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3月26日訊】 中國大陸絕大部分人可以說是世界上吃入毒食品、毒藥品最多的人群之一。從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到毒大米、地溝油，含蘇丹紅、吊白塊、瘦肉精……等五花八門，甚至聞所未聞的有害人體的添加劑，什麼沒吃過？毒膠囊的橫空出世，更是波及到無數種口服藥品。即使囊內藥粉療效世界第一，但裝入毒膠囊服用了以後，必然使患者墜入痛苦的深淵甚至走上不歸路。
國內外不管奉行什麼意識形態的政府，無論是實行東方的一套，還是實行「西方的那一套」，對食品、藥品安全都是作為頭等大事來抓的，絕不敢掉以輕心。兩黨制或多黨制的政府，若是在這方面出了紕漏，總理或至少是主管部長一定會下課回家去抱孩子。
2008年發生三鹿毒奶粉事件後，中國政府確實雷厲風行了好一陣，因為那年中國正在舉辦奧運會而成了世界關注的焦點。
那次對毒奶粉事件責任人的處理，不可謂不嚴厲。涉嫌製造和銷售含三聚氰胺的三名奶農被判處死刑，其他涉案人員分別被判處5年至15年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
對有關責任官員也給予了相應的行政處分。然而，曾幾何時，這些曾受行政處分的官員，一個個不僅像沒事人似地，而且還得到異地陞遷。這些官員在停職檢查的那段「蟄伏」期間，如同度過了一段具有「中國特色」的「帶薪休假」。看來還是當官好啊。
這種「三娘教子」——「打在兒身，疼在娘心」式對責任官員的懲戒，時過境遷以後，他們早就把當年其所犯的罪行或錯誤，以及給人民群眾造成的痛苦和災難忘得一乾二淨。
製造和銷售含三聚氰胺的三名奶農為其所犯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種看似極其嚴厲的懲罰，並沒有阻止以後毒食品的前赴後繼。僅在南京市，2013年就查出火鍋中涮的牛肚系用氫氧化鈉泡發的，然而一年後卻再次重演。今年兩會期間又查出來自嚴禁進口的巴西「瘋牛肉」及其製品。其中牛肚也是用氫氧化鈉泡發，經喬裝打扮後流入市場。這種毒食品幾乎成了「保留劇目」，演得長盛不衰。
兩會閉幕才4天，又曝出「河北山東生豬檢疫如虛設 大量病豬流入金鑼火腿」的驚天新聞。
毒食品年復一年地肆虐中國大陸，食品生產和經營者，為謀取暴力而不惜以身試法，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監管不力，甚至與奸商相互勾結、沆瀣一氣，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具有「中國特色」的特供不能不說是毒食品肆虐的元兇。
早在73年前，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中就尖銳地批評當時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權制度。1991年對王實味被冤殺的錯案做了平反昭雪。但是王實味當年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特權制度的批評，經過44年漫長的歲月後不僅對特供沒有絲毫的觸動，而且是芝麻開花——節節高。
建國初期，從蘇聯和延安沿襲而來的「特供」，僅僅面向一個較小的範圍。當時佔有600畝土地的北京香山農場，只對副總理與相應級別以上的老幹部供應質優價廉的糧食、蔬菜、水果。後來特供的範圍逐漸擴大到副部級以上，農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食品安全形勢日益惡化以後，皇城根兒裡有權有錢的部門紛紛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建立起自己部門的食品特供基地，例如名噪全國的北京「海關大棚」，就是專供北京海關工作人員的食品基地，對外叫「北京海關蔬菜基地暨鄉村俱樂部」，佔地兩百餘畝，日常有五名保安把守。
目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級政府的一些部門都相繼建立起自己的食品特供基地。其數量究竟有多少，如同「國家機密」被捂得嚴嚴實實。
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在距離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戶縣建立了自己專屬的機關農場，由專人管理，保證所有蔬菜瓜果絕對無毒無害。
廣東省某廳下屬一培訓考試基地，十多年前就開始僱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進行無害化的種菜、養豬、養魚、養雞鴨。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是人性中比較醜陋的一面，然而它卻不同程度地固化在億萬國人的腦海。
直接或間接地掌控著13億民眾食品安全的官員，尤其是高官，他們享用著在中央部委或省委省政府機關食堂只需象徵性地付費的，有機、綠色，無任何有害成分，絕對安全的食品。而億萬草根階層為了維持生存，每天都要「進口」的卻是躲也躲不掉，不知道添加了什麼東西在裡邊的糧食、食油、肉蛋、豆製品和蔬菜。你有幸沒有遇上毒大米，但保不準吃到含瘦肉精的豬肉；你在為自己長期堅持素食沒有吃到口蹄疫的豬肉而慶幸時，卻在毫無知覺中「進口」了大量含吊白塊的腐竹和地溝油烹炸的食品。再說，你今天沒有買到毒大米，不等於明天或以後長時間內，毒大米不會喬裝打扮進入你家的電飯鍋。總之，對草根階層來說，你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
