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5月03日訊】【導讀】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日，由「中國現代史研究所」和《黃花崗雜誌》主辦的，以「中華民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為主題的「民國研討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來自世界各地近百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事業的支持者參加了會議。研討會開始前，《黃花崗雜誌》執行副主編丁毅宣佈，由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創辦十四年之久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組為「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研討會開始後，辛灝年先生率先發表了《國民革命的理由、對像和方略》的演講。隨後，與會者以「中華民國」為主題，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民族、文學、教育等方面進行了回顧和探討。下面是著名作家馬建的發言，題目是《民國文化與文學精神》。
一、中華民國時期的文化特質
中華民國的文化有兩個特質。從1911年開始，整個民國時期的特質其實就是「戰爭」和「革命」。這兩個特質導致了中國人的心態，而這個心態也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發展。從甲午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人凝聚在一起的一個東西其實就是「國恥」，這種「國恥」喚醒了民族意識。你會發現，從那以後，我們會經常聽到一個術語，就是國家是一個「大我」，個人是一個「小我」。
我也經常聽到老一輩人常用的一個詞，叫做「報國」，這個「報國」的意思跟岳飛的「報國」意思差不多。但是在民國時期這個「報國」確實是不一樣的。因為資產階級的各種思潮已經進到了中國，個人的意識已經慢慢的越來越大，這種意識的成長其實也是走向現代化、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基礎。
其實，中國共產黨是緊跟著國民黨一起長大的。這個文化特質導致了我們也沒有辦法分出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因為毛澤東而變成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我們也不能預測，如果當時是陳獨秀可能就變了，都沒有辦法預測。但是就是有一點，文化特質確定了我們的時代。
那麼為甚麼民國如此的「混亂」？又如此的發達？大家知道，我們喜歡的作家或我們喜歡的所有民國時期的人物，在大陸現在通常都叫「民國范兒」，像這些人出國的很多，他們大都有在海外留洋或留學的經歷，當然也包括孫中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比如說在芝加哥大學的陳夢家夫妻，他們學了比較文學之後從芝加哥回到中國的時候還要帶上一個巨大的三角鋼琴。這種現象讓我們聯想到，他們其實是把一種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意識帶到了中國，而恰恰是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無論是我們的儒家文化，還是到了清代，所有的歷史，個人從來都是國家的一部份。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會發現，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民國時期最尖銳的文化就開始衝突。衝突的點當然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個點，我認為就是從秦之後中國的儒家文化一直面對著攻擊和面對著去保守，這個攻擊是很大的，因為有了這個攻擊，所以共產黨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恰恰利用這個，喊出所謂「打倒孔家店」。「孔家店」有甚麼不好？但在當時的社會它是被另一種文化衝擊的對象。
這種文化影響了很多作家。大家可能都讀過很多像徐志摩啊，魯迅啊等的很多各種各樣的書，其實都在這個主題下探討，儒家文化到底能支撐我們的這個民族撐到多久？在當時來講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可以說「打倒孔家店」變成了大多數中國人進攻的一個方向，這也給了中國共產黨有了擴大地盤、擴大思想領域的一個機會。
民國，其實不僅僅是代表一個國家文化，它一開始作為革命黨的出現，不僅僅是要革清代的命，也是要革中國的命。這個革命當然有一個基礎，它必須跟中國文化有一種結合。
