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1月05日訊】中共總是在欺騙中國人，好像沒有中共，中國社會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歷史說明，沒有黨組織，中華民族更輝煌，中國社會更和諧；沒有黨組織，中國才會太平。
【解散黨組織之一】中共黨組織為何物？
【解散黨組織】基層黨組織的潰爛（上）
【解散黨組織】去除畫皮從基層做起（下）
沒有黨組織 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文明
早在19世紀共產主義和20世紀共產黨包括中共出籠之前，在中國這塊為神所屬意和眷顧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已經創造出了無比輝煌的文明。諸子百家的光芒、經濟科技醫學等方面的成就，至今為世界所驚歎，為中國人引以為豪。
歷史上，中華民族在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領先地位曾經保持了很長時間。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列舉了從1世紀到18世紀由中國傳到歐洲等地的重要發明就有26項。他認為，中國人對古代科學文明的貢獻不亞於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人，在許多領域甚至遠超歐洲人。許多國家曾經派遣使者、留學生前來學習中國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估算，中國從西元1000年到鴉片戰爭之前的1820年，經濟總量一直占世界的22%-32%，相對於或超過今天的超級大國美國在世界經濟的比重。這些成就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但這些成就還不是中華文明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
中華文明的核心是中華文化，而不是物器、經濟、科技等要素。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洪大的包容力。中華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是數千年評判歷史、文藝創作、政事治理與處事待人的基準。雖經戰亂頻仍，王朝更迭，分合相錯，中化文化根本的價值體系不變。這就是古代四大文明都經歷了劫難波折，唯有中華文明能夠經歷滄海桑田傲立不倒、生生不息的原因。
中共作為蘇俄扶植的一個異物怪胎，本身就與中華文明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它的邪惡馬列意識形態天生以中華文明為敵。而且，中共既不同於中國古代那種小範圍由私人利害關係結成的政治集團，即「狐朋狗黨」，又不同於西方民主制中代表民眾利益通過選舉組閣的現代政黨，也不同於世界歷史特殊時期出現的其它專制政黨。它是一個全覆蓋依附在國家和人民身上的獨裁專制者和吸血鬼。這使得中共竊權執政後，能夠用歷次政治運動和其無所不在的專權，殘酷地迫害民眾和系統地摧毀中華文化和中國人的道德良知，以此作為其生存的一個條件。
中華漫漫文明史和中共區區幾十年罪惡統治的對比，至少說明兩點。首先，中華民族的輝煌文明與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關係。早在中共政權出現之前，中華民族已經創造了燦爛文明。中共對中華文明沒有任何貢獻。
其次，中共從指導思想和統治手法上都在摧毀中華文化。它是中華文明的對立物，是中華民族的天敵，是為迫害和毀滅中華民族而來。在中共走向亡黨末路時，又以恢復某些文化的形式來掩蓋其破壞中華文化的巨大罪行，其目的是以這些末節表像來繼續欺騙民眾認同中共，實質上還是維護其統治。復興中華文化與中共無法共存，拋棄中共是再創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的前提。
黨組織癱瘓 社會運行更和諧
《九評共產黨》一針見血地指出，黨組織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附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控制和操縱著整個社會。它用暴政掠奪和控制資源，又用所獲資源驕奢淫逸和控制社會。黨組織不創造任何財富，要靠人民養活，卻壟斷和支配人民的財富迫害人民。
這就自然地產生了一個命題：人民、國家和社會有無必要容忍和承負黨組織這樣一個多餘的廢物和桎梏？一旦黨組織癱瘓，中國社會會怎麼樣？對此，有兩個特例可以提供啟示。
烏坎村自治是2011年9月至2012年4月發生在廣東省汕尾所屬陸豐市的一起村民抗爭當地中共惡勢力，在原村黨組織實際癱瘓的狀況下，實行民主選舉和自治的標誌性事件。
