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領袖蔣介石》前言——探尋真實的蔣介石

《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3)生逢亂世

作者:袁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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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於蔣公介石的反思

十四年烽火硝烟,浴血拼殺的抗日衛國戰爭,感天動地,鬼泣神驚,隨著時光的流逝,如今已成歷史;作爲抗日領袖的蔣介石業已作古,成爲一位漸行遠去的歷史人物。在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面對這位現代史上爭議巨大的蔣中正,理所當然,後人應該進行一番公正的反思。

(一)「名」「字」之源

反思之前,先說說中正、介石這四個字。中正是蔣介石的名,介石是蔣中正的字。印象中,「介、石、中、正」四個字似乎有個出處,好像是《易經》,可一時又想不清楚,查閱《易經》,方知「介、石、中、正」四個字出自《易經》「豫卦第十六」。

「易經•豫卦第十六•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意思是說,正直而不同流合污的品德堅如磐石,還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明白了歡樂愉快的深刻道理,能守正必獲吉祥。

「易經•豫卦第十六•<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意思是<象辭>說,還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明白了歡樂愉快的深刻道理,能守正必獲吉祥。這是因爲能居中守正,在歡樂中既不過分,也不會不滿足,因而獲得吉祥。

至於說蔣公的名和字,是否是從《易經•豫卦第十六》中的來源而定,我們無從知曉,這也許只是我們讀書中的一個巧遇,也許只是事物運行中的一次偶合,自當聽由仁智自見罷了。

誠如《易經•豫卦》所言,「中正」、「介石」二詞,深含正直堅强、歡樂吉祥之意,但反觀蔣公一生,却是正直堅强有餘,而歡樂吉祥不足。

(二)生逢亂世

蔣介石生逢亂世,雖心懷中正、介石之志,但所處的歷史境况不佳,還是鑄就了他艱辛而坎坷的人生。

蔣公生於公元一八八七年,正是滿清王朝國勢日衰,西方列强頻頻入侵的年代,他大概從記事時起,到求學的青少年時代,所看到的中華大地,儘是滿目瘡痍,苦難民生。

一九O八年,二十二歲的蔣介石走出國門,東渡扶桑,看到了外部世界,他的第一感受是「 騰騰殺氣滿全球」。回眸自己的祖國,在滿清貴族集團的統治下,體弱羸瘦,若風中之殘燭,可悲,可哀,又可怕,「力不如人萬事休」啊!遂立下宏志大願:「光我神州盡我責」,而對於個人並無所求,所以發出「東來志豈在封侯」的感慨。

蔣介石在東京結識陳其美,經其介紹加入同盟會。一九一O年在東京初謁孫中山,傾談國事,孫中山聖哲識英杰,贊許蔣介石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從此蔣公成爲三民主義的虔誠信徒,成爲孫中山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繼承人。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蔣介石接過國民革命的大旗,承繼國父四十載未竟之革命事業,努力奮鬥五十年,用盡一生心血。

(三)無端抹黑

蔣公擔負中華民國大任之際,面對的是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其中包括共産黨的工農紅軍。軍閥同國民政府之爭,是權利地位之爭,共産黨同國民政府之爭,則是意識形態與政柄之爭,而意識形態之爭則隨著有關文化傳承、思想體系、道德倫理的存廢而展開。蔣介石完成北伐,以不同方式協調各路軍閥,實現中華民國的第二次統一,但同共産黨之間仍是一條鴻溝。

蔣介石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歷史人物呢?在中國的現代史上他的地位、名譽、人格、道德操守衆說紛紜,褒貶不一。數十年來,在現實生活中,蔣公的形象一直被定格在:中國當代最大的獨裁者,國民黨反動派的總代表;萬惡舊社會的總根源;聚斂財富,形成四大家族;日寇侵華時期,積極反共,消極抗日,躲到峨眉山上享清閑。……

在輿論平臺上,陳伯達一本政論性的小册子《人民公敵蔣介石》,唐人一部胡編亂造的小說《金陵春夢》,把蔣公醜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廣大國人對於歷史的真實狀况無從瞭解,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鸚鵡學舌,人云亦云,聽到別人咋說,不加思索的也去咋說。强大的輿論攻勢,加上「戈倍爾」效應,被惡意醜化的蔣介石,便成爲了一代、兩代、甚至三代、四代絕大多數國人的固化認知。