我住在倫敦，十月一日因為香港「占中」問題，有三千多在英國的香港人包圍了英國大使館。那天我趕去之後做了個演講，我指著我身後的大使館的三樓說：大家知道嗎？這後面的三樓，當年清政府曾經把孫中山關在那裏十三天。現在我去敲大使館的門，他們不開，而且他們拒絕我進入中國。你們有沒有發現，歷史恰恰就是這麼嘲弄。的確很多學生並不知道，現在的大使館跟當時清政府租用的地址是一樣的。孫中山關在那裏十三天，到了十四天的時候收到了清政府從國內發來的電報，說務必把孫中山押送回去。當時清政府已經花了幾千英鎊租了一條船，給他做了一個木籠子，要把他變成一個精神病運送中國回去。但是正好接到文件的時候，孫中山已經被釋放了。如果他們成功的話，這一天，中國的歷史可能是另一個歷史了。所以我對那些挺「占中」的三千多香港同胞說：香港可以回歸，但香港人不能回歸。因為他們可以收回這個國土，但他無法收回民心。
二、中華民國時期的作家和文學
今天大家到這裡來，可能更多的是討論革命和政治問題。我的主題可能會引到談一下文學。為甚麼要談民國的文學？ 我想大家可能討論民國回歸、光復的問題，都有可能從文學的角度沒有去看。我想把民國的文學給大家介紹一下，大家可以從文學的角度再去看一下那個社會。
中國共產黨1949年之後，其實消滅了民國的文學。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告訴魯迅的朋友，如果他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應該是在監獄裡。不只是魯迅，沈從文還自殺過。其他的作家，可以說是除了老捨寫了一部《龍鬚溝》之外，剩下的作家像趙樹理，他們也頂多寫寫甚麼《金光大道》類似這樣的「文學」，嚴格的講那根本不是文學。
但是大家回顧一下，其實這些作家當時都是民國的精英。為甚麼說他們是精英呢？因為在他們的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是最發達的一個時代。無論是徐志摩的詩，還是魯迅的小說，我們都能會發現，現在的作家，我還沒有感覺到他們能夠寫得出來那樣的作品。在那麼龐大的一個文學繁盛的時期，作家為甚麼能夠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大家知道，在那個時代作家分出了個「左翼文聯」和「右翼文學」。這些「左派」的作家們，人不是壞人，他們想的就是為大眾寫作，寫出中國人民的疾苦，這些都沒有問題。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一部電影叫《蕭紅》，蕭紅和蕭軍他們就是典型的「民國范兒」。 從中大家可以看得到關於民國的其中一部份。當時魯迅也屬於「左翼文聯」。在當時的社會，他們跟所謂的「新月派」或「南國社」的文學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時「右翼」文學派也沒有見得在歌頌民國，但是他們在寫一些花香、雪月，寫中國的詞彙之美。而「左翼文聯」描寫的就是大眾的苦難、國家的變化、民族的恥辱，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對於我們的倫理道德的一種批判。這個群體，我認為應該就叫「延安文學」。「延安文學」比較可怕的一點，它被毛澤東當成了一種工具，而且這個工具非常好用。民國之所以被打敗，「左翼文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們用一支筆，他們罵國民黨，他們從文化戰線把民國政府給埋葬了。
而堅守的那一批人像胡適啦，還有一批人，他們最後到了台灣。這就是民國文學最大的一個裂痕，一個是左，一個是右。導致我們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左翼文聯」對於消滅或驅趕民國起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多數的文藝青年跑到了延安，多數的文藝青年最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左翼文聯」的鼓勵和鼓舞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流亡台灣的民族文化和現代文學的表現
當這一批帶著民國特質、帶著民國文化意識的作家到了台灣之後，他們帶去了甚麼樣的文學？大家可能也沒有太注意台灣的文學；我曾經在那裏呆過一個多月，見過很多作家，我大致知道他們的一種經歷。
在五十年代，其實台灣的文學是以反共、復國、懷鄉、思念、復仇、戰鬥作為文學的主題，這批作家主要寫《愛與仇》啊，《孟良崮風雲》啊，《黃海之戰》啊，當時他們也成立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號召要寫「國防文學」。這個文學其實是國民黨的一種延伸，或者說國民黨意識形態的一種延伸，它其實已經背離了民國的文化。民國的那種多樣化，那種可以闡述人和社會的一種關係的作品，通通在五十年代消失了。所以說戰爭和革命影響了作家。
六十年代，台灣的民國文學，我只能提到一個最有名的叫王文興，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他的作品。我是因為有一次正好他在德國一起講學碰到一起，我跟他談了很多。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節，我就問他，你的小說主要在寫甚麼？你想表達甚麼？因為我發現他的小說裡面有個主題，用一個現代的詞叫「逐父」，通俗點兒說就是趕走爸爸，把爸爸流放，讓爸爸出走。
