十九年前的判決，宣告他無罪。楊先生至今還保留著三十多年前的文件，他說要留給後人。
記：宣告無罪，那沒有甚麼賠償嗎？
楊：給我四百塊錢，我二十年啊，他們給我四百塊錢。
這四百塊人民幣，楊先生分文沒拿，這對於他二十年遭受的苦難來說，是莫大的諷刺。
楊：共產黨它甚麼東西都是絕對的，後面還有笑話呢，就是在勞教所裡面，三年以後我期滿了，管制撤銷了，沒有工作，留在農場，那個時候在安徽宣城中秋農場，唉！一年後我姐姐寫信給上海市僑領，要求調回，這樣搞了大概一年把我弄回上海清東農場了。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再到我1980年離開，我一直在農場。
不僅僅是楊先生一人經歷磨難，還有他的家人。弟弟和母親在1973年先後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判刑。
楊：文化大革命，我弟弟也受到衝擊，說他是白專，就是只講技術不講政治思想。後來也是打成反革命了。他當時要逃到蘇聯去，我勸他先不要動。比你高的那些人，都在受難，你算甚麼。
但最後弟弟因投敵叛國罪被判死刑，被重判是因為審他的人看上了他的妻子。之後弟弟輾轉從死刑改成無期，1980年後得到平反。弟弟在他之後也來到了比利時，現已定居土耳其。弟弟被判不久，母親也被判十年監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呆了七年，1980年之後隨著兒子來到了比利時。
楊先生回憶在農場幹活的日子，除了身體上的辛苦外，還要承受無形的精神壓力，那才是巨大的。
楊：1960年進分局，1961年進農場，直到1980年出農場，我以前就是反革命，這個帽子就掛在牆上，如果你好呢，這個帽子就摔了，不好呢就給你扣上，就是他們一句話。這頂帽子弄得你透不過氣來。
經歷了苦難的他，現在兒孫滿堂，大兒子長居大陸工作，楊先生對兒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千萬不能入中國籍。
楊先生先閱讀《大紀元時報》，在大紀元上看到了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非常受觸動，之後又讀了《九評》的書。他表示這本書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知道。
楊：大紀元有人才啊，不得了，《九評共產黨》要在中國發行，那不得了啊，都得來看啊。
除了《九評》外，歷史學家辛灝年講的中國近代史，他也非常喜歡。提到這裡的時候，楊先生眼眶含淚，有些哽咽地說：「中國像這樣的人太少了，太少了。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很少有社會責任感的、有民族責任感的，很多都在醉生夢死。老的、小的都一樣，共產黨沒有救了。大紀元做這個事情非常有意義，大紀元任重而道遠啊！」
責任編輯：張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