(四)近世共識

好在蔣公的人生步伐與中華民族歷史的步伐同軌並行,蔣公的人生軌迹,通過他金戈鐵馬,烽火硝烟的生活歷程,已深深地鑲嵌到中華民族歷史的軌迹中,閃光的軌迹史實,慢慢地撥開了「輿論攻勢」與「戈倍爾效應」的濃厚烏雲,顯露出蔣公光照千秋的人生本色。

近年來,不少民間歷史研究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公畢竟是一位中華民族現代史上的政治、軍事方面的風雲人物,在半個多世紀的戎馬生涯中,爲國爲民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如今比較一致的共識匯總起來大致爲如下三個方面:

1、調和鼎鼐,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實現國父遺志。
2、領導全國軍民,堅苦卓絕,打敗日寇,贏得抗日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
3、據守臺灣,捍衛中華血脉,傳承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道德、思想、文化與精神之文明。

當然,這三個方面只是一個總體的框架概要,蔣公一生的卓著功勛博大豐富,有待歷史學者們分頭去研究補充。

(五)救國建國

「抗戰救國、抗戰建國」是蔣公領導抗日衛國戰爭的整體「政略」思想指導,抗擊敵寇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於前,戰勝敵寇,建設中華民國於後。其實抗戰、建國兩樁大事,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則是同軌並行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一九三八年三月,蔣介石即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制訂了《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向全國軍民表達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决心與堅定意志。

蔣公篤信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國父手訂的《中華民國建國大綱》,就是蔣介石抗戰建國的總體藍圖。建設中華民國,步驟:軍政、訓政、憲政;目標:民族、民權、民生。

原本北伐完成,全國統一,結束軍政,進入訓政,爲實現憲政搭橋鋪路。不想日寇侵華,戰爭爆發,全國不得不再度進入軍政時期,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軍政、訓政同時進行,一旦抗戰勝利,即刻轉入憲政時期。

很明確,蔣公要建成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完全實現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民主憲政的國家。那麽,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裡的人民,應該是個什麽樣的素質水平呢?這便是當年蔣公開展轟轟烈烈新生活運動的張本。民國二十四年,蔣介石在出席中央黨部 總理紀念週時在題爲「做人•革命與建國之大道(上)」的演講中說:

「我們要完成革命,第一個要訣,就是要將我們人類自天所賦的靈明無蔽,公明無私,光明正大的德性,修省發揚,隨時隨地切切實實的表現於我們一切言行動作之間而毫無虛偽。所謂『明明德』的基本工夫,就是要『存誠』。而『存誠』的第一要務,就是『毋自欺』,也就是要『慎獨』。我們講修德立業,擔當革命的大任,決不是口裡說:或是在人家所看得見的場合,做做樣子;到了人家看不見的地方,又做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遵照中山先生的教誨,蔣介石向國人强調切實貫徹「大學之道」的重要性,他說:

「大學之道是以『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三大綱領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項條目為內容,實在是本末兼顧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的大道。簡言之,就是進德修業,克己修身和救國救民救人救世的革命之學。革命不是祗憑血氣之勇與一時的努力所能成功的,我們如果不照著革命的道理來做,無論如何革命不能成功,國家不能建立;反之,只要我們照著革命的道理來做,無論怎樣艱钜的革命事業,一定可以完成;無論怎樣貧弱的國家,也一定可以復興!」

由此可見,蔣公理念中中華民國的國民應該時時做到:自天所賦的靈明無蔽,公明無私,光明正大的德性,修省發揚,隨時隨地切切實實的表現於我們一切言行動作之間而毫無虛偽,這是抗戰建國的道德基石。至誠則為抗戰建國的原動力,要誠於內以養成智信仁勇的德性,誠於外以確守禮義廉恥的規範。循此基石與規範,堅韌不拔,展開抗戰建國大業。

(六)追求民主

在同日寇大型會戰接連不斷,烽火連天的歲月中,爲了建立民主政治,蔣公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三四月間,部署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决定成立「國民參政會」,作爲我國在抗日戰爭時期各黨派參政議政的國家機關。