反過來說，這些大陸過去的像白先勇、黃志明他們這批作家，他們本身到了台灣也是一種流亡，也是一群流亡作家，但是他們流亡的目標是在大陸。在他們的作品裡邊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毀或者墮落。比如說，大家看白先勇的小說，有同性戀、有逆子，總之他把這種責任、把這種流亡的責任推給了他者。這種思維導致台灣的文學到了六十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浪潮。從台灣的作家來講，這就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在這種大的背景下，我們很難找出一個真正的民國文學的價值觀念。我們只好又回到了三十年代。
在台灣現在大家看到的年輕的諸人，他們的這些小說，他們已經跟流亡意識沒有關係了。而這批老的作家，我也沒見到他們還能寫出新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像我的朋友像陳若曦他們，沒有發現他們寫出甚麼新的作品。他們回到大陸之後，他們的回鄉情結已經結束了，所以我發現他們的創作能力也跟著結束了。這種流亡的結束導致了台灣今天的文學風格，但是今天的這種文學風格，我不認為是一種民國的風格。
四、文學要反映時代
我們回到民國的文學風格，它還是一種個人對於傳統的反抗。這種思想資源從哪裏來的？大家注意了沒有，我們長大的這些人讀過的所有外國人的作品，其實都叫「翻譯文學」。可以說每一個從海外留學回去的作家、教授，他們都承擔了翻譯。我們讀到了泰戈爾，我們讀到了托爾斯泰，我們讀到了所有的英美文學，都是翻譯文學。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民國文學是翻譯文學的一部份，他們用的很多的詞其實都是翻譯過來的。
大家經歷了這麼一個階段，叫做「白話文文學」，這個時代到現在還在延續，但是用一種準確的術語來說，中國現代文學經歷的源頭非常短，甚至我們還要短過日本。因為以往我們的「白話文文學」的歷史是很短的，大部份都是文言文。進入了白話文，白話文直接跟翻譯文學產生了一種關聯。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就會發現，它其實很多是外來的思維。這種外來的思維，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種真正的活在當下的人們的心態。到了我這一代作家，我們才發現，我們的語言其實非常蒼白，我們的遣詞造句不得不又回到過去的文言文時代，從那裏頭挖掘。
這個過程，導致我們對現代文學的這樣一種新的理解。這個理解就是，民國的文學表達的是那個時代的生活，我們沒有辦法用它那個語言進入到我們這個時代。我本人當然像沈從文的小說是非常喜歡的，我也覺得他描寫的一種山村、小鎮也都描寫得很好，但是，他描寫的那個時代的人不存在了。我沒有辦法找到有「民國范」的女人，我也沒有辦法找到沈從文筆下的山城。所以在我的小說裡邊，我要描寫的是大家，是你們坐在這裡的人，你們穿的衣服，你們吃飯的動作，你們的所有的舉止，你們的想法，從哪裏來的，你們為甚麼會那麼想問題。所有這樣的語言，其實都沒有跟民國的文學發生關係。它變成一個歷史，它沒有辦法讓我們應用到今天。
我覺得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就是民國時期的女作家。今天為甚麼就這個機會來提民國的女作家？因為我發現，在讀她們的作品的時候你會發現，她們的媽媽還是裹著小腳，而她們其實都是放開了大腳直接走到了中國文壇。她們經歷了中國從「封建」一點點轉化來的過程，所以你從她們的作品裡面就會慢慢的讀出民國文學的一個轉換。
大家注意這個轉換。在座的有沒有讀過、喜歡張愛玲的小說？她雖然是一個上海作家，但她的語言是很強烈的民國語言，她描畫事物的一種細節，包括她對這種人物的心理的描述，這是在中國過去的小說裡還都沒有出現。
五、文學與政治
1989年發生了那麼重大的事情，我寫了一本書叫《北京植物人》，1989年的整個過程，我都寫在了這個故事裡面。但我發現，在一個現代小說裡面，已經不能影響到這個時代了。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因為這個時代裡的人們，他們第一不喜歡革命，第二不喜歡政治。我的這本書在全世界以三十七種語言發行情況下，包括中文版，但是讀者是極其少。這是一種非常讓我沒辦法理解的文化現象。我們以為，文學是純文學，是不應該介入政治的。但是我們忘了，其實我們還是處一種在政治控制一切的時代，我們的文學不用文學去反叛政治，那麼政治就來干涉你。
本來政治是文學的一個工具，非常悲哀的是，文學最後變成了政治的工具。我一生一直在奮鬥的，就是我一定要讓文學成為文學本身，一定要將「文字獄」推倒。文學和作家不能成為任何政治的工具。因為，一旦你成了工具，無論你是「左」，還是「右」，你都逃不出來它的控制，因為你沒有辦法表達你對社會的看法。一旦你這方面缺乏了表達，你的文學也就失去了意義，你就變成了它的工具。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民國的革命也好，民國的復興也好，它必定帶動一種文學現象，這種文學現象必須包含政治，必須包含革命，必須包含對這個時代的真實的想法，否則的話，文學也是走投無路的。謝謝大家。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
視頻來源：「透視中國」製作組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