要使毒食品在中國大陸的肆虐銷聲匿跡，唯一的辦法就是取消特供，讓那些吃特供的人，與億萬草根吃同樣無毒無害的食品。食品檔次可以有高低，但無毒無害不應該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這樣對毒食品進行「結紮」手術，才能使草根階層遠離毒食品，一日三餐不致拿起飯碗總是戰戰業業，不知今天又吃進了什麼致命的「新品種」。這一點做不到，一切都是空談。
二戰期間，美國降落傘的合格率總是維持在99.9%以上。雖然合格率不低，但畢竟不是100%，這就意味著一名飛行員不幸用上了一把不合格的降落傘，將遭遇100%的死亡或傷殘。後來美國國防部向降落傘生產廠下令，傘在出廠時，廠長必須對每批抽樣出的降落傘親自試用。從這以後，降落傘廠生產的降落傘合格率每批均為100%。
這件事充分說明，「事不關己」才會「高高掛起」；如果「事」不僅「關己」，而且與你個人的利益密切相關甚至與你的生死存亡綁在一起，你就不會「高高掛起」了。這是一條鐵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前不久鬧得沸沸揚揚的江蘇無錫市陸勇為病友代購格列衛的事件，也同樣反映了中國大陸看病難、看病貴，和藥價畸高的癥結在於特權等級制度造成的醫療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公，在於黨政高官與草根階層在醫療資源的佔有和享用方面，存在著天壤之別的差距。
陸勇2002年檢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該病服用瑞士生產的名為「格列衛」的抗癌藥不僅可以穩定病情，而且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但需不間斷服用。這種藥品的售價在國內是23500元一盒（每個月需服用一盒）。但是格列衛香港售價是18000元左右，日本是16000元，美國是13600元，韓國只需9700元（均按人民幣計算）。
雖然陸勇是一個小老闆，但藥費加治療費用幾乎掏空了他的家底。
2004年6月，陸勇偶然瞭解到印度生產的仿製「格列衛」抗癌藥，藥效幾乎相同，但一盒僅售4000元。陸勇開始服用印度仿製的「格列衛」，並於當年8月在病友群裡分享了這一信息。隨後，很多病友讓其幫忙購買此藥，人數達數千人。前年9月，「團購價」在印度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
2013年瑞士諾華公司格列衛的專利到期，從而國內藥企開始仿製，但售價在4000元左右，比當時印度仿製藥價格高出了20倍。如果按照這個價格服用，一年僅此藥費一項，就達48000元。在這一即使比過去進口藥低了6倍的價格面前，許多弱勢群體的患者只能放棄治療；另一些患者可能在砸鍋賣鐵購藥以維持一段時間的生命。時間長了，待到無「鍋」可「砸」，無「鐵」可「賣」時，將如之奈何？
為什麼中國大陸人的收入遠遠低於美國、日本、韓國和香港，而進口的格列衛價格卻高於韓國一倍多；高出日本50%；高出美國76%，而長期無人過問？
為什麼瑞士格列衛的專利到期，中國開始仿製，但價格仍然高出印度20倍也無人過問？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
冷酷的現實做出了最好的答案。
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2006年曾公開披露「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和訊網》在2012年轉載了來源於《中國經貿聚焦》2012年12月刊的一篇《特權醫療是最大的資源分配不公》的文章。該中用雲南省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周樂今教授、南京醫科大學副校長黃峻教授、遼寧省糖尿病治療中心院長馮世良教授的親身經歷揭示了高級幹部保健的特權醫療擠佔了原本就極為匱乏的平民醫療服務資源的內幕。
即使被體制外草根階層羨慕的機關事業單位的公費醫療，但如果是機關的一般工作人員，在高校縱然是教授、副教授，也有許多條條框框，有許多項目不能報銷或報銷較低的比例。像多年前的格列衛就屬於此列。然而對於高級幹部，尤其是副省部級以上的，根本不存在什麼能報和不能報，兒女一路綠燈。一些高幹，住一次院，日均發生的醫療費達數十萬元已成常態。不僅如此，而且一人開藥，全家享受，親友沾光，也並非個案。別把這些人想得那麼「高大上」。
掌控著億萬民眾醫療衛生事業大權的高官，他們打幾個噴嚏，咳嗽了兩聲，吃的進口藥也不止一盒瑞士格列衛的價格。魯迅說過「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
在醫療資源的佔有上，那些決定醫療政策，掌管醫療資源分配的高官就是「煤油大王」；而明知有藥可治，但吃不起只能等死，或是像保定農民鄭豔良那樣鋸腿自救的都屬「檢煤渣老婆子」。不過鄭豔良的鋸腿自救「成功」，只不過是幾十萬、幾百萬……分之一的概率。
煤油大王不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決定醫療政策，日均住院費達數十萬元的高官，也不會想到國產格列衛賣到4000元一盒，會使患者傾家蕩產。
特供不取消；黨政高官在醫療資源的佔有和享用不進行合理的控制；以及教育優質資源近乎掠奪的不公平分配等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嚴重缺失，若是不加以改變，什麼「三個代表」、「中國夢」、和諧社會等等，都將是水中月、鏡中花。（有刪節）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