國民參政會於同年七月正式成立,距全面抗戰爆發僅僅一年的時間。

七月六日國民參政會舉行首届第一次會議,蔣介石在開幕典禮上的講話中强調:當此寇軍深入,强敵壓境之時,國民參政會諸君能集合一堂,在此時開會,這在民國歷史上實有最重大的意義,尤其是在抗戰建國的進程中,參政會的工作更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們國民參政會成立最大的意義,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對侵略的勢力作殊死的鬥爭,以求得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希望各位先生盡心盡力,團結全國的精神,統一全國的意志,合全國四萬萬人之心爲一心,合四萬萬人之體爲一體,集結整個國家全部的力量,來迅速完成建國的大業!我們國民參政會,不是一個臨時的議會,而要乘此抗戰時期,藉參政會各位先生的努力,爲國家建立一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礎。

從此,國民參政會隨著抗日衛國戰爭的步伐,展開了抗戰建國的前期準備工作。
民國二十八年(1939)二月,國民參政會舉行第三次大會,二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閉幕辭中强調:

「本會的歷史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尤其是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這一點中正在第一次開會的演詞中,已經提到了, 總理倡導三民主義,其民權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國的人民,如果不能關切他們自身的幸福,管理他們自己共同的事務,就是說:如果人民不能積極參加政治的話,他們就不能造成強固的國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量最鞏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築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的利害為利害,以人民的視聽為視聽, 總理的民權理想,是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古今中外,理無二致。」

在炮火連天的戰爭歲月裡,抗戰建國兩樁大事,要同時做好,卓見成效而無偏廢,關鍵在於妥善處理好軍事與政治的關係。民國二十九年(1940)三月四日,蔣介石在中央人事行政會議與各部隊參謀長會議上告訴大家:

「講到以後建國的工作,雖然是『百端待舉,部門繁多』,但挈其總綱,不外乎軍事與政治——其他一切經濟教育文化等皆可包括於政治之中。關於軍事,由於我們過去兩年半的努力,現在既已獲得了勝利的基礎,今後就更要在一面作戰、一面建軍之途邁進!但就整個形勢來看,我們國家目前顯已由單純的軍事抗戰轉入到政治建設時期,以後真是『建設創造重於戰爭』,而政治尤重於軍事,從前許多人的心理,以為現在正在抗戰,一切事情都有軍事機關來負責辦理,我們無論到戰地或在後方若不是直接擔任了軍事抗戰的工作,其他一般工作與事業都不妨從緩進行,甚或暫且停頓,這真是誤解了『軍事第一』的真意義,這實在是絕大的錯誤!要知道:『軍事第一』並不是『軍事唯一』,在過去兩年半之中,無論中央與地方,如果各級政府或機關都能像軍事機關一樣努力進步,那末,必不致如現在這樣事業缺乏效能,沒有表現!甚至荒廢空虛,完全陷於停滯!我們抗戰建國本來是要同時並進的,而抗戰的目的,更是為了建國,因此,我們越是在抗戰的時候越要加緊建國的工作,這樣纔能達成我們所負時代的使命!尤其到了現在,軍事時期,既已過去了一大半,而國家建設,已迫不及待,從此大家更要徹底排除過去那種錯誤心理,及時振作,及時努力,竭智盡忠來發展我們各人所主管的業務,以促進一切政治建設,而首先要改造全國各機關,使能成為真正現代化的國家政治機關!這是我們全體文武同志今後所應負的責任,而尤其是我們中央五院同仁所應急起直追,率先倡導來切實作到的!

