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4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梁博桑尼維爾報導）曲平穿了一件咖色風衣，將頭髮整齊的盤在腦後。沒有人能看得出來，這位河北石家莊紡織工業學校的前校醫已經快六十歲了，並且因為堅持信仰飽經風霜——她於1995年大年初一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雖然在中國大陸遭受過開除公職和數次非法關押，但是她至今不悔。
在南灣桑尼維爾的一座小公園裡，曲平說自己感到很榮幸，當初單純、善良的一念使她走進歷史，成為中南海上訪的上萬法輪功學員中的一員，親身見證了1999年4.25的輝煌。
記者：你是怎麼想到去北京上訪的？
曲平：當時確實也沒有想那麼多，畢竟上訪是合法的，而且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對政府還是很信任的，覺得改革開放都這麼多年了，他們不大可能再像「文革」、「六四」那樣。
我是1999年4月24日上午聽說天津學員被抓的，據說還打得挺厲害。我那時候煉法輪功已經4年了，血管神經性頭疼和胃病都煉好了，但是想不到煉功還能煉出打人、抓人來，我心裡就挺著急的。
當時也有政治方面敏感的人考慮該不該去上訪，我沒有考慮過，我性格比較單純。「六四」我們家分成好幾派，我和我姐都同情學生，覺得政府不能屠殺自己的人民。我姐夫站在政府一邊，我父親沒有表態，但是能看出來他心裡特別矛盾。
我父親是軍人，曾經是國家二等功臣。文革時期部隊派他去管理石家莊公安系統，他暗中保護了不少老幹部，但是文革結束後我父親成了替罪羊，被當作錯誤路線的執行者，離開部隊被趕到地方。從那以後他對好多事情都很迷茫，但是讓我意外的是，四二五這件事，我父親認為我做的對。
記者：上訪那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曲平：法輪功學員的高素質連警察都震驚。剛開始警察真是不了解我們，見到我們非常緊張，非常戒備，身體都是很僵硬的立正姿勢，手裡拿著電棍。九、十點鐘的時候，從中南海大門還出來一輛防爆車在我們面前來回轉悠，裡面戴鋼盔的武警舉著很粗的槍口一直瞄準，拿我們當敵人了。
不過一個多小時以後，警察們就從立正到稍息了，他們發現我們全都站在那兒特別安靜，盡量往裡邊靠，把車道和人行道都讓出來，誰都不說話，就站在那兒默默的等。他們就比較放鬆了，抽煙、扎堆聊天，有的還跑到我們裡邊要《轉法輪》看。他們把煙頭扔到馬路井蓋的小洞洞裡，很多學員用裝食品的塑料袋把這些煙頭都收起來。
那一天使很多人明白了什麼叫「真、善、忍」。
記者：那天晚上你們是怎樣回家的？
曲平：政府派人通知，有10輛大車可以把我們送到保定。我們走路走了2個小時才找到那10輛車，可是車發動以後一直在二環上轉圈，據說在等命令，有好多便衣也在車上。1個小時的路程走了大半夜，凌晨5時才到保定。
到了保定就開始下雨了。車開到市裡一個什麼地方，不少政府工作人員把住車門在兩邊堵著，還說「等了你們好長時間了」。然後就一個一個去登記，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等等。後來我上了石家莊市政府派來的車，回到家裡都中午了。
當時我們根本沒有想過這些對待有多麼不正常，這麼多年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正常。四二五以後我們還照常在點兒上煉功，但是總感覺背後有眼睛盯著，心裡隱隱約約的感覺有點不踏實了。
記者：以後又去北京上訪過嗎？
曲平：去過一次。720以後，各地輔導員站長被抓被打，我們覺得還得去北京，上訪。2001年我又去了。把門的武警說：「來來來，我送你們去一個地方，保證能表達你們的心聲，」接著我們幾個一起去的人就被推上警車，銬回老家看守所了。
我明白上訪已經沒有用了，中國和美國不一樣，高興了答復你個123，不高興了就開槍。我就自己印了很多真相資料向民眾散發。但是政府也不讓發資料，後來我在46歲那年被學校開除公職，還在上海被勞教，我是徹底明白他們是怎麼回事了。
記者：現在怎麼評價「四二五」？
曲平：四二五是一座偉大的豐碑，是和平反迫害的開始，我們其實不是為自己，這是十幾年來我慢慢體會到的。在這個世界上最嚴厲的國家，我們從四二五開始走上了一條人間正道。
四二五和平上訪
四二五上訪事件發生於1999年4月25日，當時有超過1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市國家信訪局所在的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進行上訪，希望政府結束不合理的對待，由於該地緊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央中南海，因此也被稱為「中南海事件」。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以及其他高級官員會見了5位法輪功學員代表，隨後達成協議，得到官方善意的回應，法輪功學員立即散去，整起上訪和平落幕。該事件為1989年六四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民眾集體上訪事件，引起當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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