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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一位老華僑的逃亡之路

圖為上海市盧灣區公安局於1983年出具的複查決定書,撤銷了1961年3月7日對楊福熙的勞教處分。楊先生對此表示,共產黨真的是不要臉,像開玩笑一樣。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紙黑字講述著現代年輕人無法體會的苦難經歷。(凌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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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5年11月30日訊】(大紀元凌宇比利時採訪報導)楊福熙先生,已經旅居比利時三十五年。他生長在中國最繁華的大上海。父親做珠寶生意,母親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動盪年代,他和家人經受了無盡的苦難,在1980年政治運動剛剛結束不久,人們終於可以開始嚮往美好生活的時候,他卻毅然決然帶著妻兒來到比利時。他說,出國是為了逃命。近日,楊先生以真實身分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是哪年出國的,當年為甚麼要出國?
楊福熙先生(以下簡稱楊):我是1980年3月來到比利時的,我出國是為了逃命。

改革開放的時候為甚麼要逃命出來?接下來,楊先生講述了他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的那二十年。正是這二十年的苦難,讓他決定出國,也讓他看清了共產黨的本質。

楊先生的父親是做珠寶生意的,但在1949年中共進入上海後,家裡值錢的東西都充了公。父親在1950年就逃亡香港。1956年,14歲的時候,他萌生了想去香港的年頭,父親也希望他去。

記:您想去香港是為了見父親還是為了逃離大陸那個環境?
楊:一方面我不喜歡政治啊甚麼東西。我倆個舅舅沒去,後來就倒霉了,甚麼右派啊、壞分子啊、都挨上了,一直到死他們都是社會的最底層。

最終,楊先生沒能如願去香港,卻在1959年,17歲,高二的時候,被徵召到了安徽。

楊:1959年春天,安徽到我們上海盧灣區來招青年工人。講的很好了,甚麼廠房已好了,就是等人了。結果呢。上當了,到那邊去了甚麼都沒有。」

當時楊先生的弟弟正在北京舞蹈學校,家裡只有母親一人,母親得了糖尿病需要人照顧。姐姐早已定居法國,在姐姐向法國大使館爭取後,他才結束了在安徽淮南一年多的苦日子。但是他的戶口卻留在了那裡,這給他之後的人生帶來了很多苦難。

回到上海後,沒有戶口,沒有工作,也沒有糧食配額。他和母親只能吃一份口糧。排著長長的隊,只能領到一點點糕點的情景,他至今還記憶猶新。

1960年的一天,他在家裡莫名其妙被抓了。

楊:上來八個人,有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有治安保衛員,還有小組長啊,總共八個人,說我們有事情要問,就這樣把我帶去了,家裡就被抄了,沒有甚麼逮捕證啊、搜查證啊,我們那時都不懂,才18歲啊。

記:他們也沒告訴您為甚麼要抓,為甚麼抄家?
楊:甚麼都沒有,就是說有事情要問問你,去就去吧,結果去了公安局一下就拘留,關起來了。大概過了一個星期不到,問我甚麼事情,我甚麼都沒做啊,我在裡面被關了9個月,3個月一次提審。一直到第三次提審我才知道他們真正的目的,後來他們問我寫給我父親的信,說我寫戶口也沒有,糧食也沒有,北站丟小孩子,怎麼怎麼的。我有個習慣,寫了東西喜歡留個底。因為家都抄了,他們得到了底稿。說我寫信啊污蔑社會主義制度,惡毒謾罵共產黨,對現實不滿,還企圖偷越國境。判我強制管制三年,送勞動教養。我1980年被抓,1981年被判刑。

公安和地方官員為甚麼會跟一個18歲的孩子過不去?前因卻是母親的義舉得罪了地方官員。當時,一名中共官員總是調戲婦女,行為極其惡劣,受害人告訴了身為婦女代表的母親,母親就給當時的市長寫信反應情況,市裡派了調查組,此官員之後被判刑。從此母親就成了地方官員的眼中釘,這也為以後母親被判刑埋下了伏筆。

圖為上海市盧灣區公安局於1983年出具的複查決定書,撤銷了1961年3月7日對楊福熙的勞教處分。楊先生對此表示,共產黨真的是不要臉,像開玩笑一樣。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紙黑字講述著現代年輕人無法體會的苦難經歷。(凌宇/大紀元)
圖為上海市盧灣區公安局於1983年出具的複查決定書,撤銷了1961年3月7日對楊福熙的勞教處分。楊先生對此表示,共產黨真的是不要臉,像開玩笑一樣。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紙黑字講述著現代年輕人無法體會的苦難經歷。(凌宇/大紀元)