……

更有一層要向大家講明的:我們現在的責任,要抗戰同時也要建國。我們的建國從何處著手?總理曾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我們當然要以民生需要作為我們實行建設的目標。但是達成這個崇高的理想,我們必須整個遵循我們 總理的遺教。 總理遺留給我們兩部最重要建國的典則,就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因此我們要努力革命建國,就組織機能來說,就是要建設一個五權憲法的政府,就一貫目的來說,就是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換言之,如果不能實行五權憲法,就不能完成三民主義國家的建設,我們今天在場的各位負責同志,一定要知道,如果這兩個大典則我們不能切實遵循,那我們所謂革命建設,都是假的,我們自己不僅作了黨和主義的叛徒,而且成了國家與民族的罪人!我們現在都知道實現三民主義是我們的責任了,然揆之實際,我們的政府,是否已真正成為五權憲法的政府?這一點,我們就很難作肯定的答覆。我們革命同志和革命政府的官吏,尚且不能尊重五權憲法的遺教,我們如何能立信於人民,昭示於世界?我們又如何能真正促進建國的完成?所以從此以後,我們黨政軍負責同志必須以切實完成五權憲法的政府組織,並充實其業務,發揮其機能為目前最急要的任務。……將五權憲法的政府組織,真真實實建立起來,在實行憲政以前,確立良好的規模,而後 總理垂示我們的政治寶典,纔能真正實現,以奠立中華民國長治久安之基!」

(七)推崇憲政

國民參政會最大功能,即集思廣益,著手制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提交國民大會審議通過。民國二十九年(1940)四月,蔣公在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閉幕詞中講道:

「…… 關於實施憲政 我們這一次會議對於憲法草案大家都開誠佈公,盡量發表意見,討論十分熱烈,雖因時間所限,未曾得到一個結論,但我們同仁在會後一樣的可以繼續研究,以底於成,本會當將期成會草案和各人意見併送政府,待國民大會來採擇,來作最後的決定。本人前兩天在會議中間曾簡單發表所見,現在再要申述幾句話,我認為憲法本身是否完美,是一個問題,而能否實行,又是一個問題,而且行憲的人,亦是一個問題。各位須知我今日所謂行憲的人,並不是指政府單方面而言,我對於行憲的意見,一方面政府固要負起行憲的責任和能力,而[另]一方面人民本身更要有行憲的責任和能力,本人現在兼理行政,我前天所發表的意見,並不是站在行政當局的地位,怕政府為了憲法而受到束縛,這正與諸位大家對於憲法意見,發揮各自主張,熱烈的討論,是一樣的。這並不是為我們現在自身有所打算,我們完全是為將來的國利民福作打算。我個人盼望憲法成立,不是一年兩年了,十年以來,一貫的主張,就是盼望的憲法能及早頒佈實施,但我的衷心,完全是一張白紙,絕沒有一些成見;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憲法頒佈以後,尤其是開始的十年二十年之間,要它能行得確實,行得順利,沒有窒礙也沒有糾紛。我們民國成立快要三十年了,我們國家不能踏上民治的政軌,而且頒法毀法,起了無數的糾紛,我們今天在場的,有許多同仁都是親歷其境,而且親受這個痛苦的,我們大家都負有行憲的責任,我們不能忘卻過去三十年的痛苦經驗和教訓,更不能忘卻全國人民為憲法問題所受無窮的痛苦,和我們國家所受無限的損失。因之我們今天決不能隨隨便便的訂一個憲法,使國家再受損失,人民再受痛苦!所以本席要誠懇貢獻兩點:

1、制憲一事,要完全替國家人民真正利害作打算,我們不獨應注重過去,還要顧及現在和將來。對於過去,我們要注重我們國家的歷史和一貫的國情,借鑑於民國以來痛苦的教訓;對於現在,我們要顧到抗戰建國的實際環境;而同時對於將來,我們更要顧到憲法頒佈後十年二十年內未來情況與國家民族百年久遠的大計,為憲法立定良好的基礎。對於如何充實民族自衛力量,如何發展人民全體幸福,如何鞏固人民真實權利,都要很周詳的考慮及之。我常說行的意義,最要緊的是篤實,總要使沒有一條行不通,纔能立憲政不拔的基礎。

2、我們既要造成中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對於我們 國父孫先生的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精神,是絕對不可違反的,我們既然一致擁護我們 國父的遺教,就要體會到『權』與『能』分別的精義,和五權制度創作的真意,絕不可以有抵觸五權憲法的規定。如果有認為一時不能做到而要待逐漸充實和逐漸改進的,那我們當然要有暫時變通的權宜,但切不可以對三民主義有附帶的條件,也不可以違反五權憲法精神的條款,規定於憲法本身之內。因之我認為憲法的規定,要盡量適應事實,要注重我們不成文的許多事例,所以條款不宜過於繁密,而且要富有彈性,更要使條條都能實行。」