中共基層已普遍黑社會化。據官方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近半數的農村村委會被當地黨政黑惡勢力把持。農村土地被基層黨政黑惡勢力私自變賣牟利並不給農民補償或補償不足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調查顯示，中國每年民眾集體維權的群體性事件多達十餘萬起，其中強行徵地與補償引發的群體事件占六成左右。烏坎村民由於土地被村委會私下變賣，曾經十幾次上訪，並多次舉行示威，人數多時達三四千人，但一直沒有解決實質問題。
之後，村民撇開原黨組織和村領導，自發成立「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以姓氏規模比例推舉出117名有投票權的村民代表，其內再由每個姓氏挑出一人，共38位候選人，再在其中選出「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13名成員，其財政來源來自於向村民募捐款項，每筆捐款與支出都在村內主要廟宇中張貼公開。村民在抗爭中，打出「打倒貪官」、「還我耕地」、「懲治腐敗」、「官商勾結扼殺民主」等標語和橫幅。汕尾市政府在拘留多名村民的過程中造成其中一人死亡，官方驗屍結果與死者家人探視後認定的情況大相徑庭，造成矛盾激化，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介入後，省委代表稱民眾的主要訴求合理。隨後由村民選代表負責領導村委會重新選舉的工作，烏坎村原黨支部自行解散，把持烏坎村四十幾年的黨支部書記等被雙規。村民民主選出村民選舉委員會、選村民代表、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等。
「烏坎自治」的重要意義在於黨組織癱瘓後民眾顯示出來的自治能力。第一、烏坎村民民主自治是在原村黨組織實際癱瘓情況下實現的。這一實踐證明，民眾擺脫原有黨組織後完全能自我管理和運轉。儘管上級黨組織在選舉中強行重建村黨組織，任命民選代表為黨組織負責人，但這一不得已的行為，恰恰證明中共不得不承認民眾自治的現狀和能力，黨組織實際上淪為一種擺設。
第二、當時「烏坎自治」是民眾自發取代原黨支部和村委會的局部行為。當時整體中共體制仍在運轉，當上級黨組織強行干預時，民眾要完全擺脫體制干預還相當難。今天中共重新修訂「紀律處分」條例，稱將對嚴重違紀的黨組織進行改組或解散，這說明中共組織已經爛掉，大規模的癱瘓已成為普遍現實。這為今天「烏坎自治」遍地開花、基層民眾大規模擺脫中共進行自行管理，創造了條件。「烏坎自治」是帶有啟示性的預演。
第三、當時烏坎能夠實行有限民主選舉和自治，並迫使中共承認其合法性，是與汪洋、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李克強等人的寬容和支持分不開的。溫家寶在2012年3月抓捕薄熙來後的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肯定了「烏坎模式」，這實際上是否定了薄熙來用以政變奪權的文革型的「重慶模式」，也是胡溫習李王聯盟全面清除江派的先期信號。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是民眾在沒有黨組織或黨組織癱瘓後實行自我管理的又一特例。根據當時的報導和事後的回憶，廣場學生和北京市民曾自發組織起來維持秩序，遊行隊伍自覺遵守秩序，廣場秩序井然，整個北京市的治安狀況和文明禮貌都比平時大有改善。
據報導記載，那些天整個北京市的秩序比平時更好，人們的文明程度似乎突然提高。在公共汽車站，不再看到以前的擁擠不堪，而是人人自覺地排隊；在公共汽車上，不再看到為搶座位爭吵，而是互相讓座，尊老愛幼；兩人自行車相撞後，不再是爭吵不休，而是說「對不起」「沒關係」。警察對在廣場的學生承認，在這場近兩個月的「動亂」和「暴亂」中，「北京的治安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好過」 。
當時北京市黨組織忙於配合中央對學生鎮壓，對廣場的行政管理和秩序維持放手不管。這時出現了學生糾察隊與警察並肩執勤共同維持秩序的現象。5月中旬後，天安門廣場每日人流量驟增。17日和18日，北京各界聲援學生的絕食活動達到高潮，每天從東西長安街和前三門大街湧向廣場的人數超過百萬，遊行的人們有的步行，有的騎自行車，在高峰時廣場進出救護車每分鐘達三至四次，廣場秩序維持壓力很大。17日下午，高校學生代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派公安幹警協助學生糾察隊維持秩序，市公安局很快做出答覆，派出800名幹警進入廣場。與此同時，東西長安街上一些主要路口由警察與學生共同執勤，有的路口有附近機關人員聯合組成的交通指揮小組幫忙，保證了對絕食同學的搶救和遊行隊伍的疏通。
1989年北京的例子說明，現代國家的行政管理功能，如警察的交通管理功能，是可以與中共邪黨剝離的，而且在沒有共產黨干預的情況下運轉效率很高。當中共黨政組織專注於鎮壓民眾時，它在正常國家職能中的缺位恰恰證明了它的多餘性；而它耗費民脂民膏動用坦克機槍屠殺民眾恰恰證明了它非法執政不但成本高昂，而且已淪為犯罪集團的實質。這些都證明了拋棄中共的必要性。