1980年來到比利時後,因為要辦理身分,楊先生對早年的罪名提出了申訴,上海盧灣區法院否定了十九年前的判決,宣告他無罪。楊先生至今還保留著三十多年前的文件,他說要留給後人。

記:宣告無罪,那沒有甚麼賠償嗎?
楊:給我四百塊錢,我二十年啊,他們給我四百塊錢。

這四百塊人民幣,楊先生分文沒拿,這對於他二十年遭受的苦難來說,是莫大的諷刺。

楊:共產黨它甚麼東西都是絕對的,後面還有笑話呢,就是在勞教所裡面,三年以後我期滿了,管制撤銷了,沒有工作,留在農場,那個時候在安徽宣城中秋農場,唉!一年後我姐姐寫信給上海市僑領,要求調回,這樣搞了大概一年把我弄回上海清東農場了。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再到我1980年離開,我一直在農場。

不僅僅是楊先生一人經歷磨難,還有他的家人。弟弟和母親在1973年先後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判刑。

楊:文化大革命,我弟弟也受到衝擊,說他是白專,就是只講技術不講政治思想。後來也是打成反革命了。他當時要逃到蘇聯去,我勸他先不要動。比你高的那些人,都在受難,你算甚麼。

但最後弟弟因投敵叛國罪被判死刑,被重判是因為審他的人看上了他的妻子。之後弟弟輾轉從死刑改成無期,1980年後得到平反。弟弟在他之後也來到了比利時,現已定居土耳其。弟弟被判不久,母親也被判十年監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呆了七年,1980年之後隨著兒子來到了比利時。

楊先生回憶在農場幹活的日子,除了身體上的辛苦外,還要承受無形的精神壓力,那才是巨大的。

楊:1960年進分局,1961年進農場,直到1980年出農場,我以前就是反革命,這個帽子就掛在牆上,如果你好呢,這個帽子就摔了,不好呢就給你扣上,就是他們一句話。這頂帽子弄得你透不過氣來。

圖為上海市公證處出具的夫妻證明。當年因為兩個人的戶口都不在上海,不能領取結婚證。孩子也沒有戶口,而且因為父親帶著反革命帽子,不被允許上學。上海人在上海上學還要辦借讀。有意思的是,在他們辦理好出國馬上成行的時候,當地派出所主動提出來給他們補辦戶口。但被楊太太一口拒絕。(凌宇/大紀元)
圖為上海市公證處出具的夫妻證明。當年因為兩個人的戶口都不在上海,不能領取結婚證。孩子也沒有戶口,而且因為父親帶著反革命帽子,不被允許上學。上海人在上海上學還要辦借讀。有意思的是,在他們辦理好出國馬上成行的時候,當地派出所主動提出來給他們補辦戶口。但被楊太太一口拒絕。(凌宇/大紀元)

圖為上海市盧灣區法院於1980年10月21日出具的刑事判決書,撤銷了對楊福熙19年前的反革命罪,宣告楊無罪。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紙黑字講述著現代年輕人無法體會的苦難經歷。(凌宇/大紀元)
圖為上海市盧灣區法院於1980年10月21日出具的刑事判決書,撤銷了對楊福熙19年前的反革命罪,宣告楊無罪。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紙黑字講述著現代年輕人無法體會的苦難經歷。(凌宇/大紀元)

經歷了苦難的他,現在兒孫滿堂,大兒子長居大陸工作,楊先生對兒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千萬不能入中國籍。

楊先生先閱讀《大紀元時報》,在大紀元上看到了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非常受觸動,之後又讀了《九評》的書。他表示這本書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知道。

楊:大紀元有人才啊,不得了,《九評共產黨》要在中國發行,那不得了啊,都得來看啊。

除了《九評》外,歷史學家辛灝年講的中國近代史,他也非常喜歡。提到這裡的時候,楊先生眼眶含淚,有些哽咽地說:「中國像這樣的人太少了,太少了。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很少有社會責任感的、有民族責任感的,很多都在醉生夢死。老的、小的都一樣,共產黨沒有救了。大紀元做這個事情非常有意義,大紀元任重而道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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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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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30 6: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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