民國三十二年(1943)九月十八日,蔣公在重慶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開幕詞中告訴大家:

「……關於促進民治實施憲政,本為國民政府多年一貫的主張,自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以來,五年之間,政府既屢有表示,參政會亦迭有建議,憲政期成會諸君之熱心努力,實為切望建國完成的表現。現在十一中全會對於提早完成憲政,已有具體決議;規定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並決定施行日期。政府自當依此方針,悉力以赴。
……

各位參政員先生:這一次大會舉行於我們國家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重要時機。我們確實已臨到了勝利的前夕,但我們必定要經過一段比以往六年更艱難更困苦甚至更危險的時期,而後纔能獲得澈底的勝利。在這種千鈞一髮的時期,我們全國同胞真應該萬眾一心,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祗有大我,沒有小我,親愛精誠,協同奮鬥。而這就有賴於我們國民參政會為之表率為之楷模。希望各位在這次大會之中,對於當前要計,充分研討,盡量貢獻,務使六年抗戰,克竟全功,而建國規模,亦於此時奠立,政府自必虛衷採納,以利國家,本席個人亦佇待嘉言,藉資匡正。總期同德同心,努力奮鬥,湔雪九一八之恥辱,達成我們驅除敵寇收復失土及拯救東北同胞的使命。敬祝貴會的成功。」

民國三十四年(1945)七月,第四届國民參政會議在重慶召開,會上蔣公再次强調:

「我們參政會最重要的使命,是在建立國家民主憲政的基礎。建設我們中國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所以今後國家前途的成敗,民主前途的有無窒礙,我們參政員諸君實在要負大部份的責任。唯其各位的責任如此重大,因之一般國民所責望於諸君者,也非常的迫切。……參政員諸君都是知識份子,亦是社會的中堅,要領導國民,輔助政府,使我們走上建國的道路,不僅要提倡公道和正氣,尤其要有定見,有卓識。就是要知道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危險,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安全?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困難,什麼是國家真正的坦途?總而言之,就是要真正知道如何使我們中國能成為三民主義的現代國家?有了這種卓識,還要有堅定不移的願力,不見異而思遷,不畏難而退縮,不以一時的阻礙而放棄其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這樣纔能達到我們抗戰建國的目的。參政員諸君大多數都是社會各方面的領袖,過去都曾經擔負過一部份的責任,一定痛切的感覺到:國家如果沒有憲法,不實行憲政,乃是國家真正的危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為止,十七年之中,干戈擾攘,社會紛亂,人民流離痛苦,國家受到無窮的損失,此其原因,都是由於憲法未立,憲政不行,政府與人民,都沒有根本大法可資遵守,於是形成了我們中國俗語所謂:『無法無天』的現象。這一段痛苦的經歷,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諸君是沒有一個能夠忘懷的!因此本席認為我們參政會與政府今後主要的工作,一方面固然是要領導人民,爭取抗戰的勝利。而同時尤必須趁此勝利之前夕,制頒憲法,實行憲政,為國家立百年之大計,使政府與人民都有共循的途徑。如此,則抗戰勝利之後,其他物質建設,纔可以事半功倍。關於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問題,昨天已經提交參政會討論。有少數參政員,抱著一種主張:以為如果召開國民大會,恐將造成國家的分裂,我們為避免國家的分裂,毋寧緩開國民大會。這種主張,當然是基於愛護國家的忠誠。不過我們如果研究問題的根本,就可以知道國家如果憲法不立,憲政不行,政府與人民的權限和義務,沒有具體的規定和標準,以致政治沒有軌道,社會不能安定,則一切的建設都是徒託空言,而國家的危險也就無過於此了。」

蔣公完成北伐,在北京碧雲寺拜謁中山靈,祭告總理之後,即把精力放在中華民國的建設事業上,但因日寇侵華,建設中斷。我們從上述有限的幾次講話中,不難看出,蔣公在與倭寇拼命厮殺的同時,仍時時心繫建設大業,建設的中心在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民主憲政。

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閱讀這些文獻史料,猶如在靜靜地聆聽當年蔣公的演講,深感句句皆爲「居家度日之語」,篇篇都是「富民强國之論」。面對國人軍民,語重心長,諄諄道來,餘音繚繞,情深無限。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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