烏坎和北京的例子已讓人看到，沒有黨組織，中國社會將會繼續運行，而且更和諧和更有效。中國沒有共產黨將是歷史發展的重大進步。
美國社會高度公民自治 跟中國古代基層自治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仔細比較中美兩國，會發現最能區分兩國的是兩個詞：「權力」和「權利」。中共講黨的「權力」，同時限制人民的「權利」。而美國講人民的「權利」，同時限制國家政權與政府的「權力」。
在中共治下，個人自由權利和自發組織的活動空間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或剝奪，取而代之的是黨控制一切的自上而下的權力；而在美國，個人自由權利和自發組織的活動空間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這種保護是以限制國家權力為前提的。
美國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天賦人權」。從聯邦到鄉鎮，層層的公民自治是「天賦人權」的現實展現。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十分看重鄉鎮民主。托克維爾認為，鄉鎮民主來自「人民主權原則」，即：「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同等的權利，平等地參與國家的管理。每一個人的文化程度、道德修養和能力，也被認為是與其他任何同胞相等的。」
美國公民自治的基礎來自於平等權利，而平等權利來自於造物者――神。《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主賦予人人平等，及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建立政府⋯⋯」也就是說，正因為人的權利來自神，所以人們有自治的天然權利，任何人包括政府不能剝奪。而政府的存在只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人民的權利包括更換或廢除不稱職的政府。
美國公民自治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礎，有兩個特徵。第一、美國層層政府和主要官員都是通過民選產生的，民眾可以定期重選各級官員，也可以在任期屆滿之前通過影響議員（聯邦）和直接參與基層議會活動（縣、鄉鎮）左右政府政策和表達意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活躍在聯邦一級的各式利益集團活動以及個人與各級議員的接觸外，最經常最有特色的公民自治體現在基層縣和鄉鎮議會定期召開的公民會議。公民可以在登記後獲得在公民會議發表意見的機會，提出對所在社區各種公共事務的看法和提議，並納入議會的議案。許多關於社區利益或團體利益的決議就是由此產生的，包括環境、道路、多方利益協調等。這就是社區居民決定公共事務的過程和內幕。這種縣和鄉鎮公民會議充滿活力，經美國建國以來演變至今，是公民自治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形式，構成美國民主的基礎。
第二、除了法律規定的權力關係外，美國各級政府之間不存在上一級政府命令下一級政府的從屬關係，各級政府相對獨立自治。聯邦政府無法命令州政府，州政府也無法命令縣政府，層層如此。其中的奧妙在於，各級政府只對其服務範圍內的公民群體負責，不對上一級政府負責。也就是說，公民自己通過各級政府管理各級公共事務，政府只是公民自治的便利工具。從政府治理形式上講，這就是美國公民自治和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區別。
托克維爾曾對不同民主國家有一個細微的觀察：「在法國，凡是創辦新的事業，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國，則由當地的貴族帶頭；在美國，你會看到人們一定組織社團。」其實，這些不同民主形式中存在著一個共性，即，公民權利的表達。中共表面上也講公民權利和公民治理，並冠以「中國特色」，但實踐中永遠是黨組織在操控，按黨的意志實行假民主選舉、假民主決策和假民主管理。黨組織只是把民眾當作道具來擺弄。
美國的高度公民自治與中國古代基層自治有相似之處。中國古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二元結構，農村以宗族為中心形成自發自治組織，城鎮以行會為中心形成自發自治組織；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只管理縣級以上的政務。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古代的皇權局限於「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傳統中國鄉村秩序實際上是由宗族形成的村落自治共同體實現的，中央政權對鄉村基層社會的控制並不緊密。傳統鄉村社會的絕大多數矛盾是通過宗族和宗法手段解決，每逢戰亂鄉村更是自發地聯保自治。這從古代行政編制的狀況也能得到印證。清末經國家任命有行政編制的「朝廷命官」不足兩萬，大量庶務由六十倍於此數的士紳等人員充任。這種在共產黨統治之前的基層自治使古代社會基層民眾具有相對的自由空間，也使基層治理相對穩定。
古今中外的許多例子都可以說明，脫離共產黨對民眾的控制，民眾完全可以實現有效自治，其結果不但能使社會治理運轉更加順暢，而且能使人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政府能夠有效保障人民的各種權利才是政府得以存在的理由。
黨組織反現代管理規律，沒有黨組織，企業和政府運作更有效
在美國鄉鎮看到的最好的房舍通常是當地的學校，而在中國縣城看到的最好的房舍十有八九是黨政機關。反腐中抓出了大批中共巨貪。保守地講，中共官員十官九貪。這些說明，共產黨維持自身權力和剝奪民眾權利的一個目的，就是要保證自己獲得最大利益。這就註定了它對人民對社會來說，是一個代價極其昂貴的、非生產性的、反現代管理規律的、反人性的邪黨。
中共是一個非生產性的寄生蟲。它迫害和奴役人民，又強迫人民供養它。中國人民辛勤勞作創造的財富，大部分都被強制用於供養共產黨。中國人民60多年來供養了一個世界上最龐大最昂貴的黨的官僚體系。據統計，中共有4萬多個鄉鎮街道黨委、近3千個縣級黨委、3百多個地市級黨委、31個省級黨委和一個龐大的黨中央。此外還有成千上萬的軍、師、旅、團、院、校、系、所及各種企事業黨委等等。養黨經費之巨可想而知。中共喜歡宣傳美國總統大選的開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網站公布的數字，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花費總額為十億零一百六十五萬美元。折合當時人民幣八十多億。據估算，這不夠中共兩週的養黨費。中國行（黨）政支出占據整個國家財政支出的39%以上。此一比例遠遠超出美國的7.9%，德國的7.7%，俄羅斯的7.6%，加拿大的7.1%，英國的4.2%。每年光是「三公」（公款車輛、公款吃喝、公款旅遊）開銷就達一萬億以上，占國家年度財政收入的13%。各級黨政機關的小金庫是另一個巨大的黑洞。至於中共官員貪腐之巨，已無人能確切知道它到底吞噬了多少人民財富。
中共權力滲透到政府經濟部門、企事業單位和一切部門，甚至民營企業。它的所謂經營管理是掠奪性的、反人性的、無道德底線的，與現代管理講科學、講效率、講代價的方法完全相反。中共用公有化把社會和私人財產變成黨控制的國有財產，再把國有財產變為黨幹部的私有財產。中共長期用低工資剝削職工，改革開放後又用各種買斷方式甩掉被榨盡血汗的的職工。中共只顧GDP的生產方式造成嚴重產能過剩和環境污染。中共強奪強賣土地和片面發展房地產的政策造成大量農民失地抗爭和房地產泡沫化。中共摧毀傳統文化和道德良知使市場充斥毒食品、假食品和高價斬人食品，而中共幹部卻長期享用各種特供和特權。尤其惡劣的是，中共江澤民集團利用軍隊、武警、醫院等系統把大規模活摘和販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大屠殺變為牟取暴利的生產流水作業，突破了人類道德的底線。
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參加一項交易的雙方必須都能得到好處。中國人幾十年與中共打交道得到的教訓卻是：除了被剝奪被迫害，就是被欺騙。民主和市場經濟國家有一句話：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中共的強徵暴斂對民眾的侵害已使它不配用管多管少的政府標準去衡量，它根本就是一個非人性的邪靈和魔鬼。因此，剷除中共黨組織是回歸正常生產規律和政府職能的必由之路。
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在我們熟知的臺灣、韓國、日本、美國、歐洲等地，都沒有類似中共邪黨對政府和企業的滲透和附體，政府和企業都能正常和有效運轉。在中國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有一條一直在起作用的規律：哪裡黨組織這隻有形的手干預得少，哪裡市場這隻無形的手主宰得多，哪裡就發展得快；反之就發展得慢。
黨組織不符合人性，必然被人民拋棄。沒有共產黨的公民自治將更有效率。這已被古今中外歷史和現實所證明。美國民主奠基人之一、發明家、成功企業家佛蘭克林曾訂立了13條道德準則，把美德作為處事和管理的最好方法。
中共統治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各種危機與亂象，在沒有了共產黨之後的公民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體系和現代民主國家公民自治的理論與實踐，將幫助中華民族成為史無前例的世界強國，再次帶來中國的真正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